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翻开来细读，满纸其实就两个字：吃饱。几千年来，老百姓受够了灾荒的苦，肚子的问题历来是天大的问题。咱们今天的人，出了门满大街都是餐馆，外卖半小时送到家，对“饿”这个字是真没什么切身体会了，顶多也就是到了饭点没顾上吃饭，胃里有点发酸发虚。但在过去，多收三五斗那就是天大的造化。可就在五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21年5月22日，有位老人走了 。他走的那天，长街空巷，天上飘着雨，无数人自发在街头哭着送他 。这位老人，就是袁隆平 。他一辈子干的事，就是帮咱们把饥饿这头野兽给死死关在了门外。
很多人一提起袁老，脑子里下意识浮现的就是个黑皮肤、挽着裤腿、一脚烂泥的老农形象 。要是这么想，您就把这事看浅了。袁老绝不是什么苦出身，他1930年出生在北平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母亲华静女士，那是正儿八经的江南大家闺秀，自幼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能说一口极其流利、地道的英语 。您琢磨琢磨，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由母亲做英语启蒙、在蹒跚学步时就听着母亲读尼采哲学长大的孩子 ，有着极好的教育底子，后来上学连英语都不用复习就能拿高分 ，怎么最后偏偏选了那个年代最苦、最累的农学呢？
这事儿得看大时代在一个人心里烙下了什么。年轻时的袁隆平，跟着家里到处躲避战火，在颠沛流离中换了好几所学校 。一路上，他曾亲眼目睹过什么是饿殍遍野，见识过山河破碎的悲惨景象 。这人只要见过真正的苦难，骨子里那种悲悯和担当就藏不住，心中自此埋下了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种子 。1949年高中毕业那会，他面临人生第一个抉择 。他父亲在南京政府任职，一心想让他报考南京中山大学，指望他以后混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 。可袁隆平犯了倔，对父母说：“我要学农，我要当农业科学家。” 他母亲听了直叹气，心疼地说：“傻孩子，学农多苦啊！” 但叹气归叹气，父母最终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依了他，让他报考了西南农学院 。有时候老天爷把一个人降生在世上，真的是带着特定差使来的。
1953年大学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湘西雪峰山麓、沅水河畔的安江农校当个普通的教员 。按说日子本可以过得平平安安，但真正让他动了研究杂交水稻心思的，是1960年一个寻常的课后 。他在校外的早稻试验田里溜达，突然瞧见一棵水稻长得特别精神，用他后来的话形容，那叫“鹤立鸡群” 。普通水稻穗子小，这一株足足有十多个穗子，随便挑一穗数数，竟然有两百多粒饱满的籽粒 。他当时跟捡了宝贝似的，收获时把这一株的籽粒全收了 。第二年春天，他满怀希望地播种下去，天天眼巴巴盼着，结果到了抽穗的时候，他傻眼了：长出来的水稻高的高、矮的矮，抽穗早的早、迟的迟，参差不齐，原先那种优异的性状完全退化了 。
这要是换了旁人，可能就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摇摇头自认晦气就算了。可袁隆平不，他坐在田埂上反复琢磨，这一退化，反倒说明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这株常规稻的后代既然出现了性状分离，那就证明它根本不是常规稻，它只能是一株天然的杂交水稻 。当时国际学术界有个雷打不动的普遍共识，叫“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 。当年稻作科学的奠基人丁颖院士做人工去雄授粉，也只能搞出一点种子在实验室做观察，根本没办法大规模制备杂交种用于大面积种植 。袁隆平偏不信邪，他决定冲破传统学术观点的束缚，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了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攻关里 。
这一扎进去，就是大半辈子的九死一生。搞科研不是坐办公室写文章，那是真刀真枪在泥地里滚。1968年5月，在安江农校的试验地里，发生了一场让人痛心疾首的“5·18”毁苗事件 。他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那些宝贝秧苗，在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光毁坏，所有不育材料秧苗荡然无存 。对一个搞育种的科学家来说，这等于要了他的命。袁隆平在学校里疯狂地找，直到事发后第四天，才在学校一口废井里捞出了残存的5根秧苗 。他捧着那几根沾满泥水的苗，眼泪只能往肚里咽，继续拍拍屁股上的泥土坚持试验 。
为了跑赢时间、缩短育种周期，他和助手李必湖、尹华奇几个人像候鸟一样，背着干粮在湖南、云南、广东、海南之间辗转折腾，过着“南繁北育”的艰苦生活 。1970年初在云南元江的时候，赶上滇南大地震，房子全塌了不能住，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操场上搭起草席棚子，硬生生睡了整整三个月，才把试验给保了下来 。还有1975年的冬天，杂交制种技术攻关小组在海南育种试验，试验田离城镇极远，物资保障极其困难 。袁隆平提笔向他在安江农校的学生湛海丰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求助信，希望能得到油、豆类等最基本的生活物资支持 。这封书信充分说明了当年他杂交水稻科研之路的艰辛与不易，字里行间全是公而忘私、攻坚克难的科学精神 。
不过，您要是觉得袁老一辈子就是个苦哈哈的科研苦行僧，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位伟人骨子里，其实是个极有浪漫情怀、特别丰盈的文艺青年 。
他这人特别喜欢古典音乐，尤爱柴可夫斯基 。他最迷的乐器是小提琴，总说小提琴的声音“最能触及灵魂深处”，只要有空闲就要操琴挥弓 。1953年他大学毕业去湖南省农业厅报到，领到了人生第一笔工资，总共42块钱 。换作别人，可能先去扯几尺布或者吃顿好的。他倒好，先跑去橘子洲痛痛快快游了个泳，第二天一转头，花了整整27块钱去商店买了一把心心念念的小提琴 。在那个年代，27块钱那是一笔巨款。后来到了安江农校，工作常常要与土地打交道，时常浑身泥土，在制种育种阶段甚至不分昼夜 。一感到孤单寂寞，他就架起琴拉上一曲，田间地头响彻着悠扬的琴声，带着科学家的理想与渴望，偶尔高亢，偶尔抒情 。这场景，您光是想想，都觉得有一种旁人难以企及的诗意。
袁老到了八十岁华诞的时候，写过一篇散文信叫《妈妈，稻子熟了》 。信里提到当年他大学毕业要从重庆分配到湘西偏远小山村，母亲脸贴着地图帮他找那个密密麻麻细线里的小点，叹着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 。他那时候年轻气盛，顶了一句：“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 。”在信的末尾，他写道：“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读这段文字，真是叫人动容，这是一个走过无数风浪的老人对母亲、对生命最纯粹的告白 。
而且袁老这人极爱运动，热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畅游 。读高中的时候，他就拿过武汉市百米自由泳比赛的第一名 。上大学那会儿，为了省下摆渡的船钱去江对岸看场电影，他能把衣服顶在脑袋上，赤条条一口气游过嘉陵江，上岸再穿上衣服接着走 。冬天在海南搞科研，夜深了，他还是忍不住要下海痛痛快快畅游一番 。
到了七十多岁，他还在大太阳底下喜欢骑着摩托车在田间飞奔，跟年轻人一起打排球，他还是队里的“主攻手”，扣球动作认真到位，绝不含糊 。到了九十岁，他成了会开玩笑的“90后梗王” 。过九十岁生日那天，他去常去的那家理发店剪头发，理完发问理发师：“你说我是胖了还是肿了呀 ？”听理发师说“您是胖了”，他开心地说自己又年轻了5岁 。后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记者问他觉得自己帅不帅，他调皮地笑着，脱口就是一句英语：“Handsome ！”他曾自嘲说，大学毕业填表，同学跟他开玩笑说他爱好应该填“自由”，特长应该填“散漫” 。其实他不是散漫，他是把一生的自由和热爱，都妥帖地交付给了脚下的那一亩三分地 。
2019年，他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 。捧着沉甸甸的勋章，他觉得自己“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颁奖仪式结束的第二天，他就匆匆坐飞机赶回了长沙，下了飞机，家都没回，第一件事就是直奔试验田去看他的水稻 。在他眼里，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 。
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在病床上其实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可守在旁边的秘书回忆说，从来没听他表露过痛苦，哪怕是呻吟一声都没有 。他只要清醒过来，问的、关心的依然是杂交水稻的种种情况 。离去世不到一个月，他拉着秘书的手说，你帮我写个报告，我要申请退休 。他是真的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临终前，大家在病床前陪着他，一起唱着他生前最喜欢的那首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今儿是5月22日，长风穿过田野，满眼都是青绿的稻浪 。虽然袁老已经走了五年，但他留下的稻香，至今还在咱们每一个人的饭碗里热气腾腾地冒着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能踏踏实实吃饱一顿饭，就是最朴素的幸福。每一缕人间烟火，都是对这位老人最好的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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