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
一位年逾八旬的英国人类学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意外成为“顶流”——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文化误读的趣闻，但艾伦·麦克法兰的故事远不止于此。
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中国社交平台开号仅一年便吸引了超220万粉丝。他的视频没有华丽的剪辑，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位白发长者对着镜头，用温和的英式口音谈论教育、焦虑、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
然而，正是这种平等而真诚的对话方式，抚慰了许多压抑、困惑的年轻人的心。许多人称他为“萌爷爷”，也有人称之为“精神树洞”“人生导师，”麦克法兰本人则说，“本质上我只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朋友。”
在他看来，自己受中国网友喜欢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对中国文明的深度理解——他到访中国超过20次，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作为人类学家，他研究东西方文明数十年，写作了许多关于中华文明的书籍；甚至在他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中国护士的温柔面孔。
5月中旬，麦克法兰在剑桥附近的家中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连线采访。坐在谷仓图书馆书架前的麦克法兰身穿呢子大衣，头戴一顶黑色帽子，两鬓白发清晰可见。刚打开摄像头，他就露出了温和的微笑。
这正是过去一年时间内中国网友所熟悉的“麦教授”形象。他坐在数千本书前面，基于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对中西方文明的理解，一个一个回复中国网友的困惑。
而在这场与新京报记者的对话中，麦克法兰剖析了中国年轻人焦虑的根源：经济下行、人工智能冲击、社会等级体系的变化、婚恋与亲子关系的重构……他提醒他们，这种焦虑以及意义确定性的丧失并非中国年轻人独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现在的世界各地也都有。
“这些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人类能应对。但最好的应对方式是试着去理解它，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采取行动。”“每一个障碍都是机遇”——这是麦克法兰最喜欢的一句中国哲思，也是他送给中国粉丝的赠言。
▲麦克法兰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受访者供图
“我努力做的只是和朋友聊天”
新京报：首先，能否聊聊你在中国社交平台上的经历？你开通账号仅一年就收获了超过220万粉丝，每一条视频下都有成百上千条非常真诚的长留言。对于这样的“走红”，你感到意外吗？
麦克法兰：岂止是意外，我简直感到震惊。这是非常不寻常的经历。我作为学者的一生，受众其实一直非常小。写一本书，幸运的话有1000个人会买，而他们未必都会读完。作为教授讲课，听众也就几十人。或者，可能还会带几十个硕士、博士生。但整体面向的群体是比较小的。
我曾经在YouTube上做过实验，观众会多一些，有时候几百人，但依然很小。所以在中国社交平台上的这段旅程完全出乎意料。这要感谢我的同事，她做了所有的辛苦工作才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如果你在十三四个月前问我这事会不会发生，我会说“不会”，我会说“就算把你推上去，能有几个人看？大概也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吧”。
对我的人生来说，这也是一种巨大的赋能和连接。我只是在说话，但通过这些平台，我的话可能被几十万、几百万人听到。这一切都太神奇了。
新京报：你知道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你被起了很多昵称吗？比如“萌爷爷” “英国邓布利多”，还有人叫你“精神导师”，觉得你是最懂中国的西方学者。这些称呼里你最喜欢哪个？你觉得自己在扮演人生导师的角色吗？
麦克法兰：第一个昵称“萌爷爷”很久以前就有了，你提到的这三个里面，我喜欢被中国粉丝称为爷爷。作为《哈利·波特》迷，被比作邓布利多让我很受宠若惊——那是个很棒的角色，演员也演得非常出色。他非常智慧、博学、乐于助人，又不强加于人，所以被看作邓布利多很好。“精神导师”排在最后，因为这个责任太大了——我不可能做中国年轻人的精神导师。
实际上，我也没想过“要不要做人生导师”这个问题。我努力做的只是和朋友们聊天。我的朋友恰好在中国的居多，而且大多是年轻人、女性、受过良好教育。我只是和他们聊很多，并没有把自己树立成他们人生的指引者。
我更愿意作为一个朋友——当他们问我问题时，我真诚地尝试回答，借鉴我在西方的人生经验，分享我对比了解到的中国和西方。所以“导师”只是一个副产品。如果我成了什么导师，那也只是意外。我本质上只是中国和中国年轻人的一个朋友。
新京报：你自己分析过走红的原因，比如学术背景、学科训练、对中国的兴趣，甚至你的英式口音。但我跟你的几位粉丝聊过，他们都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你和他们说话的方式是平等而温和的，没有“爹味”。你觉得这是来自人类学家的训练，还是你本人的性格？
麦克法兰：你提到的这些原因都很重要。如果没有我团队出色的管理，我肯定不可能成功。我也认为，我非常了解中国，这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我只是一个西方学者，没法把我在西方的经验和建议跟我在中国访问、阅读中学到的东西联系起来，那肯定行不通。
有很多研究中国的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但他们大多没有那种与中国年轻人深交、一起旅行、在多所大学做访问教授的丰富经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尽可能了解中国了。这意味着我可以把我的建议放在中国年轻人能够联系到他们真实生活的语境中。这是关键。
至于“爹味”，你说得完全对。我试着从我了解的中国经验出发——我知道中国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在孔子的哲学里体现得很清楚。它是一个等级制文明，基于上下级关系，类似于日本那样的垂直社会。在过去一两代人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正在接近平等。
你问这是出于人类学还是我的性格，我想两者都有。我小时候上了一所很好的学校，从那里开始我就被告知：我不比任何人强。我的家庭可能足够富有让我上好的学校，但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男孩，并不比一个出身没那么优越的孩子强。我也不比印度、非洲或中国的任何人强。我只是幸运。我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事，学业中等，体育还行，但艺术手工都不行。所以我很快学会了谦卑。我的姐妹和母亲都比我聪明，所以我学会了尊重女性。我碰巧到了现在的位置，不是因为我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我努力工作、有好朋友、有好妻子。
人类学也很重要，因为它的基础是：人类在最深层次上，跨文化地域都同样聪明、情感同样复杂、社会意识同样敏锐。如果你认为存在某种种族或其他方面的优越性，你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人类学家。
最后是我的性格和家庭。我的母亲以善意和尊重对待我，没有溺爱我。她在我小时候给父亲的信里写：“艾伦没救了，六岁了还不会读书……”她并没有告诉我有多聪明——我确实不聪明。这很核心。在社交平台的评论里，很多人说：“我的父母总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我的老师、教授也是。但我遇到一个能平等地跟我说话的人，那真是我的荣幸和美好的经历。”
▲麦克法兰和剑桥国王学院的徐志摩诗碑，他是这块碑的保管人。受访者供图
“最好的方式是理解这个时代的动荡”
新京报：很多中国读者了解你，是通过早年间的一本书《给莉莉的信》，莉莉是你的外孙女。有人说，你在社交平台上的视频就像是“给中国年轻人的信”。你怎么看？两者有什么异同？
麦克法兰：我这里就有《给莉莉的信》这本书，实际上我写了很多类似的书，包括给中国年轻人的书。这个系列的想法来源于一位朋友，他读了我很多很长的书后说：“艾伦，不行，光写带很多脚注的长篇大论没用。我们需要简化，直接对话。你为什么不用信的形式，把你人生中学到的东西写给某个人？比如写给你的外孙女？”
莉莉是我的外孙女，那时大约十七八岁，刚从澳大利亚回来。她非常可爱、聪明，喜欢画画——她现在是个画家。在我朋友建议后，我觉得这是个绝妙的主意。我想到了那些我少年时在学校和朋友讨论过的问题，比如“上帝是谁”“为什么有痛苦”“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民主”“为什么家庭这么难处”。 我要向自己提出这些青少年会问的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然后尽我所能回答它们。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
我认为那是我现在在社交平台上所做事情的模式。社交平台上是关于各种主题的简短讲话，但理念相同。很多人在问关于人生的存在主义问题，我和他们说话的方式，就像我对莉莉说话一样——她在各方面和我都是平等的。我的中国年轻朋友们，也是像莉莉一样在寻找着什么的人。如果把人生想象成《西游记》，我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活了更多年，所以我至少可以告诉他们我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还有希望。
新京报：根据你过去一年和中国网友的互动，你观察到中国年轻人最关心哪些问题？是教育、就业，还是关于生死的大问题？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困惑？
麦克法兰：首先，我并没有收到很多关于生死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当然重要，但它与教育、就业、人际关系相关。这三者是混在一起的。有些问题更强调某一个，但它们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背后是焦虑和意义确定性丧失的问题。
谈及这些问题时，我首先会提醒他们：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全世界都是如此——英国、法国、美国都有同样的不确定性、焦虑、对未来的担忧。但我认为，中国年轻人的焦虑也有其特殊的味道。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人一直在奋斗和拼搏。20世纪上半叶对抗外国侵略和贫穷。新中国成立后带来了新的确定性，有了清晰的愿景。然后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一年比一年好，就业充分，只要努力勤奋就能过上舒适、有保障的生活。
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和知识变革。例如，男女关系的重新调整，导致了很多关于婚姻和长期关系的问题。从一个由父母安排婚姻的世界，到一个个人选择婚姻的世界。亲子关系也在变，“父母安排你的人生”的假设正在消失。师生关系也在被人工智能挑战，教育受到挑战。就业方面，旧的“铁饭碗”模式已经碎片化。
所以所有关于稳定性的假设，都正以闪电般的速度、在一代人之内受到威胁。因此，人们真的不知道此刻在发生什么，未来会怎样。他们甚至彼此不理解。我记得几年前，我一个22岁的中国朋友对我说：“我不理解比我小两岁的人。他们的世界和我完全不同，我无法跟他们聊天。”现在可能更是如此。
但我在历史上见过很多次这样的动荡。作为历史学家的好处就是可以说：人类曾一次又一次经历过这种动荡。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是同样的混乱，关于上帝、社会阶层、生命意义的假设都在被挑战。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人类能应对。但最好的方式是试着去理解它，理解“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的原因，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否则，就像面对一场要吞噬你的海啸，不理解恰恰会导致恐慌。
▲麦克法兰和夫人萨拉在中国重庆参加活动。受访者供图
“中国年轻人身上的尊重和平等让我印象深刻”
新京报：通过这种交流，你对于中国年轻一代是否有了一个清晰的画像？你认为他们和西方的年轻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麦克法兰：要比较中国年轻人和西方年轻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对西方青年的了解也仅限于英国人，以及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但中国年轻人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他们在交流中所体现的尊重、开放、诚实和信任的天性。
尊重是我提到的中国社会等级体系的一部分，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中国人在尊重和平等之间取得了平衡。我的学生、像你这样的朋友、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很尊重我，他们听我说话，认真对待我。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对我说的内容表示异议，但会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和他们交流，我很快就忘记了年龄或性别的差异，我们只是作为朋友在进行跨文化交流。而在英国，总体而言，很多年轻人并不真正尊重老年人，他们对老年人的生活不感兴趣，也不觉得老年人能告诉他们什么。在家庭内部或陌生人之间，如果一个20岁的英国人遇到一个七八十岁的人，他们不会指望从对方那里学到什么，不会期望发生有意义的对话。他们觉得，老年人不懂年轻人的世界，不知道当红歌手、电影明星，不能聊最新的文化时尚、服装或很多对他们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YouTube上得到的回复语气与在中国的社交平台截然不同。YouTube上的评论兴趣低得多，参与度低，尊重也低。偶尔有人说“我喜欢这个”或“我不喜欢这个”，或者“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等等。
此外，我对中国年轻人产生了更高的敬意。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世界的了解。我听过一个关于美国的笑话，有一位作家说：“对外战争是上帝设计来教美国人地理的方法。”换句话说，只有当美国与伊朗或阿富汗作战时，美国人才会想起查看地图，看看这些国家在哪里。在此之前，他们对此毫无概念。
但中国社交平台上的中国评论者充满了知识，他们会谈西方的思想、制度，会对此进行对比。他们读过很多西方经典，了解西方文学，譬如莎士比亚、简·奥斯汀。他们了解一些历史和文化，对西方感兴趣。而我们西方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可以说，西方的年轻人在某些方面也很棒，但我认为中国年轻人更优秀。
新京报：你在五四青年节的特别节目中，把中国年轻人比作竹子——在狂风中弯曲，但风暴过后又挺拔起来。这个比喻给很多压力大的年轻人带来了安慰。是什么启发了你？
麦克法兰：当我被要求谈论这个话题时，我突然想到——很久以来，我意识到描述中国和东亚部分地区的一个方式就是“竹子文明”。
竹子的一个特点是：它非常强韧，根系发达。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会弯曲，而且有储备，与其他竹子连成群体。所以它弯曲时不会折断，因为它是中空的，然后它又会挺起来。中国就像这样——不仅是个体，比如“躺平”后又站起来，而且整个中华文明就像竹子。历史上它曾被种种磨难压垮过，但每一次都挺了回来。五千年没有被摧毁，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这是因为它的灵活性、内在力量和强大的根基。
中国年轻人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感到沮丧，觉得生活没意义，但这不会是永久的状态。他们可以反弹回来，找到新的未来。如果你面对看似消极的事情，要意识到，所有困难也是我们能从中学习的东西。
▲5月15日，艾伦·麦克法兰在家中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视频截图
“中国哲学的很多原则对现在的世界更有利”
新京报：你经常引用中国谚语和古典哲学，比如提到了孔子、《西游记》之类。你读过很多中国古典著作吗？有特别喜欢的中国哲学家吗？
麦克法兰：我读得太少了。如果能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我会读更多。中国保存了丰富的诗歌和哲学，我只读了1%。即使那1%也很困难，因为很多唐诗有大量典故。但我确实读过一些，并发现它们非常鼓舞人心。孔子大概是我最推崇的哲学家，我读过一些《论语》。
我来自一个相当年轻的文明，英国只有一千多年历史。西方思想源于希腊，只有两千多年，比中国短得多，也浅薄得多。譬如英国在1500年以前的著名诗人只有那么几个，而中国同一时期有上万个。
在哲学上，中国的哲学提供了另一种世界视野。它不是二元的，一切都在一个连续体上，答案通常在中间，就像孔子和孟子的中庸之道。这是更好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非此即彼。所以我越来越被这些思想所振奋。
另外我还被道教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科技或多或少消除了精神维度。而中国的道家哲学暗示，有许多我们不了解的力量和原则，自然和人类不是对立的，而是共存的。所以说，中国哲学有很多原则对我们现在的世界更有利。
新京报：你出生在印度，当时正值二战期间，后来回到英国受教育，并在尼泊尔、日本等地做田野调查。是什么让你选择人类学作为一生的道路？
麦克法兰：我生命的前五年是在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文化中度过的。照顾我的护士们来自中国，我最初看到的那些面孔就像你们的面孔。那些人的气质、善良和温柔伴随了我最初的五年。后来我回到英国，接受寄宿教育，但内心深处那些记忆和感情还在。
当我完成本科学位、在牛津读博士读到一半时，我开始研究巫术——譬如非洲的巫毒术。所以我读了人类学，并意识到人类学与历史学不同。历史是你在大学里学的一门学科，你身在其外看过去的文献。而人类学是“天职”，是一种召唤。你不是“学习”人类学，你是“成为”人类学家。它改变了你的整个世界视野。
它在我失去传统基督教信仰时进入我的生活，希望能回答那些大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死亡是什么？社会如何运作？如何相互理解？它是一个更深刻理解的工具。我一旦发现它，就想：这就是我必须做的。然后我必须去某个地方做田野调查，后来就去了尼泊尔——我在尼泊尔一起工作的人也是中国人。所以我是在一个中国式的环境中工作。然后很自然地，我想扩展我的研究，于是去了日本，最后又来到了中国。
“对于AI，我并不完全悲观”
新京报：你曾说过，你访问中国超过20次，游历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在这些访问中观察到的最显著变化是什么？
麦克法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第一次是在1996年，作为游客来的。记忆中的北京是：苏式风格的建筑、骑自行车的人……我想找一瓶葡萄酒，在北京找了三天，才在某偏远地方找到一瓶杰卡斯白葡萄酒。商店里商品并不算丰富，机场也比较老旧。
第二次去大概是2002年。我记得跟一个人聊起变化，他说：“我年轻时在村庄里，梦想是有一天早餐能吃上一碗白米饭配牛奶，那是我去城里看表兄弟才能吃到的。而我的孩子们现在的梦想是去哈佛读博士。” 这变化就发生在1996年到2002年之间。
我无法描述我在中国观察到的全部变化。正如很多人开玩笑：你问“你去过中国吗？”他说，“去过北京，很有趣。”你问“什么时候？” “2010年。” “那你没去过中国，现在它是个不同的国家了。” 实际上还是同一个国家，但一切都变了。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任何文明都大。
新京报：那么是什么吸引你几乎每年都来一次中国？
麦克法兰：我每周给中国学生讲课，昨天还跟一群人说：“为什么我和妻子喜欢去中国？为什么期待今年十月份再去？” 我说有三样东西。
第一是食物——美味的食物，中国人热爱食物，我们也热爱中国食物。第二是物质环境——美妙的交通系统、美妙的互联网。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风景。中国的风景如此多样，我们喜欢云南、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喜欢喜马拉雅山东部，喜欢美妙的花卉、气候和山脉。我们也爱城市——深圳、上海、重庆、北京等等。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我们发现他们就像我们在尼泊尔的朋友一样，忠诚、诚实、理性、有爱心、慷慨。我讲过一个笑话：我在尼泊尔一起工作的人（我去过20次）有所有这些品质，可惜人好少。然后我来到中国，找到了14亿这样的人。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
新京报：你近期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AI会让人类进入一个“闲暇社会”。从你作为历史人类学家的视角，你认为AI最终会解放人类，还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取代我们？
麦克法兰：对AI做出任何预测都还为时过早。它就像所有技术一样，是工具，可以用于善，也可以用于恶。它有很多负面影响——譬如用于军事，取代一些工作之类。但另一方面，像所有技术一样，它也可以是积极的。因为AI，我们在医学和其他科技领域取得了各种突破。我发现它现在对我的工作非常有帮助。有些事情过去需要几周，现在一个早上就能做完。
但人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AI会取代白领工作，就像其他技术取代了蓝领工作一样，到时候人们会无事可做。但经济学家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曾说过：“想象一个世界，大多数人每周只需要工作大约15个小时就能满足基本物质需求。”
未来也可能如此。想象一下，你不需要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工作六七天来维持生计。你可以每天工作两三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属于自己——画画、散步、交友、聊天、吃美食。换句话说，你可以像过去2000年里最富有的那0.5%的特权阶层那样生活，过一个英国乡绅在简·奥斯汀小说里的生活，或者中国富有的士大夫的生活。我们也许可以过渡到一个更快乐、更有条理、压力更小的世界。所以说对于AI，我并不完全悲观。
新京报：如果要对喜欢你的中国年轻人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麦克法兰：我最喜欢的中国哲理之一就是：“每一个障碍都是机遇。”所以，如果你正面对困境，要意识到，如果你克服了它，它很可能带来积极的结果。所有困难也是我们能从中学习的东西。
值班编辑 王丹妮 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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