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一趟风景名胜区，你以为到了大门就是到了景区，但大门口仅仅是个开始。
当你把车停在硕大的游客中心停车场，导航会提示这里距离真正的核心景点还有整整40公里。
但接下来的路程，私家车是不允许入内的。
摆在你面前的唯一选项，是花上100多元购买一张景区大巴车票。
下了大巴，还要再掏近百元换乘电瓶车。
如果想去更深处的风光，对不起，还有标价300元的骑马费在等着你。
大巴换小巴，小巴换骑马，这已经成为国内众多名山大川的标配。
每年假期，关于景区摆渡车“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强制消费”的吐槽都会如同潮水般淹没了各大社交平台。
每年都有不少官媒发声，也有不少地方宣称要整治摆渡车问题，但是似乎问题从没有得到解决。
为什么？因为这套模式实在是太香了。
如果站在商业模式的高度来审视，把景区大门建在几十公里之外，强制推行摆渡车，堪称近十年来中国旅游商业史上最“天才”的发明。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套模式背后的智慧。
一、降价的门票和涨价的摆渡车
理解这个天才发明，需要先厘清横亘在景区管理者头顶的结构性约束。
在中国，绝大多数名山大川和自然风光属于国有资产，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
这也意味着，景区门票绝不是一个可以由市场调节。
早在2018年，国家发改委就下发了《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
这份文件犹如一道紧箍咒，把门票价格死死按在了红线之内。
门票属于“明面上的成本”，是高度敏感的公共数据。
一个5A级景区如果敢把门票从100元涨到200元，第二天就会冲上微博热搜，面临全网的口诛笔伐和上级部门的严厉问责。
过高的门票不仅会引发舆情，更会直接劝退那些在做攻略阶段就精打细算的潜在游客。
但另一面，景区自身要发展，背后的地方文旅要创收，庞大的运营机构需要真金白银来维持。
当“降低门票”的行政指令与“增加收入”的现实欲望发生碰撞时，便演化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既然明面上的主菜不让涨价，那就只能在配菜上做文章。摆渡车，就是这盘利润丰厚的配菜。
二、“来都来了”的魔咒
摆渡车的绝妙之处在于，成功地将一种“显性成本”转化为了“隐性成本”。
绝大多数游客在规划行程时，只会去搜索门票多少钱，路上的车费多少钱。
当你看到50元、80元的门票觉得十分划算，便欣然驱车前往。
直到他们跨越几百公里，付出了高昂的油费、过路费和时间成本，站在售票大厅时，图穷匕见的时刻到来了。
此时摆渡车费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买可不买”的服务选项，而是变成了一笔强制性的过路费。
因为“来都来了”。
这四个字是中国社会最强大的沉没成本魔咒。
车停了，假请了，孩子在闹，老人等着，你不可能为了几十或者几百块钱的摆渡车费而掉头回家。
于是，你只能心甘情愿地掏出钱包。
这种将收费节点后置的策略，完美避开了游客在决策初期的价格敏感期。
三、提高的吞吐量
当然，如果仅仅是为了收钱，这套模式还不足以被称为“天才”。
它的另一层隐秘逻辑，在于对效率的追求和对地方生态的重塑。
官方在解释强制摆渡车时，最常用的理由是“缓解交通压力”。
这套说辞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缓解交通压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在于提高吞吐量。
当几万名游客自己开着私家车寻找车位、随意停靠拍照时，整个景区的交通微循环是极度低效的。
这就好比一条堵塞的血管，严重限制了每天能接待的游客总数。
而摆渡车系统，本质上是一条工业化的传送带。
它剥夺了游客自由探索的节奏，将所有人塞进统一的铁皮车厢，按照设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流水线般地运送。
这种高度中心化的控制，极大提升了景区的通行效率。
一天内能装卸的游客变多了，门票卖得更多了，流转速度快了，整体营收自然也上升。
四、增加的就业
而从就业的角度来讲，这套复杂的转运系统，硬生生在荒山野岭中凭空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
一个远离核心景区的集散中心，不仅需要庞大的停车场，还需要无数的售票员、检票员、安保人员，大巴车和庞大的司机群体。
沿途的换乘站还能衍生出大量的餐饮摊位和商铺，大量的工作人员。
它不仅极大地拉长了旅游的消费链条，把原本简单的“看风景”，更解决了大量本地人的就业问题。
既响应了上级降门票的号召，又数倍放大了实际营收；
既整顿了内部交通，又养活了庞大的周边产业。
所以说从商业角度讲这就是一个天才的发明。
当然在这场精密的设计中，唯一被牺牲的，是游客的体验。
不过中国人太多，景区也太多，大多数景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生去一次。
景区从没想过做什么回头客的生意，所以他们也不在乎游客的体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