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说说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的故事。
1927年，赵一曼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途中结识了同赴苏联求学的陈达邦，两人志同道合，经组织批准后，于1928年4月在莫斯科结婚。不久以后，赵一曼怀孕了，此时国内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组织急需干部，怀有身孕的赵一曼毅然决定独自回国，她拒绝了丈夫同行照顾的请求。
1929年1月21日，赵一曼在湖北宜昌生下了陈掖贤，并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宁儿”。1930年，因革命工作需要，赵一曼将仅一岁多的陈掖贤寄养在陈达邦的哥哥陈岳云在武汉的家中。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东北抗日战场英勇就义，她牺牲前为7岁的儿子留下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陈掖贤从小在养父母家长大，只知道母亲很早就参加革命，却不知母亲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赵一曼。直到1954年，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经过不懈努力，找到赵一曼的战友何成湘，她提供了赵一曼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母子合影照片，照片经过反复对比和档案馆核对后，最终确认了陈掖贤就是赵一曼的儿子。
陈掖贤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专门前往东北烈士纪念馆凭吊母亲，看到了陈列在那里的母亲的遗书。陈掖贤看完遗书后大哭一场，他回到家后，用钢针蘸着蓝墨水，在自己手臂上刺下了“赵一曼”3个字。
1950年，陈掖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1954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事回忆，陈掖贤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扎实，基本观点明确，并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很扎实的古汉语基础，他讲课观点清楚，内容丰富，较受同学欢迎。
1957年秋，陈掖贤与在北京工业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张友莲结婚。然而这段婚姻并不顺利，因婚前缺乏深入了解，陈掖贤和张友莲在性格、志趣及生活习惯方面存在差异，加之婚后聚少离多，夫妻关系逐渐失和。1959年，陈掖贤的女儿出生后不久，他和张友莲的婚姻破裂。
1960年，陈掖贤的工资涨到每月77元，但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奇缺，他的工资也不够用，每到月底总是没有钱吃饭了。陈达邦当时任国务院参事，他见儿子生活太苦，便领陈掖贤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7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
但这顿饭却引起陈掖贤思想上很大波动，他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与此同时，陈掖贤的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他终于忍不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了饿死人的事情和中央在大跃进时期所做出的一些失误决定，他还把人民生活艰苦的情况填成了一首《忆秦娥》：
笙歌烈华灯，直上黄昏月，黄昏月，几人欢笑，几家呜咽。明眸皓齿肝肠铁，《冤裳》一曲何清越，何清越，江南春早，杜鹃啼血。
毛泽东看了陈掖贤的信后，脸马上沉了下来，他自然明白这首《忆秦娥》是在讽刺当时的社会状况。但当毛泽东了解了陈掖贤的身份后，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只是说了6个字：“他是可怜孩子。”
后来学校党委书记还特意找到陈掖贤，向他解释政协礼堂餐厅是专为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所设的特殊渠道，让他不必过于自责。
1966年“运动”爆发后，陈达邦被迫害致死，他临终前向陈掖贤交代：“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此后陈掖贤多次给康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为父亲申辩，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全体教职员除少数人当干部外，全部下放当工人，陈掖贤被分配到供销科工作。此后陈掖贤的心情更加郁闷，他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1974年秋，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望时，发现他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陈掖贤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医院抢救，才救了他一命。
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8月15日，同事们到陈掖贤家看望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他去世时年仅54岁。
陈掖贤的一生，是烈士后代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生活缩影：从满怀理想的青年教师，到经历政治运动冲击；从坚守原则的知识分子，到生活困顿的普通工人。他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在一个个平凡的选择中，展现了一个人最真实的坚守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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