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武工队长巧计消灭日军,菜刀力战斩首敌人,肩膀竟被日军咬下一块肉!
1943年仲夏,皖东平原被暑气笼罩,稻浪起伏间却埋伏着阴影——天长县城外那座破败的土地庙成了日军封锁交通的钉子。几条主道在此交汇,日伪凭借十余名守军和一挺轻机枪,将南来北往的百姓搜得透透的,黑名单上的粮食、布匹与年轻劳力,常被他们硬生生拉走。
天长隶属新四军第三师的活动区,独立团的武工队天天盯着这根钉子。队里流传一句顺口溜:“钉子不拔,百姓难活。”敌后作战讲究“麻雀战”与“拔钉子”并行,这么个不足二十人的据点,却像门闩,把根据地和县城隔成两块,急得各路小交通把货挑到一半就折返,乡亲们连盐巴都买不到。
要动手,得先摸清门道。队里有名叫老刘的兵,被挑去做庙里伙夫,半年里装聋作哑,连“八嘎”都能学得像真日本人。一天黄昏,他冒雨回来,带了一句关键信息:“那帮家伙正午最困,枪都挂在墙角,人散在土炕上打鼾。”王裕仁听罢,捏着帽檐低声嘀咕:“天给机会,咱可不能慢。”情报如刀口子,磨得锋利才有用。
作战会议没有地图沙盘,只有一截树枝在地面戳来划去。三条线条指向庙外二十多米处的土堆——那是哨兵立脚的岗子。王裕仁与两位副手张亚明、李乐山商定:三人化装成赶集汉子贴近哨兵,余下十一名战士带短枪藏在半里外竹林,只等手势一挥。计划说来简单,难在敢不敢贴脸硬上。
尾声尚未到来,话头却轻轻落在细节。化装那天一早,天才蒙蒙亮,三人各裹旧布衣,脚下一双草鞋,手里拎只破藤篮,内里烟酒熟鸡作掩护。走到稻田边,王裕仁叮嘱:“近了别多说。”张亚明点点头,只回了个“明白”。哨兵果然伸枪拦路,斜眼盯着那坛子绍兴酒。张亚明笑着递过去:“桑盖,给你解渴。”哨兵嘟囔着“阿里嘎多”,低头去嗅。
机会在瞬息之间。李乐山猛地扣住枪机,王裕仁抱腰下沉,张亚明抡起菜刀,寒光一闪。哨兵强壮,垂死挣扎时咬住张亚明肩头,竟撕下一块血肉。剧痛袭来,他额角汗珠噼啪滚落,却只咬牙扯下袖口塞住伤口。李乐山抓起路边湿泥,和着汗血涂抹止血,再用草绳一圈圈缠牢。不到半分钟,外人只会以为三个农夫蹲在田边议价买稻谷。
“动!”王裕仁抬手,竹林里十几条黑影刷地窜出。土地庙的门板被撞开时,屋里仍是鼾声连连。枪口先行,可敌人身边的三八大盖正搁墙根,来不及摸。几记短促的闷响,日军小队长刚撑起身子,就被王裕仁一脚踹回土炕。睡眼惺忪的他只来得及吼出半句“八路——”,喉咙已被匕首封死。
室内外一阵翻搅,尘土裹着姜黄灯油味。活下来的八个日军被战士们五花大绑,云梯似的摞在庙墙根,双手反剪。“不许出声!”张亚明提着缴来的轻机枪,声音低得像闷雷。俘虏们惊惧地盯着他血迹斑斑的肩头,没再动弹。
枪械弹药迅速装袋,伙夫老刘找来门板当担架,抬上伤员和缴获物。全队顺着河埂小路悄然消失。两点过后,城里的日军才察觉土地庙无线电静默,火速赶到时只见一地血迹与倒毙同僚。恼羞成怒的军曹命迫击炮轰庙,又把附近三头耕牛炸死,捡些破碎家什扬长而去,声势闹得不小,却抓不到一个新四军影子。
小部队拔掉一个据点,不是头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情报、伪装、突袭、速撤,这套流程在华中平原被来回演练,直至敌人再难用稀疏的据点锁住乡村。天长一役后,县南那条官道夜里重新响起木轮声,盐担子、布匹、解放区的报纸陆续通过;而武工队悄悄挪向下一颗“钉子”,肩伤未愈的张亚明照旧跟在最前,背影映着晚霞,薄汗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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