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秋天，一支只剩15人的队伍，泡在齐胸深的冰水里，身后是千余名日伪军，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黑暗。
他们中，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他们能活下来吗？
一个月后，这支队伍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1940年，东北抗联已经到了最难的时候。从1937年的3万余人，打到这一年，全军加起来不足2000人。根据地一块块丢，密营一个个被端，日本关东军的"讨伐"像锁链一样越收越紧。
这一年年初，抗联领导人在苏联伯力开会，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把各路军打散，改成支队建制，分散开来打游击，灵活机动，绝不硬碰硬。
第三路军的第十二支队，接到的任务是往南——深入"三肇"地区，也就是肇州、肇东、肇源一带的平原腹地。
这个任务，说好听叫"开辟新游击区"，说实在的，是把一百多人扔进日伪统治最严密的平原地带，四周没有山，没有密林，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平原打游击，是抗联从没干过的事，也是最凶险的事。
1940年8月4日，第十二支队105人，从庆城县燕窝山密营出发，政委许亨植、支队长戴鸿宾带队，悄悄向南插去。
他们走进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的老百姓，有人同情抗联，有人怕日本人，有人两边都不敢得罪。队伍必须小心，必须快，必须在日伪军反应过来之前，在三肇站稳脚跟。
队伍一路南下，确实打了几仗，也拉起了一些群众关系。到了10月初，他们已经在福兴乡色王窝棚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击毙日军几十人，自己只有一名战士挂彩。战绩漂亮，但麻烦也来了——日伪军开始大规模追剿。
支队的下一个目标，是肇源县城。
1940年10月5日，抗联第十二支队在莲花泡屯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定下的方案是：当晚连夜行军，拂晓前突然攻进肇源城，打日伪军一个措手不及，天亮前结束战斗。
计划周密，信心也有。偏偏，老天不配合。
队伍刚走没多久，天上就下起了雨。秋雨淅淅沥沥，越下越大，路滑泥深，走一步陷半步。原本应该拂晓前到城门口，结果天快亮了，队伍才走到距离肇源城还差18里的地方——一个叫敖木台的小屯子。
没办法，只能改计划。就在这里隐蔽一天，等天黑再走。
三十四大队住进东屯，三十六大队住进西屯，两个屯子相距一里。队伍一进屯就加强了警戒，但天一亮，有人扫了一眼地形，脸色就变了。
屯子南边是松花江的大堤，北边是通往哈尔滨的公路，地势极低，四面没有遮挡。一旦敌人来了，从江堤往南一堵、公路往北一截，这个屯子就是个死口袋。
但天已经亮了，大部队不能动。只能等。不想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早饭刚过，东屯外面就出现了几个骑马的日军。他们大摇大摆闯进屯子，根本不知道里面藏着抗联的队伍。战士们当即举枪，把带头的日军指挥官打落马下。
枪声一响，什么都藏不住了。日军很快退到了江堤后面，拿江堤当工事，开始朝屯子里猛打。伪军和警察也跟上来，把屯子围住。但当时敌人还不够多，没有重武器，不敢硬冲，就在外面对射。
这样僵了整整一上午。到下午，公路上开来了一批又一批日伪援兵，还拖着炮。一千多人，从东、西、北三面围上来，炮兵架好炮，开始轰。敖木台的两个屯子，很快就陷进了硝烟和火海里。
三十四大队大队长王殿阁，打着打着，倒下了。三十六大队大队长关秀岩，也牺牲了。教导员吴世英腹部中弹，还撑着没倒。伤亡越来越重，但屯子里的战士还在打，没有一个人先跑。
天还没黑，东屯已经撑不住了。宣传主任张瑞麟搀着吴世英，带着剩下的人往西屯撤。还没走到，一颗炮弹就落在了他俩身边。吴世英当场牺牲。张瑞麟的左肋和左手大拇指也被弹片炸伤。
就在这个最险的时刻，政委韩玉书做了一个决定：所有人，立刻往江堤方向突围，能走一个是一个。
敌人早就在外面布好了火力。战士们冲出去，就是迎着子弹跑。一路上，不断有人倒下。韩玉书命令张瑞麟，带伤员跳进屯子南边的大水泡子，往南突围。水泡子，说白了就是一个大水坑，平时水不深。但这一片的水泡子，水深过胸。
十几个人，穿着棉袄，跳了进去。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在冰冷深水之中艰难突围，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张瑞麟的右腿也中了弹。他们就这样，在冰冷的水里，挣扎了将近两个小时。
天黑了，炮声停了。张瑞麟带着活下来的人，爬上了水泡子南岸。他清点了一下人数——18个人。但很快，又有3人因为伤太重，没能撑过去。最后，只剩下15个人。
韩玉书没能出来。史志档案记载，他在组织战士掩护撤退时，将牺牲战友的枪一支支投入水中，不让落入敌手，最后自己也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这一仗，敖木台战役，抗联第十二支队44名战士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只有5人留下了姓名，其余都是无名烈士。
天亮前，15个人互相搀扶，把3名牺牲的战友就地掩埋，然后继续走。他们不能停。天一亮，日军一定会来搜山。
沿着松花江边走了一段，前面出现了几间渔民的窝棚。渔民一看来人，迎上去问是不是抗联。他们白天应该听到了炮声，大概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
张瑞麟没有停下来休息，渔民找来了三条小船，让他们上船顺流往下走。
夜里的松花江，也不安全。日伪军的炮艇来来回回巡逻，小渔船不得不一次次躲进苇塘，等炮艇走远了再出来。这样走走停停，一整晚只走了四十多里。
天亮前，船靠上了松花江南岸的一所渔房子。渔房子的主人知道了这些人的来历，给他们吃东西，让他们休息。但也说清楚了：这里地势平坦，四周没有山也没有树，日本人要是来搜，几乎没有地方躲。
大家心里清楚，只要天亮，搜捕就会来。于是，15个带伤的人走到渔房子外面的草甸子里，趴进一尺来高的草丛，一动不动。
早上十点多，日军果然来了。草甸子太大，日军搜不过来，就逼着渔民放火烧荒。大火烧起来，越来越近，浓烟滚滚，越来越热。所有人都知道，要么被烧死，要么站起来被打死。没有人动。大火烧到距离他们还有半里地的时候，忽然，风向变了。火头调转，往南烧过去了。
那15个人，就这样，又一次活了下来。当天晚上，大家回到渔房子，吃了东西，再次上船，继续往下游走。又走了整整四个夜晚，终于走出了日伪军的包围圈。
落脚的地方，在肇东县三站镇外，一处叫"官泡子"的地方。方圆六七里没有人烟，只有一间渔房子，相对安全。渔房子的主人刘大爷，冒险弄来了药品，帮他们一个个处理伤口。养伤的日子里，张瑞麟没有闲着。他悄悄往外打探，找到了代支队长徐泽民。
原来，敖木台之战后，还有一批战士分散突了围，藏在各个屯子里，靠群众保护活了下来。徐泽民已经在暗中联络这些人。加上张瑞麟的15人，一共凑到了30多人，加上后来陆续找来的新战士，最终聚起来四十余人。
他们从老百姓那里听到了一个消息：日伪军正在大肆宣传，说敖木台之战大获全胜，把抗联"统统消灭"了，三肇地区终于"太平"了。
驻扎肇源县城的大批日军，也因此撤走了。四十多个人围坐在一起。没有多说话，每个人都明白接下来要做什么。
1940年11月8日深夜，四十余名抗联战士悄悄逼近肇源县城。这支队伍，装备糟糕到令人咋舌。装备简陋但具备攻坚能力，其他人手里拿的是扎枪和大刀。但大家都清楚，只要打进去，打开日军仓库，什么都有了。
队伍白天藏在距县城8华里的蒙古屯"达拉嘎"，全屯封锁，一个人都不许出去，避免走漏风声。同时派出三名侦察员，化装进城打探情报。
侦察员傍晚回来，带回来的消息，让所有人都眼睛一亮。
城里的日伪军，今天正在开"三肇地区剿匪祝捷大会"。肇州、肇东、肇源三地的日军参事官、指导官全来了，伪滨江省代表、哈尔滨第四军管区、铁路局的人也来了。他们在庆祝什么？庆祝彻底消灭了抗联。
城内的"反日救国会"也确认：大部分日军已经撤走，县城里现在只有两百多名伪军和伪警察，全部住在县公署院子里，而且，今天刚开完庆功宴，大多数人喝得烂醉，已经睡下了。
时机，就是现在。天黑后，队伍出发。在反日救国会负责人的带路下，战士们从县城西南角摸进去，直奔县公署。走到县公署门口，敌人的哨兵发现了动静，嚷了一声口令。战士们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把他绑了。
趁着院子里的人还没反应过来，所有人冲进去，把营房围住，噼里啪啦打了一阵枪。屋里的伪军从睡梦中惊醒，不知道外面来了多少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人敢出来。
战士们开始喊话：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经验的伪军，对这种场面太熟悉了。先是一两个人，把枪从窗户扔出来。然后是一批，然后是所有人。枪支弹药，一箱一箱从窗户扔出来落在院子里。
留下一部分人看押俘虏，其余战士继续往城门岗哨冲，把剩余的敌人也缴了械。当晚，击毙日本参事官等11名日军，动员了一批伪军参加抗联，释放了关在监狱里的无辜群众。
整场战斗，抗联只有一名战士受了轻伤。找到日军仓库，打开门一看——轻重机枪、小炮，棉衣、皮帽子、皮大衣、皮鞋，三八大盖和子弹一箱一箱堆在一起，罐头和饼干也是成箱的。还有两百多匹战马，全配着崭新的马鞍。
战士们找来几辆大马车，能装的全装上。在群众的欢呼声里，这支队伍押着战马，拉着物资，走出了肇源县城。
这一夜，距离敖木台之战，整整过去了一个月。一个月前，这支队伍还在冰水里挣扎，44名战友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一个月后，他们回来了，以40余人之力，打进了敌人举杯庆祝"全歼"他们的县城。
历史没有给这场胜利留太多的喘息时间。夺下肇源县城之后，日伪当局的疯狂报复随之而来——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肇惨案"，从1940年11月一直持续到1941年2月，在三肇地区各地残杀抗日军民130余人，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惨遭屠杀。
代支队长徐泽民等72人被判处死刑，100多人被判无期徒刑。1941年2月14日，兰西县内，十二支队余部50人被日伪军合围，部队全部损失。这支队伍，就这样走到了终点。但他们留下的，不只是一段历史。
他们用命换来的，是一个让后来人记住的证明：哪怕打到只剩15个人，也没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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