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之父”周苍柏临终将亿万家产全部捐给国家，逝世后安葬在八宝山！
1953年初夏，武汉东郊的湖畔吹着热风，建设局的勘测队正忙着丈量残垣断壁间的泥岸。谁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名叫“海光农圃”的私人园子，当年它的主人周苍柏种树、引水、开辟药圃，只为给染上鸦片的市民一个能戒瘾的去处。如今国家决定把残存的园圃扩建成全民共享的东湖景区，而周苍柏的名字却鲜有人知。
将时间拨回到清朝行将就木的1906年，年仅十几岁的周家少爷已悄悄跟随刘静庵出入“日知会”的秘密聚会。萍浏醴起义策划期间，他负责送信、筹款，甚至亲手抬过木箱里的炸药。暗探突然造访那夜，他被家族护送出城，刘静庵等九人却在汉口被捕。那次惊险是他第一次与“国家存亡”这个大词真正贴脸相遇，自此胸中埋下一枚火种。
逃出险境后，长辈一句“读书才能救国”让他远走上海，再赴纽约大学。1917年学成回国，一身西装走进汉口江边的湖北银行，很快做到总经理。人民币尚未发行，那时最硬的还是银元。他把盈利的一大笔银元腾挪出来，经同盟会关系送往南方前线，北伐军的子弹和药品里，就有这位银行家悄悄添的分量。
1927年春，局势突变。清查风声四起，一位地下交通员遇险，周苍柏掏出大额支票，却发现钱不一定能换来自由，“先把人接出来，再说钱的事。”夜里，宪兵闯进周宅盘问，女主人踱步出门，淡淡一句：“我们家只有管家在。”攸关性命的几分钟，周苍柏已循后门转移。钱没少花，人保住了，他却成了通缉要犯，只得举家辗转入川，随后赴渝开办化工厂。
有意思的是，金融和工矿的滚动收益反倒让他的援助越出一城一地。1930年，他把部分利润拿来扩建海光农圃：修筑人工湖、增设诊所、聘法国园艺师，一年吸引上万人次免费入园。那正是武汉鸦片泛滥的年代，能在荷香石径间“洗烟”的穷苦汉子不知凡几。有人说他做秀，他只回一句：“病好了，人能干活，这比施粥长远。”
抗日烽火烧到江汉平原。1937年秋，他把两个儿子送去前线，行前只交代七字——“枪要抢，城不能丢。”二子周德佑在山西断臂岭阻击战中中弹，时年十八；噩耗传回武汉，父亲在厂房里沉默良久，第二天却追加捐款，托人连夜把黄金条和两千多袋白面送往新四军转运站。紧接着，他与董必武商量，在晋皖交界的汤池开办训练班，半年内培训数百名游击干部，把青年从“逃难客”变成“拿枪人”。
武汉沦陷后，海光农圃被炮火毁成焦土。周苍柏没有多言，带着家人辗转西南，依旧借商路为抗战输血。其间，小女儿周小燕先赴上海音乐学院深造，随后在陪都剧场唱响《长城谣》《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声音在防空洞里一遍遍回荡。有人揶揄她“千金小姐凑什么热闹”，她笑答：“这是另一种火线。”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政权着手整合金融工业，人们以为这位经验老到的银行家会进入政府班子，却听他推说“年过花甲，精力不济”。实际上，他把大部分资产交给国家，连昔日象征身份的洋楼也挂牌公产，只留下两千元用作晚年医药。北京西山下，干部送来任职文件，他写了“恕难从命”四字，笔锋干脆。
同年，他提议把已是废墟的海光农圃完整划拨政府，作为大武汉未来的城市绿肺。地方建设部门接手后，很快把四散的残墙清理，又在旧址中心树起一块青石碑，刻下“周德佑烈士就义处”九字。1956年东湖风景区正式对外开放，湖光山色中仍可看到当年农圃遗留的紫薇古木。
1970年深冬，周苍柏病逝北京，享年八十二岁。灵柩移入八宝山革墓安葬时，没有奏乐，也没有繁冗仪式，只摆放了他生前常用的旧手杖。亲友回忆，这位老人最后的念叨是“园子那边树再种上了吗”。今日徜徉东湖，早春樱花、晚秋枫叶，为千万人送去清凉与闲暇；很少有人知道，最初播下这些树种的人曾用同样的双手，把金条、白面和子女一并推向硝烟，换来了城市与国家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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