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通缉犯藏上海9年，成身价3亿大佬，被捕时：放了我，给5000万|上海市|华荣|常州|江西|浙江|浦东|董平|衢州|通缉犯

2011年10月25日，上海浦东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里，水晶吊灯把每一张脸都照得发亮。

服务员端着香槟托盘在人群里穿梭。西装和晚礼服碰杯。笑声一阵接一阵。

台上，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抱着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女婴，旁边站着他穿旗袍的妻子。男人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袖扣是铂金的，皮鞋是手工缝制的，说话带着浙江口音。

他叫江有汜。上海浦东金融圈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他的期货公司在陆家嘴租了半层写字楼，个人资产据估算超过三个亿。就在一个月前，他刚给还没满月的女儿买了一套价值千万的豪宅。今晚，他在这里为她办满月酒。

酒店外面，马路对面的停车位上，一辆挂着常州牌照的黑色轿车已经熄火停了整整四个小时。车里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把烟头摁进空易拉罐里，抬手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拿起对讲机，把声音压到最低：各组注意，目标还在大厅。

深夜十一点，宾客陆续散了。

江有汜把妻子和女儿送上车，交代司机先走。他自己还有几桌客人要送，都是生意上的伙伴。他站在酒店门口，跟最后一批人握手、拍肩、说改天再约。夜风从黄浦江方向吹过来，带着十月底的凉意。他拢了拢西装的领子，低头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掏出手机，准备给司机打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几个人从酒店两侧同时走了过来。步子不快，但方向很明确。最前面那个人把手伸进外套内侧，掏出一张证件，举到江有汜面前。证件上的警徽在酒店门口的灯光下反了一下光。

江有汜拿着手机的手停在半空中。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拨号的姿势。脸上的表情在那几秒钟里经历了好几个层次的变化——先是困惑，然后是一闪而过的惊慌，紧接着，所有的表情都被某种东西压下去了。那种东西不是镇定，是一个人花了九年时间反复练习过的一种表情。

他的嘴唇动了动。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让我老婆孩子先走。孩子太小了。

民警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江有汜的妻子被叫了回来。她抱着婴儿从车上下来的那一刻，脚下一个趔趄，鞋跟卡在了地砖缝里。她站住，把孩子的襁褓重新裹了一下，然后一步一步走到江有汜面前。她没有哭。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唇抿成一条线，就那么看着他。小女儿在襁褓里睡着了，呼吸均匀。

江有汜伸手摸了一下女儿的脸蛋。他戴着手铐，摸得很轻。

妻子转身走了。她抱着孩子穿过酒店的旋转门，身影被茶色玻璃吞了进去。江有汜站在原地，目送她们走远。旋转门转了三圈，然后停下来。

他伸出双手。铐子咔嗒一声锁上。

民警押着他往车那边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费力地用被铐住的双手从口袋里掏出一部私人定制的进口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他对着电话那头交代了几件事，语气跟平时在办公室里给下属派活儿没什么两样——公司的事，家里的事，都交代清楚了。然后他把手机递给了民警，弯腰坐进了车里。

从浦东到常州，高速公路上大概三个半小时。

车里的气氛不算紧张。江有汜坐在后座，两个民警一左一右。他没有挣扎，没有哭喊，没有质问。车窗外面是苏南平原上连绵不断的工业区和农田，路灯把光打在他的脸上，每隔几秒就亮一下。他的侧脸轮廓很硬。鼻梁挺直，下巴方方的，头发里有几根白的。

车内沉默了很久。久到前面的民警以为他睡着了。

然后江有汜开口了。他偏过头，问左边的民警：如果我拿三千万出来，能不能把这事了了？

民警没说话。

他等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五千万。能不能取保候审？

车继续往前开。发动机的声音填满了所有的沉默。民警没有回答他，他也就不再问了。他把头靠在车窗上，闭上了眼睛。

民警抓的不是江有汜。或者说，江有汜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假的。他身份证上写的户籍地址是贵州毕节，但那是另一个人的——一个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失踪的年轻人。

他真正的名字，叫江雁南。

1974年出生，浙江衢州人。父亲是退伍军人，上过战场，腿上有弹片留下的旧伤，走路有点跛。江雁南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小时候家里条件不错，父亲转业之后进了衢州一家国企，母亲在街道办上班。别的小孩穿解放鞋的时候，他已经蹬上了皮鞋。别的小孩连收音机都没见过的时候，他家里已经有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

他聪明。从小就聪明。初中考高中，全县前二十名。高中考大学，考上了上海一所著名高校的工商管理专业。那是1992年，全国大学还没扩招，能考上本科的，一个县城里也数不出几个来。

大学毕业之后，他进了期货市场。那是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期货市场还处在野蛮生长的草莽阶段，规则不完善，监管漏洞多，到处都是空子，也到处都是坑。江雁南在里面如鱼得水。他天生对数字敏感，别人要算半天的账，他扫一眼就能看明白。别人还在犹豫要不要下手的时候，他已经把单子下了。短短一两年时间，他就赚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大钱——具体数字后来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个参照可以说明问题：他父亲在部队和企业里干了一辈子，攒下的全部家底，还不到他一年赚的零头。

钱来得太快了。快到他自己都有点接不住。他开始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不是觉得自己运气好，是觉得自己天生就该比别人有钱。他跟朋友吃饭，从来不让别人买单。他回家探亲，给亲戚发红包，发得手都酸了。他爸看着他把一沓一沓的钱往桌上扔，把筷子拍在桌上说了一句：轻狂。

老头子说得没错。但那时候的江雁南已经听不进去了。他把期货上的资金抽了出来，回衢州投了一家歌舞厅和一家溜冰场。娱乐行业在2000年前后的三线城市是个暴利行当，但他不是那块料。他不懂怎么跟地头蛇打交道，不懂怎么摆平各路关系，更不懂怎么管手下那帮在夜场里混饭吃的人。

歌舞厅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差。但他在那个圈子里认识了两个人。一个叫华荣，绰号双枪手。一个叫董平，绰号小李广。两个人的真名都没什么名气，绰号倒是起得有模有样。三个人混到一起之后，日子过得飞快——白天睡觉，晚上喝酒，喝完酒去打牌，打完牌再去喝酒。江雁南开始沾赌。一开始是小赌，几十块、几百块，后来上千、上万。再后来他连账都不算了，输了就赊，赊了就再赌，赌了再输。窟窿越滚越大。

2002年9月的一个晚上，江雁南坐在出租屋里，面前摊着一堆欠条。他一张一张地翻，翻到最后，手指开始发抖。他把那些年赚的钱全部搭进去，还把歌舞厅和溜冰场也卖了。即便如此，还欠着六万块钱。六万块钱在今天听起来不算什么，但在2002年，够在衢州买一套小两居。

催债的人开始上门。先是打电话，后来直接堵到门口。江雁南不敢出门，不敢开灯，缩在沙发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他把那支仿制五四式手枪从抽屉里拿出来，搁在膝盖上，摸了摸枪管。冰凉的。

枪是通过地下渠道买的，配了五发实弹。他买的时候跟人说，是为了防身。但他自己心里清楚，这东西拿在手里，迟早会用上。

他约董平出来喝酒。酒喝到一半，他把自己的处境说了。董平听完，把酒杯往桌上一顿，玻璃杯底在木桌上磕出一声闷响。董平不是好人，蹲过监狱，犯的就是抢劫案。他出了个主意，说江浙一带富人多，盯准一个，干一票大的。

江雁南端着酒杯，没喝。他盯着杯底那点浑浊的啤酒沫子，看了很久。

然后他点了一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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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作案计划。华荣胆子最大，负责拿枪震慑。董平有抢劫经验，负责动手。江雁南开车，负责接应。

2002年10月17日，他们开车去上海。车是一辆深色的桑塔纳，挂着假牌照。刚进上海地界，就被路口的交警拦了下来。假牌照被认出来了。交警拿着罚单走到车窗边，江雁南把手枪塞进座椅底下的缝隙里，手背上的汗把方向盘套浸湿了一圈。

交警只罚了假牌照的事，没有搜查车辆，挥挥手让他们走了。三个人在车里谁也没说话。开出去好几公里之后，董平从后座探过头来说：妈的，差点。

他们不敢在上海动手了。掉头往西，沿着苏锡常一带转。常州是临时选的目标。新北区河海东南花园别墅区，位置偏，住户少，安保看着也不严。

10月18日晚上，他们把车停在别墅区围墙外面的路边。引擎熄了火，大灯关了，三个人坐在黑暗里分配任务。华荣拿枪，董平翻墙，江雁南留在车里，发动机关着，随时准备点火起步。

10月19日凌晨四点，天黑得最浓的那个时段。华荣和董平翻过围墙，落在别墅区的草坪上。草是湿的，踩上去没声音。

他们还没摸到目标别墅的大门，巡逻的保安就从绿化带后面拐了出来。手电筒的光柱扫过来，钉在了两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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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荣站在原地，把枪抽了出来。

枪口黑洞洞地对着两个保安。保安也愣了一下。但只愣了一秒钟。其中一个保安把对讲机按下去，声音很稳：有情况，正门西侧，请求支援。

华荣拿枪的手开始冒汗。他本来就不敢真的开枪。他只是想用枪把保安吓退，然后翻墙跑。但两个保安没有退，反而往前逼了一步。华荣往后退了一步，后脚跟踢到了墙根。

就在这个时候，围墙外面传来了汽车发动的声音。那辆桑塔纳的发动机被拧着了，轮胎碾过柏油路面，吱的一声尖响。江雁南和董平跑了。

华荣被两个保安死死地按在墙角。那把仿制五四式手枪从他手里滑出去，在水泥地上打了两个转。他后来跟警方交代的时候说：我当时就知道，他们两个已经走了。

天亮了。常州警方赶到了现场。持枪潜入民宅抢劫未遂，性质极其恶劣。常州城北公安分局当天就把此案列为年度头号重大案件。华荣当场被捕，董平和江雁南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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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董平落网。

华荣和董平都判了刑。该坐的牢，一坐到底。

但江雁南消失了。从2002年10月19日凌晨他开着那辆桑塔纳逃离常州别墅区的那一刻起，他就像一粒盐溶进了一杯水里，找不到了。

他没有回衢州老家。没有联系父母，没有联系任何亲戚朋友。他随身带的东西只有一件换洗衣服和兜里那点零钱。他太清楚自己犯的是什么事了——持枪抢劫，哪怕是未遂，也是重罪。被抓住就是十年起步。

他在逃亡的第一年去过哪些地方，没有任何记录。他自己后来交代，到过江西，到过安徽，在好几个小县城里打过零工。不敢住旅馆，睡过桥洞，睡过建筑工地的水泥管子，睡过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有一回在江西一个小镇的菜市场里帮人搬菜，搬了半个月，老板给了他二百块钱。他用那二百块钱买了一张去上海的大巴票。

他的逻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犯了重罪，往山里钻，往边境跑，往没人认识的地方躲。他反过来了。他选了上海。中国最大、最密、最乱的城市，两千多万人挤在一堆，查一个人的难度，跟大海捞针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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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接纳了他。或者说是吞没了他。都一样。

刚到上海的时候，他身无分文。但他有一样东西没丢——期货交易的本事。这手艺不用看身份证，不用查学历，脑子在就行。他通过一些地下渠道，借别人的身份开了期货账户。一开始只敢拿极少的钱进去试。几千块钱，来回滚。赚一点，就跑。亏了，就缩。

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还是像当年一样能打。他对数字的敏感、对走势的判断、下单时的果断，在期货市场上就像鱼回到了水里。短短几个月，那几千块钱就翻了好几十倍。

有了本金之后，他开始加码。从几万做到几十万，从几十万做到上百万。他做单的方式很独——别人看K线，他看盘口的挂单量。别人追涨杀跌，他专挑市场最恐慌的时候逆向进场。他说过一句话：期货这行，赚的就是别人心脏受不了的那份钱。

几年下来，他独立研发了一套期货交易辅助系统。说白了就是一个半自动化的量化交易程序。在2005年、2006年那个年代，国内搞量化交易的还寥寥无几。他占了个先手，盈利开始以几何级数往上翻。

他注册了自己的期货公司。员工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他在陆家嘴租了半层写字楼，窗户外头就是黄浦江。公司的年利润最顶峰的时候有四五千万。他个人的身家，保守估计三个亿。在上海有好几处房产，有豪车，有一个漂亮的妻子，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儿。

而这一切，都是用江有汜这个名字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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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有汜是谁？

他是贵州省毕节市一个在地震中失踪的年轻人。同姓，同龄，长相和江雁南有几分相似。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大量失踪人员的户籍信息没有及时注销，在系统中成了一批无主的身份。江雁南花了一笔钱，通过地下渠道买到了江有汜的户籍资料和一代身份证。然后他拿着这些材料，走非法途径补办了二代身份证，把户籍信息重新激活。

从此，江雁南死了。江有汜活了。

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至少在那几年里是。江有汜的身份完全合法，可以坐飞机、住酒店、开公司、办贷款，没有任何破绽。他用这个身份在上海金融圈里混得风生水起，出席过行业峰会，上过财经杂志的专访，跟上海市政府的领导握过手、拍过照。没有人怀疑这个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浙江商人，骨子里是一个已经逃亡多年的持枪抢劫犯。

他的家庭也重新建立起来了。他的妻子叫彭燕，年轻，漂亮，上海本地人。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外界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彭燕对江雁南的过去一无所知。她以为自己嫁的是一个白手起家的金融才俊，一个从贵州毕节走出来的穷小子逆袭的故事。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连身份证上的出生地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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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雁南给女儿买那套千万豪宅的时候，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一段时间。

他把房子登记在彭燕名下。事实上，他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资产。所有的房产、车子、公司股份，全部过户到了彭燕那里。彭燕在2010年1月和江雁南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这场离婚跟感情无关——是为了在制度上彻底隔断财产和江雁南的联系。一旦将来某一天警察找上门，他名下什么都没有。财产是前妻的，跟他无关。他为这个方案筹划了很长时间，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但他忘了一件事。

2011年9月，彭燕在上海东方医院产下一名女婴。江雁南到医院陪产。孩子出生之后要办出生证明，医院拿了一张表格让他填。他拿过笔，在父亲签名那一栏写下了三个字。签完之后，他愣了一下。然后他把那三个字涂掉了，在旁边重新签了一个名字。江有汜。

护士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但那张表格被收进了医院的档案室。后来，这份档案被常州警方调取，放到办案民警的桌面上。民警把那张家属签字栏的复印件举到灯光下，看见了涂改的痕迹。被涂掉的那三个字，依稀可以辨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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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是从一条违章记录开始被拽出来的。

2011年，全国公安机关启动“清网行动”。常州新北区公安分局把江雁南持枪抢劫潜逃案列为了重点攻坚案件。专案组在排查过程中，翻出了一条本来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信息：江雁南年过花甲的父亲，近几年频繁驾驶一辆奔驰车，在浙江和上海之间跑来跑去。这辆奔驰的登记所有人不是江家任何一个人，而是一个叫彭燕的年轻女性。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长期借用年轻女性的豪车往返于浙沪两地，这不正常。

警方顺着彭燕查下去。查到了她的婚姻状况——2010年与江雁南离婚。查到了她离婚之后的资产状况——名下忽然多出了一大堆房产和豪车。一个没有创业背景、没有额外收入来源的女人，离婚之后反而变成了超级富婆，这也不正常。

再往下查，查到了彭燕刚刚在上海东方医院生了一个孩子。孩子父亲签字的病历档案被调出来。涂改的痕迹就在这里被发现了。病历档案旁边附带了一张证件照，是孩子父亲提交的身份证明——江有汜。

专案组的民警把江有汜的证件照和九年前江雁南的档案照片放在一起比对。眼睛，眉毛，耳朵。从耳垂到耳轮最外缘的距离精确到毫米级别，两个人高度吻合。江有汜左脸颊靠近颧骨位置有一粒痣，江雁南的旧照片上同一个位置也有。不是巧合。江有汜就是江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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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月酒那天，常州警方提前四个小时在酒店周围布控。他们本来可以在宴会厅里当场按倒他。但没有。带队的副大队长说了一句：人家在办喜事，给孩子留点面子。

于是他们等。等到宾客散尽，等到孩子和老婆都走了，等到江雁南一个人站在酒店门口，才上去摁住了他。

在看守所里，江雁南把这些年的事情一件一件交代了出来。交代得很细，很坦率，像是攒了九年的话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说的地方。他提到了华荣，提到了董平。他说他觉得对不住这两个人。当年出事的那个凌晨，他开着车跑了，把拿枪的华荣一个人扔在了别墅区的墙根底下。后来听说华荣和董平出狱之后日子过得很紧，他通过中间人给他们每人送了十万块钱。

他被捕之后，警方在他的住处搜出了大量的交易记录和公司文件。那些文件堆在办公桌上，有一本摊开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期货交易日记。翻到最后几页，日期停留在他被捕的前一天。那天他做了一笔单子，赚了一百多万。他在笔记本上记了一行字，内容是一串数字和一个百分比，字迹工整、干净，跟他九年前写欠条时的字迹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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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雁南被带回常州的那天，经过河海东南花园别墅区。他偏过头，透过车窗往外看了一眼。

那面围墙还在。墙根上重新刷了白灰，看不出有人翻过的痕迹。九年前他在这里，开着那辆桑塔纳，在黑暗里，听到墙那边传来保安的喊声，拧动了车钥匙。发动机打着了。他踩下油门，车轮碾过柏油路，后视镜里的那面墙越来越小，最后被夜色吞没。

九年之后，那面墙还在。车没停。直接开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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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江雁南有期徒刑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