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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从战后到中日恢复邦交的37年时间里，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反共排华政策，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一直采取不认账、不谢罪、不反省的顽固态度。
1、中曾根康弘的战争观
直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两国政府间才有了正式交往。日本方面在中日两国的联合声明中承认“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失”，并表示“深刻反省”。然而事实上，从1972年至今的17位内阁总理中，公开承认过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或“侵略性行为”的，只有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两人。
田中角荣是力促中日恢复邦交的有识之士，然而，就在中日恢复邦交不久的1973年2月2日，田中角荣在众议院会议上回答共产党议员的质问时称:
日本出兵中国大陆是事实，但是，我不能讲它是否就是侵略战争，这需要将来历史的评价。
我不能直截了当地回答是侵略战争，或不是侵略战争，这要靠后来史家的评价，除此以外不能回答什么。
田中以后的继任者三木武夫、福田纠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等人在执政期间，尽管他们在促进中日友好方面都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从未见他们公开抨击过战争，或者承认战争侵略性质的任何记载。相反，却有着参拜靖国神社的记录，甚至在参拜名簿上公开署名“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
中曾根康弘上台以后，在国会答辩时曾不痛不痒地承认过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是，这不过是为了应付场面而已。事实上，他是战后内阁“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人，又是鼓吹“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始作俑者。在他的任上，发生了第二次攻击教科书事件，战后第一位“失言大臣”藤尾正行也恰恰是他的阁僚，这一切当然不是偶然的，正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的战争观。
他卸任后曾就战争问题表态说:
日本是个没有战略的国家。日本从来就没有战略性，日本是在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下建立的国家，国防危机只有“蒙古袭来”一次，之后发生了日清、日俄战争，明治以来同世界性的战略相比，日本只有如何保卫(自己)的消极战略，直到中国事变都是这种战略的延长线，即带有“临时抱佛脚”意义的战略。
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中曾根的“自卫战争说”的观点。
当然，他对战争也有过“批判”性的发言，他说过:
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努力，大东亚战争和我们过去的历史都被淹浴在詈骂和诽谤之中......大东亚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受到了那么大的被害，死去310多万人，其中约80万人死于空袭，230多万人战死，一半的领土被占领，迎来了这样的悲剧，从现实看，大东亚战争是误算的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国民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历史判决。
在这里，中曾根批判战争的立足点完全站在“被害”的角度上，站在为日本国利益和日本民族利益考虑的立场上，他认为战争使“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而且，死了那么多的人，“一半的领土被占领”，所以，这场战争实在是不划算，是一场“误算的战争”。
至于被侵略的亚洲各国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和沉重代价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战争的侵略性质也被这些颇似“批判”的语气淹没和淡化了。
正像一位日本学者分析的那样:
他之所以认为(战略)“失败”，不是考虑近代日本对朝鲜、台湾的殖民地统治和对中国的侵略(的失败)，而是批判(政府、军部)未能保持日英同盟，或者在华盛顿体制下同英美协调，从而在大国的共同支配下行动--(结果)突入日美开战。
这段分析可谓一针见血，透视出中曾根的战争责任意识。
2、中曾根的继任者们
中曾根的继任者竹下登在国会答辩时说:
有关侵略战争的学说很多，以哪一个为基准，联合国也未作出定论，因此难以断定。
此后，他还在许多场合下因袭田中角荣的口气，一味地强调：
那场战争是不是侵略，应该是后来史家判断的问题。
当时中国官方批驳道:
暧昧战争的性质、回避战争责任的言行同中日共同声明及中日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背道而驰，势必伤害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结果也将给日本带来不利。
可以看出，竹下登从内心里也是不肯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他的暧昧的战争观当然会对阁僚产生影响，他的国土厅大臣奥野诚亮就在这时跳了出来，大放厥词，继藤尾正行之后跌下政坛。从竹下登内阁到村山富市内阁，除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或“侵略性行为”外，宇野宗佑和羽田孜在任时间均为两个月左右，不予考证。
海部俊树(1989年9月~1991年11月)的战争观几乎同竹下登一脉相承，即不从正面回答实质问题，而是采取迂回、暧昧的态度予以搪塞。不过，在对外访问期间，他的讲话还带有一点“分寸”。
如1991年，他在访问新加坡时说:
由于我国的行为给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许多人们带来难以忍受的苦难和悲痛，应深刻的反省。
这里，海部虽然表示了“反省”之意，但对日本的“行为”却没有下任何定义，只有天知道，他所指的“行为”是属于什么性质。
接任海部的宫泽喜一(1991年11月~1993年8月)，是在自民党执政地位岌岌可危时刻登台的，正是在他的任上，战后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连续执政38年的历史画上句号，宣告“55体制”崩溃。此期间也没有见过宫泽明确承认侵略战争的记载，却是在他的任上，日本国会通过了“PKO法案”，为日本自卫队开赴海外敞开了第一道大门。
1996年1月，社会党退出执政党，村山内阁解体，桥本龙太郎上台(1996年1月~1998年7月)，意味着自民党又重新登上日本的政治舞台。桥本龙太郎多年任日本遗族会的会长，1993年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组建时，推举他为顾问，他还是自民党“全员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会长，这些头衔足以说明他的战争观为何物。
1994年10月24日，在他身为村山内阁的通产大臣时，在众议院的一次会议上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政策被说成是侵略，我一直在想，到底在什么地方日本的方针改变了呢?日本对德国殖民地地区(指中国山东)的攻击以及后来的行动，被说成是侵略也是没有办法的。可是，限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场合，当时日本确实具有同美国、英国、荷兰进行战争的要素，如果说成是侵略，我有异议。至少，包括败战之前如怒涛般侵入满洲的苏联军的行动，我断然不认为日本是侵略战争。当时的日本以太平洋各地域为战场是个事实，但是，日本不打算以这些地域的人们为对手而战斗，我想，也确实给沦为战场的地域的人们带来了麻烦，可是，如果说对这些地域是侵略，作为语言的定义，并不一定是侵略，或者是别的什么，我想其中有很微妙的部分。
上面这段话更充分地暴露出桥本对战争的认识。桥本上台组阁后的当年，即1996年7月29日，在距中曾根“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11年后，桥本再次以总理大臣的名义迈进靖国神社，打破了中曾根之后7届内阁首魁不往参拜的“沉寂”，这就更说明桥本龙太郎究竟是如何认识战争的了。
3、日本首相的右翼化
桥本之后，小渊惠三出台(1998年7月~2000年4月)。他是“竹下派”的会长，有“忠厚诚朴”之称，但面临的却是日本泡沫经济彻底崩溃，社会问题如山的严重局势。小渊在致力解决泡沫经济后遗症的同时，在政治上采取保(守党)、保(守党)联合的形式，先是同小泽一郎的自由党联合，后来又拉进公明党，组成了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三党保守内阁，推出了一系列右倾化的举策。
诸如在国会设立“宪法调查会”，着手运筹修改宪法事宜；遵循“日美安全保障新指针”推出被称作“战争法”的“周边事态法”及其相关法案，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安全埋下了隐患；通过“国歌国旗法案”，以法律形式肯定同侵略战争、皇国史观有密切关联的“日之丸”和“君之代”等等。可以说，小渊内阁时期是自中曾根内阁抛出新保守主义路线后，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标步子迈得最大，右倾化最为加剧的时期。
尽管，小渊本人对战争问题没有“失言”之类的记录，但是，他在任上的一系列举措充分表明了他的真实的战争观。
所以，有评论说:
1999年是日本地壳变动的一年。
小渊死在任上后，森喜朗接任内阁总理大臣(2000年4月~2001年4月)。森喜朗是自民党鹰派团体“青岚会”的成员之一，是个积极的改宪派。
对于战争的认识，他在上任不久的2000年4月24日，在回答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的质问时称:
关于战争，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存在各种各样的看法。日本是否进行了侵略战争，应该由众人在历史中加以判断。
他的这番话和竹下登如出一辙，其内心世界还是不肯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这从他后来的表演更可以得到证实。
5月15日，森喜朗在出席“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结成30周年祝贺会”(森为该会顾问)时说:
日本是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
还说:
宗教是隐藏在心中的文化，如此重要为什么不在教育现场讲呢?要把神、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在学校、社会、家庭里讲述不是很重要的吗。
就在此前的5月10日，森喜朗还在联合政权执政党党首会议上说，“战前的教育勅语是超时代的普遍哲学”，又对总理府的咨询机构一教育改革国民会议的成员说:
教育勅语有普遍的价值，不该把教育勅语拿到教育现场吗？
森喜朗的“神国发言”明显违背“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又鼓吹将战时的教育敕语塞进教科书之中，说明他对战争时期的皇国主义史观念念不忘。森喜朗的倒行逆施引起政界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声讨，民主、共产等在野党一致要求森喜朗立即下野，并收回讲话。
连政府的官房长官青木干雄也不以为然，认为:
考虑到对外的影响，作为一国的首相应该考虑自己的发言。
防卫厅长官也认为:
对容易引起误解的发言必须慎重。...
然而，森喜朗毫无悔改之念，还强词夺理道:
(神国发言)与战后主权在民(宪法原则)并不矛盾，因为天皇表明了日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人类进入21世纪后，被称作“新生代政治家”的小泉纯一郎上台。他在竞选时就表示，如果当选总理一定“公式参拜”靖国神社。果不其然，他上台伊始，就迈进了靖国神社的大门。在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后，他分别到韩国和中国做了一番“姿态”。可是，2002年的4月，2003年1月，他再二、再三地跨进了靖国神社，向战争亡灵们顶礼膜拜，并声称是“为了世界和平”，“为了战争不再重演”云云。他的战争观究竟为何物实在值得人们疑虑并拭目以待。
4、右翼官员的丑恶嘴脸
以上分析和揭示了中日恢复邦交后历届总理大臣的战争责任认识问题。同样，在执政党、国会以及政府的要员之中，能够公开承认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主张公开对被害国家和人民谢罪、赔偿、道歉的政治家，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相反，站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立场上，公开为侵略战争歌功颂德，为战犯鸣怨叫屈，为日本的战争罪行辩解，为抵制反省、谢罪、赔偿而层层设阻的政界要员却不在少数。
中日恢复邦交后，继藤尾正行之后跳出来大放厥词的政界要员当属奥野诚亮。奥野诚亮无论在经历上还是在影响上都算得上右翼势力中最顽固的分子。
他出生于1913年，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1963年开始染指政坛。1972年，升任田中内阁的文部大臣。他上任伊始就主张修改教育基本法，鼓吹所有的学校都应该张扬“日之丸”和齐唱“君之代”。1980年，奥野再度任阁任法务大臣，是修宪的积极鼓动派。1987年，奥野又成为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这时，正是日本国内新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思潮涌动的时期，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旧皇国史观的“冲动”，先是以内阁大臣的公职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向侵略战争的亡灵顶礼膜拜。
接着，1988年4月，他在一次公开的场合终于把“心里话”统统倒了出来，他说:
战前白种人把亚洲作为殖民地，如果说谁是侵略者的话，那是白种人，只是日本坏的说法可以休矣。
在南京大屠杀碑前放置着中国人的白骨和日本军刀(图案)，宣传牺牲者是日本人用日本军刀杀害的，这不是为了日中友好。
奥野的谰言立刻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判和谴责。然而，奥野拒绝收回讲话，反而称，“(我的)发言哪里不妥?真不明白”，(日中战争时)“日本没有侵略意图”，“日本是为保卫国家安全而发动战争的”等等。
奥野以顽固的战争观和傲慢的政治态度结束了他的阁僚生涯，成为继藤尾之后又一位跌下台去的政府要员。
但是，他下野后仍无悔改或反省之意，反而越来越放肆，越来越猖狂。正因为如此，朝野上下的右翼保守势力把他当作一张牌，使他成为右翼界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1994年，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聘请他当顾问，协力推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1995年，自民党部分议员成立“终战50年国会议员联盟”，推举奥野为会长，组织自民党议员和右派政治家，掀起一个反对国会作出反省战争、谢罪赔偿决议的运动。此外，他在自民党靖国关系的三个委员会及其他的一些组织中也都担任职务。所以，奥野尽管跌下了政坛，他在政界的恶劣影响犹存。
奥野诚亮之后，尤其是战后50周年到来的前后，一些政界要员们丝毫不顾忌藤尾、奥野等人的前车之鉴，纷纷登台表演，顽固地兜售其反动的战争观。
1994年5月，正值东史郎案件的审判进入关键阶段之时，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
身为军官，我曾经到过占领后的南京，然而对于那事件(指南京大屠杀)却未有耳闻，南京大屠杀是子虚乌有的捏造。
身为法务大臣的永野在这个时机毫不顾忌的“表态”，无疑是为司法机关定调，同时也暴露出他的战争观。
同年8月，村山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又抛出“亚洲解放论”，称:
日本不是想发动侵略战争而战斗的，只是日本坏的认识不能成立，倒不如说，亚洲借了这个光才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中获得了独立。
1995年6月3日，村山内阁的副首相兼外务大臣渡边美智雄称：
统治韩国不是殖民地支配。日韩合并是圆满地缔结了条约，不是用武力实现的”。
同年6月7日，自民党议员中尾荣二在自民党总务会议上说:
即使“殖民地支配”和“侵略”是恶，也不能总是低头(谢罪)，这是关系到国家尊严的问题，不能轻率地使用殖民地支配之类的语言。
同年8月9日，文部大臣岛村宣伸在公开场合讲道:
进攻对方，是侵略，或不是侵略，是思考方法问题，正所谓优胜劣败，胜利一方不总是把对方说成是侵略吗。另一方面，如果只是日本单方面这样做了，有必要深入考虑这个问题，可是，在世界上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例，总是追究这个问题明智吗?
同年10月11日，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对记者说:
如果称日韩合并条约无效，那就不存在国际间的协定了——日本(在韩国)也做了好事，在市町村建立了学校，修建了5000公里铁路、10000公里公路，以及整备港湾、开垦、兴修水利，在山上植树等——今天活跃在日本经济、艺术、棒球界的韩国人，也许不知道日韩合并条约的基本效果，作为日本人的整体观念看，也不认为(韩国)是殖民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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