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乡村人口4.51亿人，农民工约3亿人。很多中国人，生存在城乡之间。他们出生于农村、在城市工作 ，生活方式却又没有完全城市化，这是中国社会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从农村走出来的人难以融入大城市——说起来，似乎是快要老掉牙的事情，但赵玉顺和他的伙伴贞贞，并不打算对此视而不见。五年前，他们26岁，决意脱离公司打工人的社会身份，依靠自己的积蓄和小型借贷，走访中国村镇。从近处的广东云浮开始，接着到广西，最终抵达了1000多个村镇。
记录那些中国老农民，渐渐变成一件必须要完成的使命。这两位农村出来的二本学生，曾经辗转深圳、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工作，最终打定主意，将人生十年时间焊在农村田野里，让农民为自己发声。农民、土地、作物、轶事，许多乡土影像，被他们集结在B站“遇真纪事”的账号中。
“上涨农民养老金，有时媒体在呼吁，有时热心网友、专家、官员在讲，但作为当事人的农民的声音是缺席的。他没办法注册一个网络账号，说我是老农民，我种了50年地，我认为应该涨到多少钱。”赵玉顺瘦瘦的，湖南邵阳人，很精干。他的童年在一个丘陵地带的村子度过，后来到海南念完本科，在邵阳农村属于学历最高的那批人。可换到城市里，二本学生是另一番处境。
城市向他们发出过召唤。赵玉顺设想，自己可能成为一名出入CBD商务区的精英。贞贞到深圳第一份工作，月薪四五千元。她从中大方抽出200来元，跟朋友到星巴克办了张年卡。咖啡苦苦涩涩的，她着实不喜欢，但似乎都市丽人就应当坐到玻璃落地窗前喝咖啡。
很快，他们发现，白领生活不持久。贞贞的一位朋友是农村的大专生，在北京给视频加字幕，被效率更高的剪辑软件替代掉。家里人逼她相亲，城市留不下来，农村没有工作机会，回不去。赵玉顺和贞贞在北京给公司制作宣传视频，诸如哪里又建了新商场。热情洋溢的片子剪多了，他们多了几分迷惘，“这个事情没有那么贴近我，跟我无关，甚至很多时候不大相信，会有一种疏离感”。
为了节省房租，每天，赵玉顺坐公交，再倒地铁上班，往返通勤四个小时。疫情期间，人们戴着口罩，赵玉顺通过路人的身形、衣服和背包，总能识别出熟悉的乘客，预判到哪个公交站谁会上车。流水线般的日子，绚丽的城市宣传片，他和贞贞找不到自己的工作价值感。直到2021年，贞贞失业。
“我每天都在批量生产毫无意义的视频，到最后发现好像我们是被忽视的一批人，甚至我们农村的爷爷奶奶，更是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赵玉顺对《财经》说，“你很努力了，但还是只能这样。大家会带一点嘲讽意味地提到‘小镇做题家’这个词，但你至少得上个‘985’才能被称为小镇做题家。我们显然不是，连普通一本都不是，自身处境这样，加之不喜欢工作，就会有疏离感。”
2021年，中国还发生了件轰动的自然事件。一群野象从西双版纳出发，途经普洱、玉溪，一路向北迁徙，走了500多公里，寻找新的栖息地。那群大象的动向透过手机屏幕击中贞贞。“人都是有固定轨道的，大象原本也是这样，一直在这里喝水，但突然有一天，它就要往北走了。”贞贞问赵玉顺，“它变得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原有的生活轨道里走出去？”
两人回到广州，继续在自媒体公司工作，但开始利用周末，探访周边农村，拍视频。他们希望借助自己的一点视频技能和经验，将话筒递给农民，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赵玉顺和贞贞不确定能走多远，也看不见这件事的商业回报，但他们决定先上路，相信意义会在做事的过程中浮现。
最终，“遇真纪事”的视频不是李子柒式的田园牧歌，更多镜头对准更沉默的大多数：甘蔗农、养蚕人、挖藕人、茉莉花采摘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村镇教师、城中村里的农民工、做家政的农村女性。赵玉顺和贞贞的念头几乎一样强烈，为了拍农村视频，他们花钱，然后花更多的钱。
湖北洪湖，寒冬腊月在冰水中挖莲藕的老人
他们投入时间，接着索性变成全职工作。一人出镜、一人拍摄；一人文字，一人剪辑。短途出差三五天，长途一走个把月。2025年，苏皖豫桂大旱，他们过江西到安徽、江苏、河南、广西，记录下历史性干旱的农田。农民进城买房、老年农民工、乡村小学，一些视频播放量过百万。这后来吸引来出版社的注意——编辑的父辈也是农民，他们将所见故事出版为《看见中国村镇》一书。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乡村人口4.51亿人；农民工约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8亿人，本地农民工1.2亿人——这意味着很多中国人，生存在城乡之间。他们出生于农村、在城市工作 ，生活方式却又没有完全城市化，这是中国社会结构中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
赵玉顺向《财经》说起他出生的邵阳村子：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村里人口变多、山坡上的荒地被开垦出来。1988年，村里第一个人去广东打工，陆续将同村人带往珠三角。中国工厂越来越多，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村里人进城务工进入高峰期。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
那些费尽千辛万苦开垦的坡地，慢慢荒芜。赵玉顺回老家扫墓的时候，发现剩下来的耕地被以每年三四百元一亩的价格承包了出去。赵玉顺和贞贞看到自己站在前所未有的时间坐标系里：过去2000年，中国农民从未如此大规模地离开自己的土地，中国小农经济在剧烈变化。
“从个人情感讲，要给我们祖辈记录他们的人生。这批人是中国传统的老农民，我们就是要记录这个时代相接处的一部分。”过去五年1000多个村镇走访，赵玉顺发现，中国的土地流转加速，北方适合机械化的耕地几乎十年前便流转完毕。南方现在将田埂推掉、建高标准农田，一户与一户之间的耕地物理界限正在消弭。他们要抓紧记录正在被重新定义的人与土地。
2024年8月，广西南丹，赵玉顺与村民合影
“每月能干上十天日结工，那是要烧香拜佛的”
《财经》：书中反复探讨种地能挣多少钱，据你观察，真正能靠种地，无论是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无论是小农种植还是规模化种植，实现收支平衡，甚至挣到钱的比例有多少？
赵玉顺：我没办法给出严谨统计。首先种地要挣钱，要么种的地足够多。种一亩水稻或麦子，通常收益是600元-800元钱。一年种两季，种10亩，一季收益6000元-8000元。如果种100亩，除去土地租金（以华北为例，好的地块在800元到1200元一亩一年），一年纯收益在6万到8万元之间。华北一带很多人包几百亩地。假如包200亩地，除去开支，一年纯收益在14万元到16万元之间。当然这是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不会经常遇到自然灾害、干旱洪涝。如果种粮食要赚钱，至少需要100亩地。
要么种经济作物，对土地规模没那么多要求。比如种果树，四川的粑粑柑、李子，10亩就够了，但它很考验技术。粑粑柑是不是个头够大，李子是不是足够漂亮，李子、粑粑柑的甜度，这涉及技术、资金。比如给苹果套袋，每一个袋子要成本，你是不是有能力把它维护好。
另外还有销路。粮食价格不高，但至少能卖出去。但经济作物，经常出现某地果农滞销。一方面，你今年种下一棵果树，很难预测三四年后的市场供需情况会怎样。另外，怎样卖出去？一些公司可能有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或水果批发市场的渠道。但老农民完不成这些事。
《财经》：现在提倡“新农人”的理念。
赵玉顺：我们听到一些故事，某一本高校或985毕业，回农村种地。结果一看，他包了2000亩地。很多人会想，我在北京工作很久，实在不行，就回去种地。但你想以此谋生的话，可以把它类比于创业，至少要投十几、二十万元。那些新农人，恰恰是因为他们能力太够了，资源足够多，才能够回得去种地。包地的成本至少都要10万元，还有种子、农药、化肥、机械。
《财经》：2013年，中国开始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承包权属于农户，经营权可以流转出去。许多地方将土块合并后，田埂没了。土地流转十年后，能不能恢复原状，不好说。很多农民也进城务工，土地经营权以后是不是很难拿回来，潜在的风险是什么？
赵玉顺：我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看到一些拾穗者。稻子、麦子，用机械推完后，一定会遗留下稻穗。村里的青壮年，觉得收割完没剩多少，他就不捡了。但村里的一些老人，他没有别的收入来源了，不能去务工，也不能帮别人盖房子，他们会去把留下的粮食给捡起来。
土地被流转出去后，很多人没有地（经营权流转，每年300元—1200元/亩是主流租金区间）。中国人均耕地约1.36亩，本来就没多少。城里人能买米吃，但农村人还会饲养家禽，不会拿钱买专门的饲料喂鸡鸭鹅，顶多用一点穗糠，拌点米饭、稻子或玉米给家禽。我感觉，土地流转之后，为了给家禽找饲料，人们拾穗的动力变强了。
人多，就开始有竞争。我们看到新闻，2023年10月在河南周口郸城一带，秋天犁完地后，村民就会种麦子。犁地过程中，会旋出不少地里残余的花生，通常是允许捡拾的。那年，一位老人在地里捡拾花生，意外被卷入旋耕机后死亡。《三联生活周刊》后来报道，周口一位开旋耕机三年的司机发现，只要车一开，就有老人在后面捡花生，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个，有的甚至会贴着旋耕机刀片走，但喉咙喊得都嘶哑了也没用。来捡花生的都是无地的老人。
2023年1月甘肃静宁，正在给苹果树修枝的大叔
《财经》：很长时间里，农村被定义为城市就业的“蓄水池”。如果我在城市失业了，回到农村，自己种点粮食和蔬菜，还是有一口饭吃的，现在的情况还是这样吗？
赵玉顺：我们住在湛江遂溪县的小镇上，从2023年发现，每个趁虚（赶集）的日子，开始有年轻人卖寿司、卖手打柠檬茶。按理，中老年人不会买这些的，他会觉得为什么一个米饭揉成团就要卖我两块钱，但是有年轻人买了。在东部人口流失没有那么严重的地区，的确有一些年轻人回去。这几年，摆摊的人越来越多，在县城跟市区，外卖员和网约车的单价在降低，一批年轻人开始摆摊，把汽车后备箱打开，卖手打柠檬茶或者咖啡。有个词叫“后尾箱经济”。
但回农村谋生，他依靠的不是土地。失业回农村，不需要再承担昂贵的房租跟水电费，的确能节约成本，但拓展收入，可能很难。只能维持吃饭。自己养的那些鸡，至少要几个月才能吃。人会生病，有人情往来，要买衣服，还有子女上学、进城买房的问题，不是说吃一点蔬菜就好了。
《财经》：今年全国两会有个建议，允许60岁以上农民工继续务工。大部分老年农民工很难跟机器或是自己体力的衰竭抗衡，他们老后的出路在哪里？
赵玉顺：75岁以上的老人，大部分没有办法继续劳作。他们即便生活很困难，想去挣钱，也没有办法挣钱了，只能靠子女接济。60岁-75岁的老人，男性跟女性不一样。
我最高看到过71岁左右的老人还在打临时工。两会代表委员建议，允许60岁以上农民工继续工作，其实是城里面的工作，比如建筑工。年过60岁后，在村里还是能找到工作。土地流转后，老板或公司要在地里种辣椒，今天可能需要四五十个妇女来帮忙种辣椒秧。但干个两三天，就没活干，等一段时间再来施肥、打农药或除草。这部分工作主要由妇女完成，工资低。
男性老人，盖农村自建房，或者在城里种绿化树，卖点劳力。通常，南方工价高点。我在陕西的一个猕猴桃果园看到，一群妇女一天工作8个小时只有50块钱，时薪6块3毛钱不到。9月摘猕猴桃，弯腰扔果的动作持续8个小时，对肩膀和腰的劳损非常严重，他们贴着膏药在那里弄。这几年，地里的男性劳动者变多了，因为村里和城里的房子，已经盖得差不多了。
工价跟当地的经济情况相关。假如县城有一个服装厂、箱包厂、鞋帽厂或者简单的手工轻工业，能吸纳一部分劳动力，工价会高一点。南方日结工80块到120块的情况比较多。当然不是每天都有这种工作，一个月如果说农民能够干上10天，那是要烧香拜佛的。
“你这双手一定要用来握笔，千万不要握锄头”
《财经》：最近两年很多专家建议，提高农民的养老金，你在走访中，有没有听到一些声音。
赵玉顺：总结下来，农民希望每月最少涨到500元、最好1000元。这对于他们的生活会带来明显的改善。现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存在区域差异，上海每月大概1600多元，苏州每月大概700元，但全国还有很多农村地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在200多元，东部整体是高很多的。这还要看地方财政状况，政府宽裕一点，给出来的就宽裕一些。
《财经》：当前许多地方合村并镇、撤点并校，这对留守儿童的成长意味着什么？
赵玉顺：我经历过撤点并校。2003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听说，以前每个班至少二三十个学生，等到我读书，班里只有十几个学生。有一天，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学期结束后，学校就没了，以后你们要去乡里上学。这意味着，一个9岁的男孩要跟8岁的弟弟，走一个多小时，去上学。冬天，学校要求早上7点多到，我们出发要打着手电筒。但没有办法，你也不能不上学。
当时村里人认为，四年级的学生、长到八九岁，可以自己去上学了。一到三年级，他们认为尚且年幼，每个学期给村里的屠户几百块钱，由屠户用自己的柴油三轮车送小孩去上学，我们村里称它为“慢慢游”。屠户每天早晨四五点，先去屠宰场把猪肉运回来，再用三轮车运小孩去学校。小小三轮车，它能运10来个人。幼童很矮小的。当然，从2003年到2026年，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撤点并校后，许多地方没有普及校车，农村小孩的上学路变得更困难了。
央视新闻报道，今年3月，贵州的一辆7座车，塞了16个学生。这辆车在送孩子上学途中，撞上了路边停放的大货车。现在全国的乡村校车情况，是很不乐观的，湖南稍微做得好一点，我的直观看到的，绝大部分地区是没有校车的。
要么走路上学，要么你只能在镇上租房。但租房谁来带孩子？租房也要成本。如果爷爷奶奶带，他更加种不了地了。实际上，7座车坐那么多人，也是为了降成本，比如800元一个学期接送，如果要保障安全、只坐7个人，可能要付出1600元，多出800元，这在农村是很难挣到的。
还有大家看不到的。这几年很多乡村教室硬件改善，北京上海的老师远程连线，给云南贵州的小孩上课。但很少人关注宿舍。撤点并校后，第四种可能性，小孩寄宿。我在广东河源、云南红河看到，一年级小孩子寄宿。当他还在尿床的时候就去寄宿。本来作为留守儿童，就是一种情感缺失，现在连爷爷奶奶都没有了。学校小孩不懂事，宿舍里容易发生校园欺凌事件。我在江西寻乌县看到一所很好的乡村寄宿学校，有专门的生活老师，小孩身体不舒服，或者小孩之间有矛盾可以去处理。
我很想呼吁一件事情，大家募捐的时候，更多地关注改善乡村小学的寄宿环境，最好用一笔资金去雇一位专职的生活老师来照料孩子，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财经》：90后、00后的农村人和老一辈的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赵玉顺：农村小孩，至少从我自己讲，在我出生的那一刻，我是被向外推着走的。农民自己觉得农民不是一个好职业，这么辛苦又挣不到钱，既没地位也没话语权。从小，爷爷奶奶就跟我说，你这双手一定要用来握笔，千万不要握锄头，握锄头是不好的，握笔才有出路。
当我26岁重新回到村镇去观察这一切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对土地很陌生，好像土地、干活跟我没有关系。甚至我不大清楚，种一株农作物，什么时间播种，什么时间收获，什么时候打药施肥。种一亩地能有多少收益，我原来也是不知道的。我们在广西玉林看到一个房地产销售标语，说“住某某花园，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像城里人那样生活才是对的、才是好的。
《财经》：村子成了空心村，你认为，未来十年，中国自然村会大量消失吗？
赵玉顺：它不会完全消失，但人是会越来越少的。情怀留不住人，乡愁也留不住人，工作机会才能留住人。有的乡村背靠大城市周边，可以做农旅、民宿，人们去喝茶、农家乐、打麻将。有很好的旅游资源、特色农产品的乡村，或周边有工厂就业机会，村庄的整体状态就会好很多。
现在有些人已经不回家过年了，村镇的年味越来越淡。交通发达后，兄弟姐妹可能散落天南海北。我家里，大伯那一支在湖南，有亲人在云南、新疆、贵州，村里甚至有人在东南亚谋生。老人在的时候，大家有回去的理由。现在交通发达、就业机会分散，人们散落多，一旦家里老人离世，好像觉得没有再聚到一起回家过年的理由，有的村，祖宅和老房子的门已经紧锁，就荒在那里了。
《财经》：现在提城乡融合，当然它也是一个趋势。在户籍、医疗教育资源依然向城市倾斜的当下，你认为，城乡融合最大的阻碍是什么？所谓的村里人变成城里人，最大的门槛是什么？
赵玉顺：房价太贵了。买房对于农民而言依然负担很重。虽然房价在跌，但挣钱也越来越难。房子是农民进城的一个凭证，你没有房子，孩子读书就没那么方便。甚至现在农村人进城买房的第一大动力就是子女教育。买房对于农村家庭来讲，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很重的负担。绝大多数人还是想要有一个固定的住所。
责编 | 陈湘
题图来源 | 邹碧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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