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颖
郑州商城遗址书院街出土的部分青铜器。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石峁遗址皇城台西侧墓地出土的陶器组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认识久远而神秘的夏商文明，考古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建立在夏商考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也为考古学“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了力量。
10年间，夏商周考古研究有两个突出的趋势。其一，是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商文明研究”等国家组织和主导的大型科研项目带动主动性田野工作，明确了工作重心；其二，是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研究模式逐步在夏商遗址中得以实践。经过艰苦漫长的田野工作和精细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我们看到，中原以外考古学文化序列得到完善；都城、城址的聚落考古理念付诸实践；以王朝诞生和早期发展探索为核心，贵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人群流动与交融、技术传播等重大问题研究得以开展，回答了中国早期国家化如何展开的学术之问。
在晋陕高原，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兴县碧村等石城遗址的系列发掘，揭示出河套至北方长城地带龙山晚期社会人口规模、资源开发程度和社会财富积累量显然远远超越了当地此前数千年。聚落数量激增，都邑性聚落出现，社会结构多级化不断加剧，出土了代表文明发展程度的高等级遗迹、遗物，社会形态越来越趋近于文明社会、出现早期国家，昭示着一条不同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的社会发展道路。
夏商时期，南流黄河两岸以石峁皇城台、辛庄、寨沟遗址群、离石后石村、昔阳钟村墓葬等为代表的遗址的发掘，廓清了当地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和社会发展面貌，令人惊讶不已。赤峰三座店石城、喀左二布尺南、北京新宫、涞水富位遗址相继发掘，对于了解在燕山南北地区的年代序列、聚落形态、经济生活提供了宝贵材料。辛庄、寨沟、富位遗址及相关墓地的发现，为研究早期王朝国家的发展与地方经略模式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材料。
在巴蜀，宝墩聚落考古工作发现两重城垣和墓地、高山城址发现宝墩文化年代最早的墓地，填补了夏代当地文化遗存的空白。三星堆遗址城址及新增“器物坑”的精细化发掘，出土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上万件遗物，揭示出一个前所未知的青铜文明。
夏商聚落考古的根本难点在于其空前巨大的规模。近10年中，各地考古工作者自觉、主动以聚落、城墙或壕沟、道路等遗存为关注中心，探索线性遗存围合形成的聚落空间规划单元。二里头新发现多个布局严整的网格街区，与洛河以北古城村的壕沟与墙体相结合，说明早期王朝城邑必有复杂的城垣(壕)围护。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方城八里桥等10余处夏商城址相继发现大型建筑，也都存在不同结构的环壕、城墙及以道路、壕沟或墙体分隔的网格状街区布局，彰显了夏商时期都邑已经具备明确的空间利用和设计规划。殷墟的持续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洹河南北“干道—街—巷”的不同层级结构道路网络，显示出大邑商的城市布局与功能区划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周口时庄、淮阳朱丘寺、荥阳东赵发现了年代最早的围垣粮仓，说明了国家阶段对物资的吸纳和统筹、集散能力，是非常大的突破。
二里头、殷墟、盘龙城的多学科分析实践，代表夏商考古已经进入多学科综合分析进而描述社会发展状况的阶段。利用环境考古手段对都邑的水利系统和选址进行分析；利用冶金考古方法进行金属器的矿料来源获取、金属资源生产和技术传统传承；动物考古既进行肉食资源、动物皮毛资源和祭祀用牲分析，也讨论资源流动与繁衍饲养；植物考古探讨夏商时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考古学家还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分析夏商家族形态等问题……在已经形成了王朝的夏商阶段，各地理单元会有不同人群世居其间，跨区域的流动和互动总会发生，探讨不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不同的生业经济成为自觉。
回到材料本身，重视文物、迹象本身，对不同遗址间近似现象的宏观历时性梳理与共时性比较，依然是夏商考古最基础和最有价值的工作。期待下一个10年，夏商考古能产生更多的成果，更生动展现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26年05月23日 07 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