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记者 谭琪欣 刘静怡）“我就是腰不舒服，想去医院按摩一下，结果光膏药就开了1000多块钱。”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李梅（化名）提起这次就诊经历满是无奈。她原以为只是简单的理疗，没想到最后拎回家一大袋膏药，账单上的数字让她心疼了好一阵。
同样感到困惑的还有上海的王青（化名）。“孩子一次普通感冒咳嗽，门诊开药花了360块钱。我一算，光是那两盒中成药的药费就占了90%。”
近年来，随着药品集采持续扩围，患者本应能用上更便宜的药。然而，不少患者的切身感受却是，医院开的中成药，怎么还是这么贵？
独家品种难集采
低价中选药被“架空”
医院开的中成药价格贵，并非只是患者的主观感受。
2025年2月，江苏省医保局发布第三批药品价格预警，共点名106个药品价格过高，其中98个为中成药，占比超过92%。六味地黄丸、健脾益肾颗粒、双黄连口服液等常见品种均在预警之列。
同年7月，国家医保局通报，在全国挂网的8.8万余种中成药中，部分药品在个别省份的日均费用达到同省同品种最低费用的5倍以上。随后，20多个省份陆续发布价格纠偏文件，一批中成药过高的价差引发关注：小活络丸日均费用比同品种最低价高915倍，生脉注射液价差达698倍，黄连上清片价差211倍，牛黄解毒片价差338倍……
记者调研发现，中成药整体价格虚高，主要是因为中成药集采覆盖率有限，而已降价的中选产品又被挡在了处方之外。
截至目前，全国四批中成药集采累计覆盖超过300个品种，仅占市场上9000余个品种的极少数，大量独家品种更是游离在集采之外。
“中药领域独家品种多，不是偶然。”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解释，中成药源于经典名方、临床验方或名老中医协定方，在剂型、炮制工艺、组方配比上的任何差异化，都可能形成独家批文。独家品种没有同类竞品比价，无法形成市场约束，为企业价格操纵留出较大空间。
即使是已纳入集采的中成药，在落地环节同样遭遇了重重关卡。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杨照在调研中发现，集采落地执行后，医疗机构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低价中选产品的采购任务，但临床实践中容易使用相对高价中选药品或功能相近的未中选替代品，导致相关品种临床用量变化不大或有所降低。
这一现象并非个例。2024年9月，河北省医保局在通报中披露了一组数据：该省2447家医疗机构在执行中成药联盟集采时，大量采购超出中选价3倍以上的高价药品，涉及金额2.27亿元，占集采总采购金额的69.83%；湖北省咸宁市医保局通报显示，2025年全国中成药联盟（续签）药品接续完成率仅为71.62%。一些地方医保局在检查中还发现“报而不采”“报量不实”等突出问题；江西省庐山市医保局在2026年4月的约谈会上指出，部分医疗机构在中成药集采执行中，存在“少采甚至完全未采购中选产品”的情况。
“医保部门很难完全干预医院的临床治疗决策，这意味着，集采省下来的钱，又被高价药‘吃’了回去，低价中选产品基本被‘架空’。”湖南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原秘书长黄修祥表示。
报量缩水、评审被卡
低价中成药进院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低价集采中成药进院难的背后，是一条从报量到进院、从制度到市场的完整链条，而链条的第一环（报量阶段）就已松动。
按集采规则，医疗机构需提前填报院内年需求量，企业据此报价。清华大学老科协医疗健康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耿鸿武告诉记者，实际操作中，医院为了规避集采用量考核，报量时往往不会足额申报。“比如一个医院实际一年用1万盒，但报量时只报5000盒。报量部分按照要求必须足量使用中选产品，纳入考核；剩下5000盒属于自由量，医院可以自由选择。”企业按5000盒的预期报了低价，市场五成需求却不在刚性约束之内。
“集采后，中选产品不仅放量不如预期，甚至部分品种用量比集采前更低，导致中选企业‘量价齐跌’。”多家国内中成药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反馈，这一现象让他们头疼不已。究其原因，中选品种降价后，从厂家到经销商再到医院，各环节利润空间都被压缩，销售动力自然不足。某头部中成药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她注意到第四批报量中，部分地区填报的下一年度采购需求量甚至低于2024年实际使用量。
即使某家医院足额报量，中选后的产品也不一定能顺利入院。“药事管理委员会是绕不开的一道关，很多低价品种在评审阶段就被卡住了。”黄修祥介绍，中成药临床证据相对薄弱，在DRG按病种付费的约束下，医院更倾向于选择疗效明确、证据充分的药品，中成药适应证宽泛、证据等级不高，往往第一个被压缩。
即便低价中选药顺利进了医院药房，到了处方环节，医生也不一定会开。记者随机采访了北京、上海、广东、广西等地三甲医院，以及基层医院的临床医生了解到，绝大部分医生有使用特定品牌的习惯，对于集采中选的低价产品，部分医生存在一定顾虑，认为这类产品在品质稳定性、疗效表现等方面可能不及常用的品牌产品。
“尤其像感冒清热颗粒、强力枇杷露这类药品，厂家众多，一个品种就有数十家企业中选，同质化严重，而质量参差不齐，临床医生难以直接对比众多中选品牌的质量。”广东一家三甲医院临床医生告诉记者，为规避临床决策风险，只能优先考虑大品牌。
为鼓励医院和医生使用集采药品，2020年6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的指导意见》，确立集采结余留用激励机制。这一制度的核心逻辑是：集采药品医保资金预算减去实际支出后的结余部分，最高可将50%奖励给医疗机构，用于相关人员绩效，激励优先使用中选药品。但据记者了解，中成药集采是否适用结余留用，由各省自行决定，导致其激励力度和覆盖范围因省而异，整体激励效果偏弱。
建立中成药评价标准
打通集采落地堵点
“低价中成药进院难，是质量标准、落地机制、临床惯性三重矛盾的集中爆发。”邓勇表示。集采把价格打下来只是第一步，要让更多患者用上优质平价中成药，还需多方施策，完善配套机制。
让质量有标准可依是基础。邓勇建议，以等效性评价替代一致性评价，建立同名同方质控标准，开展生物等效性试点，设定关键成分含量阈值，为临床替代提供硬性标尺，破解“无标准不敢用”的困局。杨照补充道，真实世界研究推进十分重要，需建立中成药评价标准，这是行业建立质量信任的关键一步。
质量标准逐步建立的同时，价格形成机制也要同步推进。202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全周期、全渠道”的价格管理思路。国家医保局的“红黄绿灯”机制已在多地落地：日均费用价差超过5倍的黄标警示，超过10倍的红标重点监控，超过10倍的暂停挂网。院内低价、院外高价的套利空间正在被压缩。
价格理顺后，要让集采的“量价”真正挂钩，还需打通落地环节的堵点。耿鸿武建议，明确中标价格与约定采购量的刚性对应规则，督促医疗机构精准报量、按量采购。今年4月发布的第四批集采文件对此已作出回应：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量不得低于2024年实际采购量的80%，未达标需书面说明；企业中标后若出现供应短缺，将被纳入违规名单。这些调整都在向“量价刚性挂钩”靠拢。
与此同时，结余留用政策也需从“听过”走向“拿到”。专家建议，应从统一核算规则、明确资金使用细则、加快拨付流程等方面加以优化，让医生开低价药更有动力。
让竞争更充分，是另一条正在推进的路径。第四批集采明确进一步打破通用名限制，将临床功效重叠的产品“拉通分组”。颗粒剂与口服液虽为不同剂型的独家品种，也被合并同组竞争，如此一来，临床价值与质量将成为核心竞争力。邓勇建议，统一同一通用名中成药医保支付价，高价部分患者自付，倒逼医院弃用高价药、选用低价中选品。
在政策的顶层设计之外，基层用药引导同样重要。多位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希望，能由医保部门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发布用药指导信息，如各机构采购了哪些中成药、用药比例怎么样、医生和居民的反馈如何等，让更多医生心里有数，知道哪些药用得上、信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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