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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坛的“失言大臣”不仅不见收敛，而且越发放肆。
2001年7月，刚刚就任防卫厅政务次官的西村真悟，就对周刊杂志《花花公子》的记者大放了一气厥词。西村是自民党中著名的鹰派人物，早在1997年就乘船登上钓鱼岛，鼓吹以武力保卫日本的“领土”。
采访者问他:
西村回答:
对2001年3月23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向“可疑船只”开炮的事件，西村强硬地表示：
当采访者又问他作为政务次官，最想干的事是什么时，西村干脆地回答:
西村信口开河，越说越离谱，竟然鼓吹日本要发展核武器他说:
西村的“强奸理论”真是令人目瞪口呆，实在不敢相信这竟出自一位日本政治家的口中，除了暴露出他的狂妄和好战以外，也透视出他内心的龌龊。
2002年1月18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前防卫厅长官野吕田也在秋田县鹰巢町做了一番表演，他称:
野吕的胡说八道立即遭到亚洲各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同时也受到日本在野党和舆论的强烈批评。在1月21日众议院表决民主党、共产党等4个在野党关于罢免野吕田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的提案时，竟以184票赞成、275票反对的结果予以否决。
《朝日新闻》为此报道说:
从桥本龙太郎组阁至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失言大臣”现象迭出不穷。诸如法务大臣中村正二、防卫大臣吕田芳成、建设大臣龟井静香、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防卫厅次官西村真悟以及先后在国会或政府担任过要职的山崎拓、桅山静六、小泽一郎等人，每每都有“惊人之语”。
小堀桂一郎是明星大学教授，他曾着手编纂了一部《东京审判驳回、未提出辩护资料》，企图利用当年被法庭驳回的资料为推翻东京审判捞取一棵稻草。
以下，披露小掘氏几个荒唐透顶的谬论：
(一)《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十一条属于“误译”
他认为，其中的“审判”一词属于“误译”，应该译作“判决”。
他称：
他认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之所以列出这一条款，是担心“日本恢复独立后，日本政府取消所有战争犯罪裁判所的判决，将拘禁的犯人一起释放”，所以，第十一条款“不是要求(日本)承认以东京审判为代表的所有军事审判团体，服从其判决理由”，只是为了让日本“肩负起让犯人服刑”的职责，“防止将战争犯罪的囚人一齐释放”，从而伤了联合国的“脸面”。
(二)“日本没有领土野心，欧美诸国才是侵略者”
小堀认为，日本发动的对中国及亚洲诸国的战争不应称为“侵略战争”，而应称为“先制攻击战争”。
他说:
小堀氏如果对从未涉足过地球的其他生物类讲这番话，或许有“人”信服，遗憾的是，这位连基本历史事实都不屑一顾的学者的“高论”，当然蒙骗不了曾经饱受日本侵略欺凌的亚洲诸国人民。
此外，小堀氏又列举了欧美诸国曾把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纳入殖民地的历史，然后抛出“亚洲解放论”，称:
小堀的“亚洲解放论”丝毫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拾人牙慧。
(三)《巴黎不战公约》包含有“自卫权”
东京审判所依据的国际法中，除了《国际军事审判所条例》外，《巴黎不战公约》也是重要的国际法依据之一。为此，小堀想从这份公约中找出可以为日本侵略行径张目或合法化的“依据”。他首先为“大东亚战争”下一定义是“为了自存自卫而不得已的战争”，同时，不惜把昭和天皇的《开战诏书》搬了出来，大段引用，借昭和天皇的嘴说:
小堀氏对昭和天皇这段《开战诏书》颇为欣赏，称:
接着，他开始从《巴黎不战公约》找“自存自卫”的“依据”，大段大段地引用了美、英、法等国政界人物当时的一些讲话，指出这些政界人物在解释《巴黎不战公约》时都申明内中包含有“自卫权”。
小堀又从反面论述道，如果日本加入《巴黎不战公约》:
言外之意，当时的日本政府之所以在条约上签字，就是看重了其中的“自卫权”。他又借用另一位否定派学者的话说：“该条约不仅没把战争视作违法，相反还确认了防卫战争的合法性。”
小堀之流对《巴黎不战公约》的解释当然是一厢情愿的，不论小堀抬出欧美那些政治家的“解释”也好，借用否定派的“独特见解”也好，《巴黎不战公约》中规定了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要追究其战争责任，这该是公约中最根本的宗旨。
正因为如此，战后的东京审判才把《巴黎不战公约》作为重要的国际法依据之一。
对此，小掘氏愤愤不平，指责国际法庭：
为什么“失言大臣”们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宁可辞职、卸任也要“一搏”呢?这种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呢?
战后以来，在美国占领政策的导引下，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始终把持着日本的政治方向，他们多是战争的亲历者，甚至是直接参与战争的一代，从吉田茂、岸信介到田中角荣(战时从军到过中国)、中曾根康弘(战时皇家海军军需官)，他们在战争期间接受的皇国史观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荡涤，甚至连他们的战争犯罪行为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如吉田茂和岸信介)。
他们所持的战争观仍然是皇国史观的货色不足为怪。另外，从政府、国会以及各地方自治体的构成看，尽管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对战争责任者予以“公职追放”(解除公职)，但不久就解除了“追放令”，战时的官僚(包括右翼团体要员)又重返政府各界。
财阀也被松了绑。这样，战争时期军部、政治家、官僚、财阀一体的机制，除了军部被裁汰以外，几乎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都是战时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他们的历史认识不可能轻易转变。可以说，战后以来，日本政界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始终没有经过深刻的反省或自我批判，并一代接一代的延续下来。
众所周知，美国在占领期间，为了把日本构筑成亚洲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通过东京审判和旧金山条约等放弃了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彻底追究，甚至保护天皇、维护天皇制、释放战犯、扶植右翼保守势力等，使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长期搁置，没有得到认真或根本的解决。
从战后初期到中日恢复邦交前，日本在对外关系上对美一面倒，在施政方针上实行经济主义政治，朝野上下为建设经济大国日本而努力。战后亚洲始终处在冷战(甚至热战)的前沿，从中国大陆的三年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乃至苏联入侵阿富汗，战后亚洲30年来不安宁。亚洲各国没有能力和机会去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民间被害索赔等问题更摆不上日程，致使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继续拖延下来，并演化成战后责任问题。
从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主张建立政治、军事大国的新保守主义路线出台后，战后以来没有得到根除的皇国史观、国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货色开始抬头。反映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他们极力否定东京审判，否认日本的战争犯罪，公然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甚至攻击战后教育是“自虐史观”，主张修改战后的教科书，对青少年进行有“民族自信心”和“日本的自豪”的教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一些政府要员再也按捺不住形成日久的战争认识，首先围绕着教科书问题，亮开了他们的嗓门，拉启了“失言大臣”们大放厥词的序幕。
尤其是强制从军慰安妇、731细菌部队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强制劳工等问题浮出水面，对日本社会是一个强大的冲击和震惊，战后以来一直被隐匿的日本战争犯罪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就引起部分政治家、政府要员以及右翼阵营的强烈不满和疯狂抵触。
“失言大臣”的出现又同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密切关联，是日本步入新保守主义的必然产物;新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是产生“失言大臣”的温床，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社会问题如山的现实环境下，“新生代”政治家们为了摆脱困境，执意用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来统一国民的意志，诸如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国歌国旗法制化”等，而“失言”只是他们目的追求的政治手段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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