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那场冬雪，下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大。雪花像扯破了的棉絮，铺天盖地地砸在北方那个贫瘠的小山村里。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出生了。
按理说，添丁进口是农家最大的喜事，可我出生的那声啼哭，却被院外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嚎啕声给盖住了。接生婆刚把我用粗布包被裹好，还没来得及向我娘道喜，院子的大木门就被人重重地撞开了。村里的几个壮劳力用一块门板，抬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走了进来。那是我爹。
为了给我娘攒些坐月子的鸡蛋钱，我爹跟着村里包工头去邻县的采石场打零工。就在我即将降生的前几个小时，采石场发生了塌方。一块几百斤重的碎石滚落下来，当场要了他的命。我奶奶听见动静，从偏房里跑出来，只看了一眼门板上那双熟悉的破棉鞋，双腿一软，直挺挺地昏死在雪地里。
后来奶奶总跟我说，我娘那天的眼神空洞得吓人，她就像一截枯木一样躺在炕上，不看门外，也不看刚刚降生、连胎脂都没洗干净的我。
那场丧事办得极其凄凉，在漫天的风雪里，我爹被草草下了葬。家里的积蓄为了办丧事掏得一干二净，还欠了外头一些钱。
我满月的那天晚上，风刮得窗户纸哗啦啦地响。那晚没有满月酒，连一碗红糖水都没有。我躺在炕头上，因为饿，扯着嗓子哭嚎。大娘推开门，借着昏暗的月光，只看到我一个人挥舞着小手在破棉被里挣扎。炕头放着一个红布包，里面是几件破旧的换洗衣服，而我娘，早就没了踪影。
她走了，扔下刚刚满月的我，悄悄改嫁去了外省。
天亮后，本家亲戚挤满了那个狭小破败的堂屋。每个人脸上都愁云惨雾。奶奶坐在门槛上，眼睛已经哭得半瞎，只是不停地捶着胸口骂老天爷不长眼。
二叔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不知是谁先开了口，叹着气说，这孩子命太硬，克死了爹又赶走了娘，家里这条件，老太太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一个吃奶的奶娃娃，不如送人吧。
送给邻村那户生不出孩子的人家，好歹能保住一条命。
亲戚们纷纷附和，似乎这是眼下最合理、也是最无奈的办法。奶奶哭得更凶了，却也无力反驳。二叔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磕了磕，站起身准备去邻村问问。
就在这时，堂屋的门帘被一把掀开。一阵冷风灌进来，大娘端着一碗刚熬好的米油走了进来。她把缺了口的粗瓷碗重重地磕在破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原本嘈杂的屋子瞬间安静了下来。
大娘走到炕边，一把将还在抽泣的我抱进怀里，用她粗糙的手掌护住我的后脑勺，转身冷冷地扫过屋里的每一个人。
“谁说要把这孩子送人？”大娘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砸在地上能砸出一个坑的硬气。
二叔搓着手，有些局促地说：“嫂子，这不是没办法嘛。你看咱妈这样，你和大哥家里还有个刚上小学的柱子要养，这丫头留下来，拿啥喂她？”
大娘没有看二叔，她低头看着我。我那时大概是闻到了她身上饭菜的香气，或者是感受到了她怀抱的温暖，竟然奇迹般地停止了哭泣，睁开黑溜溜的眼睛看着她。
大娘的眼眶突然红了。她把我往怀里紧了紧，抬头看着众人，一字一句地说：“她虽然没爹没娘了，可她还有大伯，还有我这个大娘！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饿不死她。从今往后，她就是我闺女！”
大娘的一句话，硬生生把我的命留在了这个家里。可留下来容易，养活一个满月的婴儿却难如登天。大娘为了让我活下去，她硬是拉下脸皮，抱着我挨家挨户地去村里有哺乳期妇女的人家讨奶吃。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穷，谁家的奶水也不富裕，大多只能紧着自家的孩子吃。大娘就拿着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或者帮人家纳鞋底、洗衣服作为交换，只为了能让我吃上几口饱奶。如果实在讨不到，她就熬米粥。把家里仅剩的一点大米熬得烂烂的，滤出上面那层浓稠的米油，一口一口地喂给我。
大伯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平时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面对大娘的决定，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扛起锄头下地，或者去镇上干更重的体力活，努力给家里多挣几口口粮。我的堂哥柱子，那时候才八岁，看到母亲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个捡来的丫头身上，起初也闹过脾气。
有一次，大娘把家里仅有的一个白面馒头掰碎了泡在米汤里喂给我，柱子在一旁馋得直咽口水，忍不住抱怨说：“妈，你干脆去给她当亲妈算了，我才是你亲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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