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为师长之路并不顺利，老师长离开后代理职位，新师长到来时却再次让位，这其中经历了什么？
1945年9月的沈阳车站，铁轨旁的煤渣还在冒热气，一列从江淮平原开来的军列缓缓停下。车厢里挤着新四军3师7旅官兵，他们身披尘土，肩头还挂着那面从皖南战火中抢出的红旗。没有欢迎仪式，也没有鲜花，只有东北早秋的冷风和一纸命令——“就地整编，立即开赴四平”。
这支部队很快有了新番号——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16师。往上追溯，他们的前身是红1军团的一支老底子，从井冈山到湘江，从皖南到江北，转战十余年。资历深、底盘硬，可东北的冰雪平原和随时可能突至的美械对手，对任何久经沙场的老兵都是新考卷。
当时的副师长王东保格外忙。他不是高干子弟，只是一个从红军时期扛枪、在抗战中当过营教导员的老兵。在华中打游击时，他惯用的是“夜袭、埋伏、一轮冲”，到了东北，却要学会在开阔地对付重炮、坦克和飞机。四平保卫战爆发前夕，师里接到命令：在秀水河子节节阻击，让国军吃不下四平。王东保带的4个团隐蔽在低矮的丘陵与玉米地里，炮火一响，土雪翻飞，队伍咬着牙一寸一寸往前爬。那一仗打完，师部伤亡过半，部队却牢牢拖住了对手，为四平城内的防御赢得整整三天。
彭明治原是旅长，北伐时就带兵冲过广州城墙，抗战又做过参谋长。他对王东保说过一句玩笑：“你这小个子，别看爬山快，当师长可没那么容易。”可就在秀水河子之后，彭旧伤复发，退到后方疗养。师长空缺，王东保临时挑了重担。
紧接着是城子街。敌援军正沿着土路狂奔，16师和独2师的任务是“卡住咽喉”。傍晚时分雨点劈头盖脸砸下来，王东保蹲在一棵泡桐下，拿树枝在泥地上比划火力圈。“兄弟们，跑得快的是敌人，跟上！”他一挥手，突击连踩着齐腰深的稻田水冲向土路。炮声、雨声、吼声糅成一片，到天亮，公路被截断，七百多具敌军尸体横七竖八，一车车弹药成了缴获。
德惠攻坚的情形更凶险。日伪碉堡尚在，城墙暗洞里的机枪一刻不停。参谋长急了眼：“首长，城门口有暗堡，怎么办？”王东保拎着望远镜扫了一眼，“别等了，炸！”工兵带着炸药包爬进瓮城，火光冲天，那一瞬间他转身吼：“冲锋！”16师第48团率先进城，三小时后红旗插上鼓楼。
然而，战况吃紧并不能让组织放缓干部流动。1纵1师师长梁兴初在四平攻坚战后，被总部抽调到6纵兼任16师师长。梁到任第一天，顶着夜色直奔前沿，站在战壕里摸土壤、量距离，边看边说：“雨后土松，掘坑易塌，先挖排水沟。”这一幕让士兵暗暗点头。但两个月后，他又被调去组建10纵。王东保再度成了“临时顶梁柱”。伙夫打趣：“老王，你这是救火队长啊。”王只是笑笑：“打仗要紧，牌子怎么挂不急。”
1948年5月，局势骤变。辽沈战役酝酿在即，林彪南下视察各纵队。看完16师的夜间射击，他摇头对副司令李作鹏说：“火力猛，但章法散，要紧的是把硬骨头再雕一遍。”几天后，李作鹏携带1纵的训练科目和步炮协同经验，正式接掌16师，王东保继续副手。接下来的整训历时一年：班排成建制换装苏制火炮，连队分批赴辽河口演练夜渡，人人必须能画出敌情三线图。嘉奖数量不多，但死里逃生的兵都清楚，队伍变了，端正得像把磨亮的钢尺。
1949年春，辽沈告捷，东北主力奉命南下。火车一路向南，车厢里人挤人，卸下来的“波波沙”和苏制重机枪铺了半车厢。列车到江西吉安时，军区发布任免：洪学智调往华东，李作鹏升任军长，16师番号改为127师。有人小声嘀咕：“这回谁来当师长？”列车缓缓减速，王东保被点了名，他抹一把脸上的油烟，接过命令，一句话没说，只把帽檐拉得更低。
那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过这面旗。无庆功会，无授衔令，甚至没有多余的握手。车门打开，南方潮湿的风扑面而来，站台上已经排起了欢迎的群众，举着横幅，拉着锣鼓。16师的士兵们跳下车，列队行进，旗帜在烟雨里猎猎作响。冰雪洗出的硬骨头，将在新的土地上继续战斗，而王东保像往常一样，把步调压得稳稳当当，仿佛战场从未换过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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