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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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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古原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听起来天经地义。你干得多,贡献大,就该拿得多,你偷奸耍滑,那就少拿。

这个想法如此朴素,如此公平,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质疑它到底能不能实现。

但是,按劳分配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因为它无法操作。

先要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叫劳动?

有人说劳动就是干活的时间。那一个搬砖工搬了8小时砖,和一个外科医生做了2小时手术,谁的劳动更多?按照时间算,搬砖工赢了,但也有人按照社会贡献算,医生救了一条命。

你怎么比?

我不是说,医生就一定会比搬砖工收入更高,不,我倒是认为,如果废除一切医疗管制,很多搬砖工的收入会高于医生。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代人对体力劳动的厌恶程度在不断升高,体力劳动的负效用在不断提升,大学生文员的收入一生都比不上搬砖工也不奇怪。

因为想当文员的女性太多了。

将来想坐在办公室吹着空调看看病的人也会很多,而愿意在烈日寒冬干体力活的人会越来越少。

有人马上会说,这叫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区别。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马克思就是这么说的。

那好,那我来问你:这个倍数谁来定?怎么定?是1小时外科手术等于10小时搬砖,还是等于100小时?

你要是随便拍脑袋定一个数字,一定有人就不干了。

又有人说社会平均会自动形成一个倍数,那这个社会平均又从哪里来?不就是市场价格吗?可市场价格恰恰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要消灭的东西。

这就叫循环论证。

有一些人迷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比如生产一双鞋,社会平均需要2小时,那么这双鞋就值2小时的劳动。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你要知道,生产一双鞋除了工人的2小时劳动,还要消耗皮革、胶水、机器折旧、厂房租金。这些东西本身也是劳动产品,但它们的消耗不是劳动时间能简单加总的。

我用了一块极其稀缺的鳄鱼皮,这块皮不是劳动时间能创造的,它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数量有限。

按照劳动价值论,这块皮不该算价值,可实际上它比普通皮贵一百倍。

你只按劳动时间分配,那用普通皮和用鳄鱼皮的鞋就一个价。你觉得那些花大价钱买鳄鱼皮鞋的人会同意吗?他们不傻。

所以,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生产离不开物质资料,而物质资料的耗费无法用劳动时间统一折算。你忽略了物质要素,就等于否定了经济学的第一课,稀缺性。

第二个问题更麻烦。

因为劳动质量无法统一。

一个熟练工和一个学徒,同样干一小时,产出天差地别。你非要说熟练工的劳动是学徒的自乘或多倍,那这个倍数谁说了算?定高了,学徒不干,他觉得自己永远追不上,定低了,熟练工不干,他觉得自己的手艺被贱卖了。

实际上,市场早就给出了答案。

熟练工的工资比学徒高,是因为他创造的边际价值更高。而这个价值的衡量,恰恰是通过市场交易中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

你取消市场,就等于取消了评价劳动质量的标准。结果就是,你只能用一些外在的、粗暴的指标来定工资,比如,八十年代以前用什么评价国企工人的贡献 ,那就是工龄、学历、职称。

这不叫按劳分配,这叫按资历分配、按文凭分配。

你在任何一个国有单位都能看到这种现象,老员工混日子拿高薪,年轻骨干累死累活拿低薪。

当然,现在公务员体系还可以按编制分配,干活的没编制的收入远远低于喝茶的有编制的。

这就是没有市场评价的必然结局。

你可能会说,我们可以搞个专家委员会,对每个岗位的劳动复杂度打分。

我告诉你,这种做法在很多国家都试过,结果无一例外是灾难。

因为打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谁掌握评分权,谁就能给自己打高分。

最后,委员会里的专家拿最高分,一线工人拿最低分。这不叫按劳分配,这叫按权力分配。

难道过去在国企里,一个工人的实际收入,不是按权力分配的吗?有关系,就可以分到更好的房,提更多的工资,让更多的亲戚进厂。

第三个问题是决定性的。

因为分配与生产不可能分割。

很多人想象的经济运行方式是,大家先一起生产,生产出一大堆东西,堆在仓库里,然后由一个公平的机构按照每个人的劳动贡献分给大家。

如果是这样,中国很多劳动者一毛钱收入都没有。

因为有大量的企业根本就不赚钱,很多服装厂经常生产出市场没有人要的产品,一分钱都收不到,当垃圾扔掉。

在真实的经济中,收入不是在生产之后分配的,而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市场交易决定的。

什么意思?工人拿工资,是因为他出卖了劳动力,资本家拿利润,是因为他提供了资本,并有效地满足了消费者需求,地主拿地租,是因为他提供了土地。

这些收入都是市场交易的结果,不是某个人分给你的。

你可以说这个结果不公平,但你不能说它不存在。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你想要“按劳分配”,就必须先算出每个人的劳动贡献是多少。

问题是,你算不出来呀。

因为没有市场价格,你不知道一个工人生产的零件到底值多少钱。你只能拍脑袋定一个数。然后你把这个数乘以他工作的时间,给他发劳动券。

他用劳动券去领消费品。

这时大麻烦来了,如果他用劳动券领东西,那不同消费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怎么定?一件衬衫换多少斤大米?你还是要回到市场价格。

如果你不按市场价格,而是自己定一个比例,那就会出现套利。

有人会用劳动券买衬衫,然后偷偷跟邻居换更多的大米。

黑市马上出现。

最终,你不得不再搞配给制,凭票供应,那就彻底回到了实物经济,连按劳分配的幌子都保不住了。

又有专家想干成这件事,他们说,我们可以用劳动时间来折算一切。

一件衬衫花了2小时劳动,一斤大米花了0.5小时劳动,那就4斤大米换一件衬衫。听起来很数学、很科学。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种大米的人用了更肥沃的土地,他2小时能产10斤大米,而种棉花的人用了贫瘠的土地,2小时只能产半斤棉花。你只算劳动时间,那种大米的就占了便宜。凭什么呢?凭的是自然条件的差异。

你非要忽略自然条件的贡献,那农民凭什么还要改良土地?所有人都去抢好地就行了。

所以你看,按劳分配这个口号,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三个站不住脚的假设上。

这三个假设分别是,第一,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第二,不同劳动可以通约;第三,分配可以独立于生产之外。这三个假设,没有一个站得住脚。

那真正的合理分配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里,你的收入取决于你为别人创造了多少价值。这个价值不是某个人拍脑袋定的,而是千千万万消费者用钱投票投出来的。你做饭好吃,顾客就多,你收入就高;你修车手艺好,回头客就多,你收入就高。

这难道不是多劳多得?只不过这里的“劳”,不是抽象的劳动时间,而是别人愿意为之付费的劳动成果。

而那些整天喊按劳分配的人,他们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他们的意思是,不管我干多干少,是否有消费者买账,都要给我足够的消费品。

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你这么做,唯一的结果就是,没人愿意干脏活累活,也没人愿意创新,大家一起穷。

任何脱离市场评价的分配,最终都会变成权力分配。

谁掌握评价权,谁就拿大头。历史上所有试图实现按劳分配的乌托邦实验,最后都变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对普通劳动者的剥削。

这不是道德问题,是逻辑问题。

国企工人们说,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国家,所以贡献很大。农民们说,当年他们交了公粮,所有贡献很大。

脱离了市场评价,谁的贡献大呢?

这两群人相互攻击,国企工人说,国家分给了你土地,农民说,你们一分钱税不交,享受剪刀差,是特权阶层。

你看,谁能说服语言?

今天中国舆论上,遍布着要求分配的声音。

这种声音中,有一部分是正确的,那就是政府税收太多了,收走民间财富太多了,国企公务员体制内的人退休收入太高了。

但伴随而来的,要求权力也多分自己一点,这就是荒唐了。

要求减少非市场化的分配当然是正确的,比如体制内的高工资和高退休收入,但要求增加自己的非市场化分配,这则是要让灾难更加严重。

这也说明了一点,任何主张分配的主张,无一例外,通向更大的权力,更多的管制和税收,最终将扼杀经济活力。

真正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不是消灭市场,而是让市场更公平、更透明、更自由。让每个人都能凭自己的本事去挣钱,而不是凭某个权力机构的评价。

这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