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护士推门进来的时候，夕阳正好打在病床上。

方淑仪靠在摇起的床头，身上盖着薄薄的蓝白条纹被单，手臂上扎着留置针，透明管子蜿蜒向上，连着一袋乳白色的营养液。她已经三天没能吃下东西了，全靠这个活着。

她的脸瘦得只剩下一张皮，颧骨高高突起，眼窝深陷下去，嘴唇干裂起皮，像久旱的河床。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健康的光泽，是烛火熄灭前最后猛地一跳。

她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

“还没到。”我说。

她的手在被单上微微攥了一下。

病房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天花板上日光灯镇流器的嗡嗡声。床头柜上放着一杯凉透了的白开水，旁边是一个削好的苹果，果肉已经氧化发黄，那是早上我削的，她一口都没吃。

窗外是这座城市灰蒙蒙的天，远处有几栋在建的高层住宅，塔吊的臂架一动不动，像是凝固在半空中的巨型昆虫。

走廊里偶尔传来推车经过的声响，橡胶轮子碾过地砖，沉闷，急促，像某种倒计时。

“老周。”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醒什么东西。

“嗯。”

“你恨我吗？”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这个问题，她问过很多次了。确诊之后问过，化疗期间问过，病情恶化之后几乎每天都要问一次。每一次我都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恨这个词太简单了，装不下这十年发生的一切。

她等了一会儿，见我没有回答，就闭上了眼睛。她的睫毛很长，年轻的时候多少人夸过这双眼睛，现在那睫毛像两把枯萎的小扇子，搭在灰青色的眼睑上。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皮鞋踩在地砖上的声音，不紧不慢，由远及近。

方淑仪的眼睛猛地睁开。

她听出来了。

不是我要等的那个人，但她听出了别的什么。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护士小陈，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一支针剂和消毒用品。

“方阿姨，该打针了。”小陈的声音很轻很柔，像是怕吓着谁。

方淑仪眼中的光黯了一下，慢慢伸出手臂。

小陈熟练地消毒、扎针、推药，动作轻得几乎感觉不到。她做完这些，朝我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方淑仪，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轻轻带上了门。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这层楼住了二十几个病人，方淑仪是病情最重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家人日夜陪护的。她只有我，每天下了班过来，守到晚上十点，然后在走廊的折叠椅上凑合一宿。

护士们私下里议论过，说这个大姐命不好，老公倒是好老公，天天守着，但那个病……

“几点了？”方淑仪问。

我看了看手机。“五点四十。”

“天快黑了。”

“嗯。”

“他会不会不来了？”

我知道她说的“他”是谁。

沈建设。她那个所谓的情人，准确地说，是她这辈子唯一真正爱过的人。我只是那个在她走投无路时接盘的人——这个说法难听，但事实就是这样。

十年前，方淑仪三十二岁，沈建设三十五岁。他们在同一家建材市场做生意，方淑仪卖瓷砖，沈建设卖卫浴，摊位挨着摊位。沈建设有老婆有孩子，方淑仪有男朋友——就是我。

那时候我在城北的汽修店当钣金工，一个月四千块，交完房租所剩无几。方淑仪跟我处了两年，她妈嫌我穷，她自己也嫌我穷，但一直没分手，大概是觉得我老实，是个“兜底”的人选。

后来沈建设出了事。他借了一屁股债去囤了一批进口卫浴，结果市场行情急转直下，货砸手里了，亏了四十多万。债主天天上门，他老婆受不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提出离婚。

沈建设一夜之间从风光无限的“沈总”变成了过街老鼠。

方淑仪那时候手里有攒了三年的钱，两万块。那是她准备拿来交首付的钱——我们当时在看城郊的一个小户型，总价三十多万，首付还差一点，她在攒。

她把那两万块借给了沈建设。

没有借条，没有见证人，甚至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

我知道，是因为沈建设拿了钱之后就消失了。不是跑路，是换了个地方从头再来，去了云南，据说做起了茶叶生意。他没有跟方淑仪说再见，没有留新地址，没有留新电话，什么都没有。

方淑仪等了他三个月，没有一条消息。

然后她嫁给了我。

婚礼办得很简单，在她老家摆了六桌，连司仪都没请。她穿了一件红裙子，不是婚纱，是商场打折时买的，三百多块。她那天喝了酒，喝了很多，敬酒的时候眼泪一直在眼眶里转，我妈以为她是舍不得娘家，拉着她的手说“以后这里就是你家”。

她笑着点头，眼泪掉进酒杯里。

那杯酒她一口干了。

02

婚后的日子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方淑仪是个能干的女人，她把建材摊位的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年能赚八九万。我还是在汽修店干我的钣金活，工资涨到了六千，虽然还是比不上她，但好歹能顾住自己。

我们没有买房，那两万块借出去之后，首付就不够了，后来房价涨了，就更买不起了。我们住在汽修店提供的宿舍里，两间房，一个月象征性地交三百块钱房租，卫生间是公用的，厨房在走廊上，炒菜的时候整栋楼都是油烟味。

方淑仪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个。她抱怨过我没出息，抱怨过我不会说话，抱怨过我不懂浪漫，但从来没抱怨过住得差。因为住得差这件事，她自己也有一份责任——如果不是把那两万块借给了沈建设，我们也许早就买了房，也许日子会比现在好过很多。

但我不提这件事，她也从来不提。

那两万块是我们婚姻里的一根刺，不长不短，不粗不细，刚好扎在喉咙的位置，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结婚第二年，方淑仪怀了孕。

她很高兴，比我这辈子见过的任何时候都高兴。她开始逛母婴店，买小衣服小鞋子，把小衣服小鞋子叠得整整齐齐，码在衣柜的抽屉里，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遍。

可是第四个月的时候，孩子没了。自然流产，医生说可能是染色体异常，也可能是母体原因，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方淑仪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麻醉还没退，她闭着眼睛，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什么。我凑近去听，听清了两个字。

“建设”。

不是我的名字。

我站在病床边，手里拿着她换下来的衣服，衣服上有碘伏的痕迹和血的腥味。走廊里的灯管发出惨白的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病房的另一头。

我没有哭，没有发火，甚至没有任何情绪。

就好像那两个字不是我听到的，而是我早就知道的，只是一直在等它被说出来。

那天晚上，方淑仪醒过来之后，第一句话是“孩子呢”。

我说没了。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转过头看着窗外，外面是城市的万家灯火。她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

“老周。”她突然开口。

“嗯。”

“对不起。”

我说没事，孩子还会有的。

我知道她说的对不起不是指孩子。

03

后来的八年，我们再也没有怀上过孩子。

去看了很多医生，中医西医都看了，吃了很多药，做了很多检查，结论是方淑仪的子宫内膜太薄，加上年龄增长，自然受孕的几率非常低。

方淑仪慢慢就不提这事了。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生意上，摊位从一个变成了两个，请了两个工人，一年到头忙得脚不沾地。我还在汽修店干我的活，下了班就回家做饭，做好饭等她回来吃，她经常八九点才到家，吃完了洗个澡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又走了。

我们的婚姻像两条平行线，躺在同一张床上，盖着同一床被子，但中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不咸不淡，不冷不热，像一碗忘了放盐的粥，吃得下去，但没什么滋味。

直到去年秋天，方淑仪开始喊胃疼。

她以为是在外面吃坏了肚子，去药店买了胃药吃，吃了几天不见好，反而越来越疼。我说去医院查查吧，她说哪有时间，年底了生意正忙。拖了半个月，有一天她在摊位上直接疼得站不起来了，工人给我打电话，我赶过去把她送到了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门诊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等她。主治医生把我叫进去，关了门，窗帘拉了一半，阳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办公桌上切出一条明晃晃的光带。

“你是她爱人？”医生问。

“是。”

“方淑仪的情况……不太乐观。”医生把CT片子举起来，指着上面一片灰白色的区域，“这里，胃壁明显增厚，我们做了增强扫描和活检，结果已经出来了。胃腺癌，中晚期，伴有腹腔淋巴结转移。”

我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但“中晚期”三个字我听懂了。

“还能治吗？”我问。

医生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擦着镜片。这个动作持续了大概五秒钟，但我觉得像是过了五个小时。

“可以尝试化疗和靶向治疗，控制病灶进展，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念一段说明书，“但因为发现得比较晚，治愈的可能性……不大。作为家属，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从诊室出来，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走廊很长，尽头是一扇窗，窗外是一棵梧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地往下掉。一个穿病号服的老头在窗边站着，手里拿着一个橘子，剥得很慢很仔细，橘皮上的汁水沾了他一手。

我走到卫生间，关上门，打开水龙头，水声哗哗的，我把脸埋在掌心，没有哭，只是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冷。

洗了脸，擦干了，走出去。

方淑仪还在候诊区坐着，看见我出来，问：“医生怎么说？”

“胃炎，有点严重，可能要住几天院。”

她看着我，那双深陷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相信，又像是早就知道了。

“你骗我。”她说。

我没说话。

“老周，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会撒谎。你一撒谎，左边的眉毛就会往上挑。”她指了指我的左眉，“现在就在挑。”

我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左眉，指尖触到微微隆起的眉骨。

“到底是什么？”她问。

我沉默了几秒，说了实话。

她的表情没有变化。或者说，她的表情变化太快了，快到我来不及捕捉。从震惊到恐惧到接受，中间大概只隔了两三秒。

“多久？”她问。

“医生说说不准，有的人几个月，有的人……”

“几年？”

我没有回答。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做了十几年生意，搬过瓷砖，打过算盘，数过钞票，骨节粗大，皮肤粗糙，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灰。现在它们安静地搁在她膝盖上，像两只疲倦的鸽子。

“老周。”她说。

“嗯。”

“对不住。”

这是她第二次跟我说对不住。

和上一次一样，这两个字里装的东西太多了，多到我接不住。

04

化疗的日子是最难熬的。

方淑仪第一次化疗后吐了整整两天，吃什么吐什么，最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我蹲在床边给她擦嘴，她推开我的手，说“你别碰我，我身上有味”。化疗药水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说不清是甜的还是苦的，从毛孔里往外渗，洗都洗不掉。

我说什么味都没有，你别瞎想。

她不信，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两只眼睛。那两只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像是在数上面的裂纹。

第二次化疗后，她开始掉头发。先是枕头上有，然后洗头的时候一抓一大把，最后索性让我给她剃光了。

我拿着推子站在她身后，镜子里是她光洁的头皮，白得刺眼。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笑了，说“我像不像个尼姑”。

我说不像，像个战士。

她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我说大概是看你太苦了，老天爷临时给我开了个窍。

她笑了一下，那笑容只持续了不到一秒，就像一块石头沉进了水里，涟漪散开，什么都没剩下。

化疗做了四个周期，复查结果出来，病灶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又大了一点。医生建议换方案，用二线药物继续化疗，但同时委婉地表达了另一个意思——效果可能有限，家属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方淑仪没有再继续化疗。

她说她不想死了还留着一身药水味，说她这辈子活得太累了，最后这段时间想清静清静。

我从医院把她接回了家。

宿舍还是一样破旧，走廊里的油烟味还是一样的重。她躺在床上，盖着去年冬天我给她买的那床厚被子，被子上有一股洗衣液的香味，是她最喜欢的那个牌子。

她躺了三天，什么都吃不下去，连水都喝得很少。第四天，她突然精神好了很多，靠在床上，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

她说起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说起我在汽修店干活的样子，说我那时候穿个脏兮兮的工作服，满手机油，请她吃饭都不洗手。

我说那你怎么还跟我处了。

她说她也不知道，大概是看上了我老实。

“老周，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老实，最大的缺点也是老实。”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评价一件用了很久的家电，“你要是能油滑一点，也许就不会被我拖累这么多年。”

“什么拖累不拖累的。”

“本来就是。”她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我心里一直有别人，你知道的。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真正把你当过丈夫。”

这些话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们都假装那根刺不存在，假装那个名字从来没有被喊出来过。但现在她不想装了，也许是因为没有时间再装了。

“我嫁给你的那天晚上，一个人在卫生间哭了很久。不是因为嫁给你委屈，是因为觉得自己对不起你。你对我那么好，我心里想的是别人，我觉得自己不配。”

“后来怀了孩子，我想好了，要把以前的那些事都放下，好好跟你过日子。可是孩子没了，我……”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我觉得那是老天爷在罚我。罚我以前做的那些事。所以后来再也没怀上，我知道，是我不配。”

我握着她的手，她瘦得只剩骨头，指节硬硬的，硌得我手疼。

“老周，我想见见他。”

“谁？”

她没有说名字，但我知道。

沈建设。

05

我没有拒绝。

不是因为大度，是因为我没有资格拒绝。一个男人最大的悲哀不是妻子心里有别人，而是你明明知道她心里有别人，却连恨的力气都没有。

十年了。从她嫁给你的第一天起，你就是一个备胎。你知道，她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可你还是娶了她，还是跟她过了十年，还是在她的病床前守了一个又一个夜晚。

你选了这条路，那就没有什么好不甘心的。

我开始找沈建设。

十年过去了，以前的联系方式早就断了。我翻遍了方淑仪的旧物，在她的一本日记本的夹层里，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云南的地址和一个座机号码。

座机已经是空号了，我试了三遍，都是“您拨打的号码不存在”。

地址倒是在的。我托在云南做生意的朋友打听了一下，说那个地方几年前就拆迁了，人都搬走了，搬去哪里不知道。

我又翻了方淑仪的手机，翻了三年前的聊天记录，发现有一个号码反复出现，没有存名字，只有一串数字。我试着拨了过去，接通了，对方是一个男人，声音有些苍老，带着浓重的云南口音。

“你好，请问你认识方淑仪吗？”我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四五秒。

“你是谁？”对方问。

“我是她爱人。”

又是沉默。这次更长，大概有十几秒。

“她怎么了？”

“病了。胃癌。”

“……她在哪里？”

我把医院的名字和病房号告诉了他。

他问能不能晚两天再过来，他在版纳那边有些事情要处理。

我说随便你，我只是把消息带到，来不来是你的事。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医院走廊的折叠椅上，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我在做什么？我在帮我的妻子联系她的情人，让她在临终前见最后一面。

我算什么？一个跑腿的？

可我又能怎样呢？如果我不帮她找到这个人，她会不会带着遗憾走？那遗憾会不会变成一个疙瘩，堵在她心里，堵到最后一口气？

我想起医生说的话：“让病人保持心情愉快，这对延长生存期有帮助。”

延长生存期。

我帮妻子找她的情人，是为了延长她的生存期。

这句话说出去，大概没有人会信。

06

沈建设是第三天下午到的。

他比我预想的要老得多。头发花白，背微微佝偻，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夹克，拉链拉到最上面，下巴缩在领子里。他拖着一个旧行李箱，轮子有一个坏了，拖起来磕磕绊绊的，声音从走廊那头一直响到这头。

他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往里看。

方淑仪睡着了，侧躺着，脸朝着窗户，阳光照在她光溜溜的头皮上，反射出一层淡淡的光。

沈建设没有推门进去，而是退后两步，靠在走廊的墙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然后又想起来医院不能抽烟，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在手里捏了又捏，烟丝从两头挤出来，掉了一地。

“她瘦了好多。”他说。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说。

“这几个月瘦了四十多斤。”我说。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根已经被捏变形的烟。

“那两万块钱，我一直没还。”他说。

这是他见到我之后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不是“她怎么样了”，不是“医生怎么说”，而是“那两万块钱，我一直没还”。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她知道你要来。”我说。

沈建设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是红的。

“她让我来，就是为了那两万块钱？”

“她没跟我说。等你来了就知道了。”

他没有再说话。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镇流器的嗡嗡声，还有病房里心电监护仪发出的有规律的滴滴声。

过了大概十分钟，病房里传来方淑仪的声音，很轻，像是刚睡醒的人在喊一个人的名字。

“老周。”

我推门进去。她醒了，眼睛半睁着，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门口。

“他来了？”她问。

“来了。”

“让他进来吧。”

我转过身，朝沈建设点了点头。

他深吸了一口气，推开那扇门，走进去了。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腿上绑了沙袋，每一步都走得很吃力。行李箱拖在身后，磕磕绊绊地响着，在这个安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走到床边，把行李箱靠在墙边，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不知道该放哪里。

方淑仪看着他。

他看着方淑仪。

他们对视了大概五秒钟，像是两个隔着一条河的人在辨认对岸的人影。

“淑仪。”沈建设先开了口，声音沙哑。

方淑仪没有回应。她的手在被单下慢慢移动，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最后她的手从被单下伸出来，手里攥着一个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已经被磨得起毛了。

她把信封递给沈建设。

沈建设接过去，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几张钞票。不是红色的百元钞，是绿色的五十元钞，旧的，皱的，像是压箱底压了很久的东西。

整整齐齐，四十张。

两千块。

方淑仪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了这辈子的最后一句话。

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清楚得像刻在石头上的字。

“那两万块，你还欠我一万八。”

07

病房里安静了一瞬。

不是沉默，是一种比沉默更可怕的东西——空气被抽干的感觉，所有人的呼吸都在那一刻停滞了。

沈建设手里攥着那两千块钱，脸上的表情像是一面被重锤砸中的墙，先是完整的，然后一道裂缝从中间炸开，接着是无数道裂缝向四面八方蔓延。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方淑仪还在看着他。她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回光返照的亮，而是一种等了太久太久终于等到答案时的亮。

“淑仪。”沈建设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这些年，你一直在等我？”

“没有。”方淑仪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纸，“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命，到底值不值那两万块。”

这句话像一把刀，不偏不倚地扎进了沈建设的胸口。

他的腿一软，膝盖磕在床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他扶住床栏，手指紧紧攥着白色的栏杆，指节泛白，青筋暴起。

“我当年不是故意不还的。”他的声音在发抖，“我去了云南之后，刚开始做茶叶生意，亏得一塌糊涂。后来慢慢好了，想着回来找你，可是……可是你已经嫁人了。”

“你找过我吗？”方淑仪问。

沈建设沉默了。

这一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残忍。

“你没有。”方淑仪替他说了，“十年了，你没有找过我一次。”

“我……”沈建设想解释，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

方淑仪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看向窗外。

夕阳已经落下去了，天边还剩最后一线橘红色，像一条快要熄灭的炭火。远处那几栋在建的高层住宅亮起了零零星星的灯光，塔吊顶端的红色警示灯一闪一闪的，像是悬在半空中的星星。

“老周。”她喊我。

“我在。”

“你过来。”

我走到床边，她伸出那只扎着留置针的手，慢慢握住我的手指。

她的手指很凉，凉得像冬天的自来水。但那力道不小，不像一个将死之人能发出的力道。

“你恨我吗？”她又问了一遍那个问过无数次的问题。

这一次，我回答了。

“不恨。”

“真的？”

“真的。”

“你撒谎，你左边的眉毛又挑了。”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左眉。它在跳，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方淑仪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淡到几乎没有，但我看到了。

“老周，你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不会撒谎。但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你连撒谎都撒不好。”

她说完这句话，松开了我的手。

然后她看着沈建设，说了最后一句。

“钱我不要了。老周替我交医药费已经花了十几万了，你那一万八，就当帮他还了吧。”

08

沈建设哭了。

他哭得很狼狈，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用手背去擦，越擦越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放在床头柜上，说卡里有三万块钱，密码是方淑仪的生日。

“我查过你生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炫耀，又像是忏悔。

方淑仪没有看那张卡。

她闭上了眼睛。

那天晚上，方淑仪的病情急剧恶化。值班医生和护士在病房里忙了一个多小时，各种仪器轮番上阵，监护仪的报警声响了好几次，走廊里值班的病人家属探头看了好几回。

沈建设一直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那根被捏变形的烟，指甲深深嵌进烟丝里。

后半夜，方淑仪走了。

我签的字。

笔很细，握在手里凉凉的，纸是粉色的，上面印着表格和空格。我在应该签字的地方写下自己的名字，笔画歪歪扭扭的，像是第一次学写字的小学生。

护士小陈给我端了一杯温水，说“节哀”。

我端着那杯水，站在走廊里，看着几个护工把方淑仪的床推走。床单是白色的，她躺在上面，身上盖着同样的白布，脑袋的地方凸起一块，那就是她光溜溜的头颅。

沈建设站在走廊的另一头，和那辆床隔着大概二十米的距离。

他没有走近。

床经过他的时候，他鞠了一个躬。九十度，标准得像一个仪式。

然后他转过身，拖着那个坏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朝走廊的另一头走去。

磕磕绊绊的声响在深夜的医院走廊里回荡了很久很久。

尾声

方淑仪走后第三天，我去医院结清了所有的医药费。

加上之前陆陆续续交的，总共十四万七千六。

沈建设那张卡里的三万块，我一并交了。

不是因为我替他省钱，是因为那笔钱是方淑仪让他还的，我只是帮她完成这个心愿。

至于那剩下的两万块，方淑仪说不要了。

那就不要了。

我后来查到，方淑仪在确诊之后不久，瞒着我做了一件事。

她把沈建设当年写的那张欠条——对，其实是有欠条的，她一直收着，从来没有告诉我——寄到了沈建设老家的地址。欠条的背面，她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

“此欠条作废。你欠我的，不还了。”

那行字的下面，原本写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但被她划掉了。

划得很用力，纸都破了。

透过那个破洞，能隐约看到一个偏旁。

三点水。

沈建设的“沈”，左边也是三点水。

但被划掉的那个，好像不是“沈”。

我想了很久，没有想明白。也许我是不敢想明白。

方淑仪这辈子心里装的那个人，到底是沈建设，还是别的什么人，我不知道。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

感情这种事，就像走廊里那盏日光灯的镇流器，嗡嗡嗡地响着，你知道它在响，但你永远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我搬离了那间宿舍。

走的那天，我收拾东西，在方淑仪的衣柜最深处发现了一个鞋盒。

盒子很旧，是很多年前那种老式的皮鞋盒子，边角都磨白了。我打开，里面装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小衣服，粉色的，小碎花，领口有一圈蕾丝。

那是她当年给没出生的孩子买的。

小衣服下面，压着一张B超单。

日期是十年前。

B超单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如果你能活下来，妈妈一定好好爱你。再也不说对不起了。”

我把鞋盒盖上，放进了我的行李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