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日本妻子来华相见遭拒，周恩来却表示欢迎她留下继续生活，你怎么看？
1949年11月的一个傍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灯光微亮。一位头发花白的日本妇女牵着五个孩子的手，在翻译陪同下走进接待室。她微微鞠躬，对面而立的周恩来点头致意。他客气地问：“您有什么打算？”她答得很轻，却铿锵——“留下。”
这位妇女名叫佐藤富子，此刻用的名字是郭安娜。她的出现，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有些意外：原来，她是著名诗人、史学家郭沫若早年的结发妻子。一个曾在东京圣路加医院做护士的日本姑娘，为何愿意把后半生交给新成立的中国？故事得回溯到三十多年前的冈山。
20世纪10年代，大批中国青年漂洋过海求学，日本各地高等学校的课堂里常能听到带着川音、吴音或粤音的汉语。1916年夏末，22岁的富子在病房里遇见了随病友前来探视的郭沫若。其时郭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学，对现代细菌学颇感兴趣，却更沉迷于诗歌与历史。短短数次交谈后，他写信表白，言辞热烈。9月下旬，两封回信迅速往返。年底，富子辞去护士工作，独自带着一只藤箱南下冈山，与郭同居，并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安娜”。她的父母震怒，来信断绝关系，她却在日记里记下八个字：“此行无悔，愿共存亡。”
贫困的日子里，小夫妻把旧木箱当书桌，砖头权作砚台。1918年，郭考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白天听课，夜里写诗；安娜则在宿舍楼下支起缝纫机赚取学费。1921年，《女神》问世，新诗荡起的波澜令东瀛校园躁动，同行胡适也来信赞赏。安娜在一旁默默抄稿、誊清、寄给上海的《晨报》，五个孩子接连出生，她用鸽子蛋大小的汉字教他们念“白日依山尽”。在那几年，文学、科学与奶粉帐单同时攀升，家里的日子捉襟见肘，却也充满希望。
1927年南昌城头枪声四起，郭毅然回国投身风雨。国民政府同年12月发出通缉令，他只得再度潜回日本。战云压境，1937年5月郁达夫一封急电：“时局危急，速归抗敌。”7月的一个凌晨，郭背起行囊离开市川市寓所，留下一张潦草字条。日军很快搜屋，安娜被带走讯问，幸得她持日本国籍才被释放。丈夫音讯全无，她带着孩子靠缝纫、腌渍小菜、替邻家抄写账本维生。有人劝她改嫁，她摇头：“等”。
抗战结束后，她终于得知郭已在重庆、武汉等地奔走抗战，且于1939年在延安与于立群举行婚礼。1948年，她揣着所剩无几的积蓄抵达香港，希望当面问一句缘由，却扑了个空。几经辗转，她同子女来到北平西长安街。一位工作人员把情况报告给周恩来，总理迅即批示妥善安置。新政权正着手侨务工作，安娜的到来被视作一次民间友好的象征，她与孩子被安顿在大连，随后入了中国国籍，还将多年省吃俭用存下的500万日元悉数捐给国家建设。
日子渐稳，子女们各寻所长：长子和夫走进中科院实验室，博投身城市规划，复生钻研建筑结构，淑瑀在暗房与相机间捕捉光影，志鸿拿起小提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母亲的中文家规只有一句：“做人诚实。”他们也照做了。
1977年春，病床上的郭沫若迎来了这位旧日伴侣。两人已逾古稀，再见时声息微弱。安娜俯身，轻声唤他名字，郭抬眼，回了一句：“辛苦了。”这一声并无往日诗意，却像一枚封印，盖住半个世纪的波澜。次年，郭病逝；五年后，安娜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常在会上提议加强中日民间学术往来。
1994年盛夏，九十高龄的安娜在大连病逝，家人遵其遗愿，骨灰撒向黄海。那片海域正是她当年乘船抵华的必经之路。跨越国界、跨越战火的婚姻早已随浪花散去，可她与子女留下的工作与文稿，仍在书架、在实验室、在音乐厅里静静诉说着那一段不容易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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