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保卫战中神枪手被叛徒出卖，最后只剩下一颗子弹，他会选择击毙叛徒还是鬼子呢？
1941年早春，马鞍山一带的新绿刚探出头，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作战会议却一片凝重。参谋佐藤把刚收到的航拍地形图摊在桌上，指着那道弯折起伏的石阶山道说：“这鬼地方，像一把横在水阳江畔的弯刀，我们的人一进去就被割了喉咙。”此话并非夸张，在过去短短两个月里，一支不足百人的中国游击分队已三次伏击日军巡逻队，溜得干净利落，只留下三十几具带着贯穿弹洞的尸体。那支队伍的带队人叫王凤麟，三十出头，据说练枪时能让子弹在百步外穿豆腐，“神枪手”三个字已在周围村寨悄悄传开。
王凤麟的秘诀其实不玄妙。他把老旧三八大盖拆得干干净净，按零件顺序摆满草席，让新兵蒙着眼也能复原；他逼着射手半夜爬上山坡，对着树杈上的蜡烛练“点灯”。大多数时候，训练场就是山林本身：湿滑的苔藓、狭窄的岩缝、忽上忽下的风向，全都成了教科书。有人抱怨枪膛发红、拉机柄发烫，他只是淡淡一句：“子弹若不肯听话，人就得学着说服它。”几轮下来，新兵的命中率蹿得吓人——也正因如此，日军被迫改变策略，准备一次性“拔钉子”。
4月上旬的一个夜里，马鞍山四周响起低沉的履带声，千余名日军在火把掩映下分三路逼近，他们手里握着的情报详细到每一条羊肠小道。向导是一名戴着灰帽子的翻译官——不久前还在抗日阵地里跑前跑后递情报，如今却站在敌军指挥官身旁。谍报工作向来是游击战最薄弱的肋骨，一旦被洞穿，敌人的兵力优势就会成倍放大。
拂晓前，炮兵连在山脚架好了轻榴弹炮。紧接着，67式迫击炮撕开山雾，炮声把成片樟树的树根都掀了出来。石阶口不宽，王凤麟让大家把滚圆的乱石垒成胸墙，小口径机枪藏身其后，见火光便抢先点射。日军冲上来，人在狭道里挤作一串，无从展开，几发短点射就能放倒一排。更要命的是滚木和石块——山风一卷，轰隆隆直落，敌兵抱头鼠窜，却被后队推着前进，尸体堆在石阶的拐角处，叫后续部队进退维谷。
半个小时不到，第一梯队的冲锋队被撕碎。可炮声没停，弹雨把岩壁搅成粉，天空飘起细碎的石屑。弹药箱渐见底，王凤麟看了看表，心里有数：救援不可能及时赶到，拖得越久越好。他命令每人再节省五发子弹，把手榴弹塞进石缝，堆好滚石，等待下一波冲撞。战士们的回答只有一声闷哼，“明白！”
日军第二次攻击迟疑了许久才开始。火网刚压上来，两侧山体上的火力点接连开口，子弹甩出的火舌像编好的鞭子。日军的数目依旧吓人，可通道只容六七人并排，他们的优势被山石撕碎成一段段流水。有意思的是，越打到后来，王凤麟越让人移动射击点，他清楚：日军最怕的不是阵地，而是看不见的枪口。弹药终究会见底，他需要时间，更需要混淆对手。
上午九点左右，炮火骤停，烟尘未散。日军指挥官带着那名叛徒爬上一处突出的岩肩，用望远镜寻找防御火力分布。一名小兵还没看清方向，胸口就被7.9毫米的子弹贯穿，直挺挺倒了下去。王凤麟趴在更高处的灌木丛里，握枪的手掌因长久压枪已微微颤抖，弹袋里只剩下一颗子弹。透过准星，他先看见那名戴灰帽的叛徒。稍一偏移，望远镜的镜片在晨光里闪出一点刺眼的白斑，正对着他。片刻权衡，他把枪口稳稳锁定在那抹白光。
“就是他。”身旁警戒的副班长低声一句。
枪响。那声脆响短促干净，漫山枪炮刹那静止。指挥官仰面栽下，叛徒愣立原地，好像不敢相信倒下的是自己的靠山。短暂停顿后，日军重新压了上来，机枪、掷弹筒连发，爆炸气浪掀翻了掩体。王凤麟中弹时正示意战士们后撤，血浸透半边衣襟，他却一把将轻机枪按进通信员怀里。再无人见他回头。
午后，日军终于占领了山顶。他们虽然拿下了阵地，却付出了近百人的代价，超过了此前三次巡逻小队总损失的三倍。更关键的是，主攻营失去了指挥官，混乱中几度误把己方当成目标，进退全凭号手的喇叭声。夕阳西下时，日军不得不暂缓推进，将尸体一路堆到山脚，留出夜间埋锅野炊的空地。
王凤麟的名字没有留在战役公报里，可当地老乡记得那天的枪声，记得天光微亮时山上的人影闪动，也记得傍晚滚落山涧的炮火余烬。更让人记住的，还有那张叛徒的灰色布帽——后来被愤怒的群众钉在村口的枯树上，提醒每个来往的人：枪响可以止住敌人的步伐，泄密却会引来整座山的硝烟。在持久战的长夜里，地形、训练与警醒，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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