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元朝末年，群雄并起，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前几天我们都研究了，为什么先研究他们呢？很简单，因为在历史议论中，他们比较有热度。
但是，还有一个人，他曾经是陈友谅的领导，还是元末第一个称帝的农民起义领袖，势力最盛的时候更是：
《国榷》：其遣将所摧陷，几海内之半。
您看，天下一半都是他的了。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后世研究中却被长期忽视，实际上您要是搜有关他的论文，可能都没有几篇，
这个人，就是徐寿辉。
徐寿辉这个人非常有意思，怎么说有意思？主要是他这个人非常的矛盾。
他是农民起义军领袖，也当了皇帝，政权也存续有十年，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掌权过，大部分时间是被操控傀儡，任何权力都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领导者上位之后，反而会陷入这种无力掌控局面，甚至是失去权力的困境呢？
故事，要从元至正十一年开始说起。
这是老生常谈了，元末腐败黑暗，天下大乱，北方有刘福通韩山童起义，南方有彭莹玉，邹普胜起义。
刘福通起义，他推举韩山童当领导，为什么？因为韩山童身上有宗教性质，韩山童是白莲教首领，他可以吸引信众。
彭邹起义之后，他们也需要找这么一个代言人，最好是那种有天命象征的人。
当时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说邹普胜原本是一个铁匠，在家里睡觉，梦到一条龙来了他家，梦醒之后，小贩出身的徐寿辉就来到铁匠铺，让邹普胜给他打造一把锄头。
邹普胜一看，这是梦应验了啊，徐寿辉就是梦里这条龙啊，于是他对徐寿辉说：
《徐氏海隅集》卷四十三：耶当为炼一剑赠君耳。
天下大乱了都，你还打什么锄头啊，我直接给你打一把宝剑。
于是乎，邹普胜成功说服徐寿辉加入起义。
包括后来徐寿辉被众人拥戴为皇帝，也是因为大家发现，徐寿辉在洗澡的时候，他是“身上毫光起”，说他洗澡的时候身上直放光，这其实都是同一种祥瑞叙事，和陈胜吴广鱼腹丹书，刘邦斩白蛇起义一样，是起事，造势常用的一种手法。
那可以说，徐寿辉可以被选为这个领导，有三个因素。
第一，史书记载徐寿辉长得很不赖，相貌异众，魁梧奇伟，在视觉上具备领袖气质。
第二，徐寿辉性格很好，好的性格让他人缘好，结交了不少的朋友。
第三，徐寿辉出身很低，接近于平民，没有深厚的背景和势力，很容易被操控。
徐寿辉建立的政权，叫做天完，政权建立之后，扩张的非常迅猛，我们看记载：
《明通鉴》前编卷一：是岁，徐寿辉连陷湖广、江西诸郡县，遂破昱岭关，陷杭州。别将赵普胜等陷太平。诸路势大振...
天完红巾军四向出击，势力一度扩展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四川，说据有半个天下，那毫不为过。
但是，表面的军事胜利和强大，遮盖不住明显存在的缺陷。
天完红巾军的扩张，是流寇式的，他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模式，在起义前期可以迅速扩大势力，如果一直这么顺，那没问题，那你直接消灭其他枭雄，再消灭元朝，你直接通关了，但问题是打仗哪儿有不输的呢？
至正十三年，元军和天完红巾军在蕲水，今湖北黄冈一带交战，天完红巾军落败，一下子死了四百多名高级将领，徐寿辉更是仅以身免，匆忙逃走了。
您看，一旦遭遇反扑或者战败，因为你没有根据地，你特别的脆弱，几乎一打就散了。
而且天完政权的权力结构从一开始就是错位的，是倒置的，徐寿辉名义上是皇帝，但军权也好，政权也好，一直都在别人手里，一开始是邹普胜当太师，后来是倪文俊做丞相，最后是陈友谅为平章政事，拜汉王，在这三个时期，徐寿辉都是徒有虚名，一点排面没有的。
《元史》卷四十四：倪文俊建伪都于汉阳，迎徐寿辉据之。
我们看这个“迎”字，非常的巧妙，说倪文俊在汉阳建都，迎接徐寿辉来居住。
这个迎，其实不是迎接，是挟持的意思，因为一个政权建都，怎么是丞相决定而不是皇帝决定呢，这不和曹操在许昌建都，挟持汉献帝是一个道理么？
我们现代有一门学科，叫组织社会学，用这个学科来分析，徐寿辉就是典型的符号型领导。
试问徐寿辉的价值在哪里？主要在于他的象征意义，他的身上有很多传说，有很多天命所归的感觉，他被需要，是因为起义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来凝聚人心，来构建合法性，而他之所以被架空了，也是因为他只有象征意义而没有别的意义，当军事将领们在战争中积累了实力，符号型领导反而变成了随时可以被替代的工具。
后来我们也知道，丞相倪文俊企图取代徐寿辉，要把徐寿辉杀掉，但被陈友谅阻止，陈友谅杀死了倪文俊的同时“保护”了徐寿辉。
保护打引号，就是说陈友谅和倪文俊是一样的，徐寿辉的处境不过是从董卓手里变成了在曹操手里。
《宋元资治通鉴》卷六十三：自称汉王立王府置官属事权一归友谅寿辉惟拥虚位而巳。
后来陈友谅就把徐寿辉杀了，取代天完，建立陈汉政权，篡位登基了。
作者早年间在一些历史杂志上还曾看到说徐寿辉死前还在不断哀求陈友谅，说可以让出皇位，自己去做普通人。
作者查了一下《元史》，《明史》，《国榷》，以及《草木子》，《庚申外史》等书籍，没有找到相关记载，可能是戏说，当然也可能是作者没查到，后续有读者发现可以指出，但是如果徐寿辉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您就可以想到，徐寿辉是一个多么幼稚的人，身为一个傀儡，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还在幻想自己放弃一切就能换来生路的可能。
更加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个幼稚天真之人，竟然做了十年皇帝。
其实，这不是徐寿辉的个例，古代历史上，尤其是王朝末年的一些早期的农民起义中，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马克斯韦伯提曾经有一个概念，叫做卡里斯马型权威，意思是，有一些领导者，他的权威建立在超凡天赋的信仰之上，这样的领导在动荡不安的起义初期非常有效，徐寿辉的发光啊，黄龙啊，这种事情，就是典型的卡里斯马型权威。
这种权威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它是不稳定的，个人化的，难以制度化，一旦领导者不能不断的证明自己的超凡性，那么追随者就会流失，权威就会转移到军事将领的身上，而徐寿辉，他恰恰是“被卡里斯马”的领导，他是被邹普胜赋予了这个光环，被起义军授予了天命，但他没有持续展示自己超凡天命的能力，所以最终被杀掉了。
其实历史曾经给过天完政权，或者说给过徐寿辉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
元末有个叫做刘夏的文人，曾经给徐寿辉写过一封信，信里有这样的话：
《刘尚宾文集》续集卷三：尚红者，吾宋之民也；尚白者，亦吾宋之民也，岂有宋民还杀宋民。
尚红者就是指红巾军，尚白者就是地主武装。
红巾军是农民起义军，我们古代的大多数农民起义军，起义之后，他们的早期行动一定都是摧富益贫，就是打击富户，地主，收拾有钱人，把钱财分给穷人。
那么元末的很多地主乡绅，他们害怕红巾军打土豪的这个行为，他们就自己组织团练，武装自保，可以说他们在立场上反红巾军（但也不一定忠于元朝）。
可能当时天完红巾军就把地主武装也视为敌人，也进行打击消灭。
所以刘夏劝说，说红巾军当年也是老百姓，地主武装也是老百姓，我们其实同出一脉，没有互相残杀的道理。
潜台词是，刘夏认为，天完红巾军完全可以把地主阶级争取过来，让其成为自己势力的一部分。
您想一下，天完政权是农民政权，它靠打土豪分钱能快速壮大，因为穷人得利，穷人支持，但是你既然建政了，你就要解决阶级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有文化，有组织，有钱粮，你把他们都杀光了，都得罪了，谁来帮你管理地方？谁来收税？谁来制定法律，礼仪？
如果永远只是流寇式的攻城，抢粮食，杀地主，那就永远建立不起一个稳定的，能长期统治的封建政权，你必须要制度化，制度化的意思就是要建立官僚体系，有法律，有税收，有科举等等，这些事情，穷人也能做，农民也可以做，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至少需要一部分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来合作，而且没有建立政权的时候，你可以出于维护农民的利益而打击乡绅富户，但一旦建政，你还要持续这种打击手段么？后世之人其实已经交出了答卷，李自成正是因为灭亡明朝之后还在施行追赃助饷，打击官僚和乡绅的政策，才导致了大顺政权得不到广泛支持，最终灭亡。
刘夏试图让徐寿辉来缓和红巾军和地主武装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也是在为农民政权的制度化寻找出路，但是很显然，徐寿辉没有给天完政权完成转型，原因很简单，因为徐寿辉说了不算，这个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更换实际统治者，导致政权内部也没有解决谁说了算的问题，等到可以解决谁说了算的问题，朱元璋的吴政权早就转型成功了。
要说徐寿辉，他没有雄才大略么？也许是有的，但是他没有施展的机会。
考察有关他的史料，发现他这个人，人性还不错，待人宽厚，没有不良嗜好，是“所过不杀，招纳流亡，民心归之”，这些品质放在太平时代没有问题，这是闪光点，但在元末，在乱世，它只能让一个人成为好人。
卖布为生也坐堂，十年君号是虚忙。
江流不管人间事，依旧东去到汉阳。
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乱世的胜利者，往往不属于好人，而属于强者。
参考资料：
《元史》
《明史》
《国初群雄事略》
张翼之.徐寿辉与天完红巾军.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郭若愚.元末徐寿辉起义军的铜印及其政权问题的探讨.上海博物馆集刊,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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