内达夫看到士兵闯入民宅，见什么拿什么。吉泰也在现场，却僵在原地。埃尔阿德则对摧毁村庄感到厌恶，并发誓不会再回去。托默还请求朋友们，不要让任何军官在自己的葬礼上讲话。奥尔则停止携带手枪，担心自己会伤害自己。
这5名士兵背景各不相同。他们有人在正规军服役，有人在预备役服役；有人属于步兵，有人属于装甲部队；有人已经为人父，有人刚从高中毕业；有人去过宾特朱拜勒，有人抵达过利塔尼河一线。
‘想挑什么就挑什么。’他们会这么说。能抢的东西根本抢不完。“我们所在的村子里有很多富人，到处是带游泳池的别墅、豪车和珠宝。每栋房子里都有值钱的东西。我们闯进屋子，先胡乱开枪把门打开，然后搜查。等确认周边安全后，真正的任务才开始——找值钱的东西。“一开始只是拿些小东西，后来越来越夸张。士兵们把地毯、自行车、椅子、烤箱，甚至整间储藏室里的东西都搬上‘悍马’车。
连据点里的洗衣皂，都是从黎巴嫩拿来的进口货。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能看到士兵在村里走动，手里拿着民用物品。看上去，这才像他们的主要任务。”“多数高级指挥官根本不在意这件事。就连营长来视察时，士兵们也照样抢，他完全不管，装作什么都没看见。有一次，营长打电话来说：‘提醒你们一下，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必须保持作战戒备。如果有人进商店拿东西，开门时一定要非常小心，里面可能有脏东西。’
“这是当时普遍的态度——抢没问题，别让人受伤就行。大部队从没试图制止我们，边境通道上也从来没有宪兵出现过。“我得承认，一开始我并不在意，但时间一长，我越来越觉得不舒服。我来这里是为了保障北部居民的安全，不是来偷东西的。我试着和士兵们谈，和他们讨论，但没人听。
还有人说，反正这些东西最后都会被毁掉，那就没必要把值钱的物品留在那里。“我也跟一名军官提过这件事，他叹了口气，说自己也很反感。但他又说，‘现在兵力不足，很难去责怪那些已经在预备役待了400天的士兵。’那种感觉就像，以色列军队变成了维京人的军队，允许士兵靠抢掠来获得补偿，好让他们继续打下去。“媒体曝光后，他们给我们打了电话。
连长说：‘这里发生的事，就留在这里。’几个小时后，他走进仓库，把里面的东西全砸了，免得士兵再找到可抢的东西。所有人都很愤怒，却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可他们每次回家，后备箱里都塞满了抢来的东西。我们据点里摆着从黎巴嫩搬来的沙发，证据到处都是，但所有人都逃过了追责。”“我记得自己意识到再也撑不下去的那一刻。那是在3月底，我们住在宾特朱拜勒的一栋房子里。雨一直下，没有暖气。
寒气钻进屋里，和军装上的汗混在一起。我不停发抖，试着用围巾遮住脸，也没用。我记得自己哭了，但哭得很轻，不想让别人听见。我太累了，动都动不了，也睡不着。到处都是老鼠，爬到我们身上，我们却几乎无事可做。“第二天早上，我请求连长让我留在据点，不要再出去执行任务，但他拒绝了，还说：‘你傻吗？你不能待在这儿，所有人都在往前推进，别胡说八道了。’其他人都笑了。我觉得受到了羞辱。
那时我没有试图逃走，也没有想回家，但我已经陷入了危机。“我的朋友们都冲了出去，只有我僵在原地。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子弹像雨点一样打过来。我感觉自己快疯了，也不知道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几天后，我们又遭遇了一次交火。几名恐怖分子向我们开火。我的朋友们立刻猛烈还击，只有我僵住了。我想躲到一堵墙后面时，一只耳塞掉了。
枪声密集得可怕，我开始大口喘气，感觉自己快失去理智。一个朋友试图跟我说话，但我根本听不懂。他抓住我，把我推到一栋建筑后面更安全的地方。
事情结束后，我才知道我们有很多伤员，其中3人伤势严重。我感到很内疚。“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消化发生了什么。他们一直朝我们开火，炮弹、火箭弹不断落下，爆炸声没停过。后来又开始有无人机。这更让我们害怕。我根本无法停止抬头看天。离开那栋房子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几个小时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理解一个没有爆炸声、也不用害怕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父母感觉到我出了问题，问我需不需要什么。但我没有勇气把心里的事告诉他们。他们本来就已经很担心我会出事。我母亲说：‘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我妹妹也对我说，只要我不在，她就一直哭。这让我很受触动，也让我心碎。“后来我们再次进入那里，我要求见安全官。
但他们一直拖延，说这件事很棘手，让我等。我感觉四周越来越逼仄，自己已经待不下去了。我开始讨厌所有人，也觉得自己非常孤独。最后，他们终于带我去见了他。“他问我是不是想伤害自己，又告诉我应该学会深呼吸。这让我觉得非常敷衍，仿佛他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我回去继续作战，而不是治疗我、帮助我。谈话结束时，他说建议我再在外面待一晚，然后回去。
他还强调：‘保持持续作战能力很重要。’我试图解释自己已经做不到了，但他说：‘两周后我们再见，看看有没有好转。’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觉自己好像非得伤害自己，才会有人真正重视我。”直到《国土报》联系军方后，这名士兵才被转入由军队心理健康部门监督的强化心理治疗。
埃尔阿德，28岁，来自北部地区，是预备役步兵旅士兵。他说：“第一次进入黎巴嫩前几个小时，旅长来跟我们讲话。他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我们将消灭真主党。会有激烈战斗，恐怖分子正在等着我们。你们当中也许有人回不来。但北部居民将因此能够安全生活，这都要归功于你们。’“所有人都在欢呼。那场面像一种国家仪式。我却觉得不舒服，因为这样的场景我以前见过——进加沙之前，上一次在黎巴嫩行动之前，都是这样。
同样的承诺，同样的失望。“这次也一样。我们进入的那个村子里根本没有恐怖分子，房子都是空的。没有战斗，只有拆房行动。过去两年里，这就是以色列国防军——一支拆房子的军队。新闻里会说什么激烈战斗、摧毁恐怖分子基础设施，但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不留一栋还站着的建筑，把一切都毁掉。
“以前，要拆一栋楼，得先给它‘定罪’，得在里面找到武器，证明有恐怖分子存在。现在则是直接拆，连学校和诊所也不放过，唯一的例外是墓地。“他们甚至连炸药都不怎么用了，军官解释说那东西太贵，效果也没那么好。取而代之的是承包商和他们的军用挖掘机。有的人按日领工资，有的人按拆掉的房屋数量计酬。“这些人里没有士兵，全部都是平民。看起来他们很多人甚至没当过兵，大多是定居者、贝都因人或德鲁兹人。
我问过一个承包商，这怎么说得过去。他说，愿意干这事的只有他们。而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他们提供保护。“村里每天都会分给每个连一个新的片区。我们感觉自己像在和时间赛跑，比谁拆得更多。军官每天晚上都要汇报各连拆了多少房子，他们把这叫作‘成果评估’。
“有一次，我们接到命令，下午2点停止拆除，但承包商拒绝了。他说：‘他们答应我可以干到晚上。我不多拆几栋房子，是不会离开的。’最后，指挥官们都得赶来，连师长都来了，才把他说服停下。“对很多和我一起行动的人士来说，这项任务非常沉重。营长是最极端的那个。他拒绝回家，脸上的笑容从没消失过。他高兴得像一个苦等20年终于看到主队夺冠的狂热球迷。
他们进去后就找能偷、能抢的东西。有时候他们不只拿值钱物品，还会拿一些纪念性的东西，比如一个小杯子、一只咖啡杯。还有些人享受破坏和拆毁，他们拿着锤子乱砸，或者打开柜子，把杯盘全都摔出来。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报复。“几周后，我决定自己受够了。我对指挥官说，我工作的地方一直催我回去，还威胁要解雇我，但那其实是谎话。我只是觉得自己必须离开那里。最后一次坐上车队返回时，我望着黎巴嫩，发誓再也不会回来，这是最后一次。”
托默，19岁，来自沙龙地区，是“吉瓦提”旅战斗人员。他说：“这件事很可怕。谁说不怕，谁就是在撒谎。要是和恐怖分子交火，你还能往前冲、找地方躲，有空中掩护，也有装甲防护，还算能应付。但面对无人机，一切就像在碰运气。“有两架无人机在我们部队附近爆炸，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连长后来跟我们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作战纪律保持得好。可这话实在让人难堪。要是我们再往回退几米，可能就死了，或者被送进伊希洛夫医院，少一条腿。我在其中一次爆炸后耳朵一直嗡嗡响，但他们不允许我去看医生。
“我们必须说出真相，在战场上，我们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无能为力。他们要求我们服从指令，穿好防护装备，不能摘头盔。可到头来，军官们并没有什么真正有效的办法。“他们说我们得用‘瞭望兵’，就是让士兵像傻子一样站在山头上，抬头看天，看看有没有东西飞过来。这就是那个拥有数百架战机、预算庞大的军队给出的解决方案吗？一个人怎么可能连续站上几个小时，还始终保持最高警觉？说到底，这根本不人道。
我们感觉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几周后，他们给我们送来一套系统，但那东西并不好用。就算有‘巴久恩’设备——一种智能光电瞄准镜——我们多数时候也打不中目标。他们说已经尝试了很多办法，还让我们铺设网子，但整个区域根本不可能全都铺上。现在我们剩下的，几乎只有祈祷了。“我们在战场上就是固定靶，真主党知道这一点，也在利用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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