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17日夜晚，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正式生效。对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该法案可以授权法官判处死刑。
该法案从立法之初就广受谴责，原因是法案只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以色列公民和定居者则适用民事司法体系。
笔者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已深入全球人心的大背景下，这项法律的核心争议，是建立了一套明显区别对待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公民、定居者的双轨司法体系。专门针对巴勒斯坦人的严刑峻法，不仅可能无法减少“致命袭击”事件的发生，还可能把以色列推上更危险的境地。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遭三重质疑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只适用于由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而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这意味着，在同一片被占领土内，不同族群面对的法律后果，可能完全不同。
因此，在巴勒斯坦人看来，法案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必须立即废除。
但是，在以色列方面看来，这项法律是“强硬反恐”的政治成果。
笔者注意到，以色列防长卡茨和极右翼政客本-格维尔都对其生效表示欢迎，并视为是对“谋杀犹太人者”的严厉震慑。
笔者认为，在以色列国内，这种姿态并不难理解。在长期安全焦虑、社会极化和战争持续化的氛围下，任何能够显示“对巴勒斯坦人绝不手软”的政策，都容易获得部分选民支持，也容易成为极右翼扩大声势的工具。
但是问题在于，政治上的“可解释”，并不等于法律上的“可成立”。争议最集中的地方，恰恰不在“是否应该惩罚恐怖袭击”，而在“谁来定义恐怖、谁来执行惩罚、谁能被豁免”。
以色列高等法院已经收到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的请愿，理由包括：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并无主权；同时，该法还违反以色列基本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并对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实施区别对待。
换言之，这项法律遭遇的挑战，并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抨击，而是主权合法性、司法边界与平等原则的三重质疑。这三项问题任何一项站不住脚，法律的正当性都会受到冲击。
制造震慑的后果可能是更强的敌意
从战略角度看，以色列此举还透露出一个更深层的判断：它正在试图把长期占领下的公共安全威胁，转译为单向度的刑罚问题。
也就是说，不再把巴以矛盾视为需要政治解决的冲突结构，而是尽可能通过更严厉的司法手段，把巴勒斯坦袭击者纳入法律惩罚框架。
这种思路的短期效果或许是制造震慑，但长期效果很可能是削弱治理的中立性，放大被治理者的敌意，并为下一轮暴力循环提供更多动员资源。
以色列在国际舆论场上更加被动
如果一部法律只针对特定族群、只在军事法庭体系内运作、且不适用于同类行为的另一群体，那么它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恐法律，而更接近一种制度化差别惩罚。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等机构之所以强烈反对，正是因为它们看到的并不是单纯的“死刑争议”，而是占领状态下法律工具被族群化、政治化的危险趋势。
当前，西方内部对以色列政策的分歧已经显著扩大，关于加沙战争、定居点扩张以及人道主义后果的争论不断升温。在这种情况下，再推出一部被广泛指认为“歧视性”的死刑法，只会让以色列在国际舆论场上更加被动。
对一个高度依赖国际支持、同时又试图维持安全威慑的国家来说，法律正当性本身就是战略资产，一旦损耗过快，最终反噬的往往是自身安全。
可以说，“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将占领状态下的安全问题进一步刑罚化，将族群差异进一步司法化。而且这种严刑峻法还未必会导向以色列想要的结果，而使双方的对立冲突变得更加剧烈。这种以“强硬反恐”之名推进的极端惩罚，最终可能把以色列自身拖入更深的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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