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瞿秋白是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瞿秋白被留在中央苏区，并于次年2月被俘，不久就义。
瞿秋白为何不随红军主力长征？
刘统《长征：重走二十世纪》解释说，是瞿秋白的书生意气害了自己。刘统写道，当时红军决定长征是匆忙决定，很多事情来不及准备。因为还想着能够保存江西的根据地，还要留下一个比较强有力的班子坚持。主持全面工作的要留下项英，军事方面考虑留下陈毅。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里受了重伤，大腿几乎残废，还在那里没动手术。周恩来找陈毅谈话，说中央决定把你留下来担任江西军区的司令员。陈毅非常愤怒，说：你们做这样大的决定，你们起码应该跟我事先商量一下，你们这不就是把我扔下送死吗？
毛的弟弟毛泽覃也留下了。瞿秋白带不走，也留下。当时就有人说，瞿秋白怎么就不能跟着长征呢？他是有肺结核，但董必武、徐特立都比他岁数还大，王稼祥也是躺在担架上走。有人给了瞿秋白一匹马，说你追队伍去。到这个时候瞿秋白的文人面子就把他害了，瞿秋白说人家不让我走，我怎么好意思追人家，叫我留我就留下吧，反正组织上是安排我去上海治病的。不久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就都牺牲了。
韩广富、曹希岭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说是博古不同意瞿秋白长征。
该书写道：1934年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因“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而招致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前，瞿秋白并不知道中央决定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直到部队出发前夕，他才知道这一消息，当即表示希望和大部队一道行动。但“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拒绝了瞿秋白这一正当要求。据张闻天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和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党史博览》2019年第2期刊登曹春荣《瞿秋白调离上海与留守苏区的事实真相》则给出了另一种说法。该书分析说，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及医疗困难。就连当时身体不错，“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的董必武，事后也坦率承认：“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25000里的路程，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
作者还称，留下瞿秋白只是权宜之计，“原要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当时干部的去留都是斗争的需要，瞿秋白亦如是。瞿秋白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兼任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这些职务跟他此前担任的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兼艺术局负责人、《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苏维埃大学校长等职务，以及他一向具有的理论、宣传特长是吻合的、相称的。
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中共中央除部署中央政府办事处一如既往地履行全部政府职能外，还特别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以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编辑、出版、发行，并且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等都不变，总之一切照旧。要在整个编辑部严重缺人手，通讯员队伍不复存在，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等各个环节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保证报纸的照常出版发行，实在非同小可。能担当此重任的，自然首推瞿秋白。事实证明，瞿秋白不负党中央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这种说法则显得牵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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