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下着小雨，我正低头往家走。
巷子里突然蹿出一只瘸腿黄狗，一口咬住我的裤腿不松嘴。
我吓一跳，甩了两下没甩开。
它松开口，跑几步回头看我，又跑回来，呜咽着蹭我的脚。
我蹲下想掰它的嘴，突然看到它脖子上挂着的项圈。
牛皮磨得发黑，但上面两个用红漆写的字母像刀子一样扎进我眼睛里：“Y.Y.”。
我的手开始发抖。
那是8年前，我亲手描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那只狗又咬住我的裤腿，这次我没推开它。我跟着它，走进了雨里。
01
我叫罗秀云，45岁，在城东的佳乐超市当收银员。
8年前的那个夏天，我5岁的儿子杨毅在小区门口的超市买冰淇淋时走丢了。
就一转身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我找遍了整条街，嗓子都喊哑了。
后来报了警，贴了寻人启事，什么用都没有。
丈夫杨诚是个建筑工人，老实人一个。儿子走丢后他像变了个人，不爱说话，下了班就骑着摩托车满城转。3年前查出了肝癌，晚期。
他死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秀云，狗……那个黄狗……跟着毅毅走了……我没拦住它……”
当时我以为他说胡话。
现在想想，那是他最后一口气留给我的线索。
我在这家超市干了6年，经理知道我的情况，没少照顾我。
每天下午4点下班，我就骑着那辆破电动车满城贴寻人启事。
8年了，贴了多少张我也数不清。
光是打印店的老板娘都认识我了，每次去都说：“秀云姐，还在找啊？”
我说：“找，找到死也得找。”
邻居李景天开出租车，总帮我留意街上的流浪孩子。
有次他从城西拉了个乘客，说看见一个左耳后有胎记的小孩在翻垃圾桶。
我赶过去，人已经走了。
这些年，我学会了不抱太大希望。
希望这东西，太折磨人了。
那天下午，我刚下班，雨下得不小。我没带伞，把工作服顶在头上往家跑。走到巷子口，听见身后有动静。
回头一看，一只黄狗蹲在垃圾桶后面，浑身湿透了，左前腿还瘸着。它看着我，尾巴摇了摇，又缩回去了。
我没多想，继续走。
走了几步，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那狗跟上来了。它站在雨里，浑身发抖，看着我。
我说：“我没吃的，你找别人去。”
它不走。
我又走，它又跟。一直跟到我家楼下。我上楼，它蹲在单元门口。我心想这狗怕是饿了，但我也没养过狗，家里就剩点挂面。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上班，它还在那儿。浑身湿漉漉的，缩成一团。我有点不忍心，去包子铺买了两个肉包子放在地上。它闻了闻，没吃。
李景天正好出车回来，看见我问：“这狗跟你的？”
我说：“不知道哪来的，昨天开始跟着我。”
李景天蹲下看了看，说：“瘸腿的，右耳朵缺了一块，像被什么咬过。流浪狗吧，不过看着挺干净的，不像在外头跑很久。”
我说：“我上班去了，它爱蹲就蹲着吧。”
那天超市特别忙，一直收银到下午4点。我跟同事换了班，出门的时候心里还在想，那只狗不知道走了没有。
骑上电动车，刚拐进巷子，我看见它了。
它蹲在我家楼下，看见我回来，站起来摇了摇尾巴。我停了车，它走过来，用脑袋蹭了蹭我的裤腿。
我心里一动，蹲下来看它。
它脖子上挂着个项圈，牛皮做的，旧得发黑，上面沾满了泥。我用手擦了擦，看见上面有两个字母——“Y.Y.”。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这两个字母，是用红漆描的。我认得那个笔迹。
那是杨毅3岁那年，我买了个牛皮项圈，想等他大一点当生日礼物送给他。
我怕他走丢，想着万一哪天真走丢了，项圈上的字能让人找到我。
我亲手在上面写了“Y.Y.”，杨毅名字的缩写。
后来那个项圈还没送出去，孩子就丢了。
我手抖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
大黄看着我，又蹭了蹭我的腿，然后转身跑了几步，回头看我。
它在等我。
我站起来，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
它又跑了几步，回头看我。
我跟着它，走出了巷子。
02
大黄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它跑得不快，时不时回头看看我，像是在确认我还在跟着。
雨已经停了，路上湿漉漉的。我穿着超市的工作服，蓝色短袖，胸口印着“佳乐超市”四个字。鞋子湿透了，脚底下吧唧吧唧响。
走了大概20分钟，到了一个废弃工厂门口。
铁门半开着，锈迹斑斑。大黄从门缝钻进去，又回头看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钻了进去。
工厂里面空荡荡的，地上堆着一些破木板和废铁。角落里有一堆旧衣服，皱皱巴巴的，上面盖着一层灰。
大黄跑过去，用爪子扒拉那堆衣服。
我走过去，蹲下来。
衣服里面夹着一件小的，蓝色的。
我拿起来一看，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是一件孩子的外套，蓝色，袖口有白色的条纹。胸口有一个小小的卡通图案，上面印着一只企鹅。
我记得这件衣服。
杨毅走丢那天，穿的就是这件。
那是他3岁那年，他爸从工地带回来的。说是工友孩子穿小的，洗洗干净还能穿。杨毅特别喜欢，因为上面有企鹅，他总说那是南极来的。
我拿着那件外套，手抖得不行。衣服已经旧得发白了，袖口磨破了，上面还有几块深色的印子，看不出是泥还是什么。
大黄蹲在我旁边，呜咽了一声，把头搁在我膝盖上。
我抱着那件外套，眼泪一滴一滴掉在上面。
8年了。
我找了他8年，贴了上万张寻人启事，走了多少条街，问了多少个人。从一个30多岁的女人，找成了一个头发半白的中年妇女。
我儿子在哪里？
我掏出手机，手还是抖的。打了110，电话接通的时候，我的声音连自己都听不出来。
“喂，我……我要报警……我找到我儿子走丢那天的衣服了……”
电话那头问我在哪里，我说不清楚。我看了看四周，只能说出大概位置——城东废弃的老糖厂。
挂了电话，我就坐在那堆烂衣服旁边，抱着那件蓝色外套。
大黄趴在我脚边，一动不动。
大约过了20分钟，警车来了。两个民警，一个年轻一个中年。中年民警蹲下来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外套递给他看。
“这是我儿子8年前走丢那天穿的衣服。”
他看了看外套，问：“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指了指大黄：“这只狗带我来的。”
中年民警看了看大黄，皱皱眉：“狗？”
我说：“它脖子上有个项圈，我亲手做的，写着我儿子的名字缩写。”
中年民警蹲下来看了看大黄的项圈。他用手摸了摸那两个字，问我：“你确定这个是你做的？”
我说：“我确定，上面的红漆是我描的。”
他站起来，看了看四周，说：“这地方以前是个糖厂，倒闭好几年了。去年我们抓过一批流浪汉，在这儿住过。”
年轻民警在工厂里转了一圈，回来说：“里面什么都没有，就那堆旧衣服，还有一些垃圾。”
中年民警把外套装进证物袋，说：“这个我们先带回去检验。你的联系方式，留一个给我。”
我把手机号和地址都留了。他让我回去等消息，说有情况会通知我。
我站在工厂门口，看着他们把外套带走。
大黄还蹲在我旁边。
中年民警走之前看了大黄一眼，说：“这狗你认识？”
我说：“以前不认识，昨天才看见的。”
他没再说什么，上了车走了。
我在工厂门口站了很久，直到天快黑了才往回走。
大黄一直跟着我。
回到家，我开了门，它站在门口没进来。我说：“进来吧。”
它犹豫了一下，才迈步走了进来。
03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大黄蹲在客厅地板上，把头搭在前腿上，眼睛半睁半闭。我坐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看那本旧相册。
相册里全是杨毅的照片。
刚出生时的、满月时的、一周岁的、两岁的。
三岁那年他爸带他去公园玩，拍了一张他骑在石头狮子上的照片，笑得跟小太阳似的。
5岁那年的照片不多，只有几张在小区门口拍的。有一张他穿着那件蓝色外套，手里举着一根棒冰，嘴上全是巧克力。
那是他走丢前一个星期拍的。
我把照片抽出来，贴在心口上。
大黄从地上站起来，走过来蹭了蹭我的腿。我低头看它，它的眼睛里湿漉漉的。
我说：“你认识我儿子，对不对？”
它摇了摇尾巴。
我说：“你带我去找他，好不好？”
它没动，只是看着我。
第二天一早，我去派出所问情况。接待我的是那个年轻民警，姓刘。他说外套还在检验，暂时没有结果。
我说：“那只狗怎么办？”
他说：“什么狗？”
我说：“带我找到外套的那只。”
他想了想说：“狗能帮你找孩子，这倒是个新说法。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那地方可能就是个流浪汉的聚集点，衣服说不定是谁扔那儿的。”
我说：“我认得那件衣服，就是他的。”
他没再说什么，让我回去等消息。
出了派出所，大黄还蹲在门口等我。我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走吧，咱们回家。”
它站起来，摇摇尾巴，往巷子外面走。走了几步，回头看我。
又来了。
我跟着它走。它这回走得比以前快，我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走出了巷子，穿过了两条街道，拐进了一条我平时从没走过的路。
走了大概40分钟，到了一个物流园。
物流园很大，停着很多大货车，地上到处是水坑。大黄放慢了脚步，绕到一个堆满破木箱的角落。
我走过去，看见几个小孩蹲在那儿。
都是十岁上下的孩子，四五个，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脸上黑一块灰一块的。看见我，他们全站起来，一脸警惕。
一个瘦高的男孩走过来，大概十五六岁，挡在前面：“你干什么的？”
我说：“我路过。”
“路过？”他上下打量我，“路过到这来？你找谁？”
我说：“不找谁，就看看。”
他身后的几个孩子都往后退了退。我扫了他们一眼，突然看见一个瘦小的男孩子缩在最里面，蹲在一个木箱后面，低着头。
我的心跳了一下。
那个男孩太瘦了，瘦得跟竹竿似的。头发很长，脏兮兮地糊在脸上。他穿着一件破旧的T恤，露在外面的胳膊黑黢黢的。
大黄跑过去，蹭了蹭他的腿。
他抬起头，看了大黄一眼。
我的眼睛死死盯着他的左耳。
头发挡住了，看不见。
那个瘦高男孩走过来，挡在我和他中间：“你看什么看？快走。”
我说：“我没看什么，我就是……”
“滚！”他吼了一声。
其他孩子都围过来，像一群小狼崽子。
我后退了一步。大黄夹着尾巴，跑到我跟前。
那个瘦小的男孩子还是蹲在那儿，始终没抬头。
我转身走了。
走出了物流园，我的腿还在发抖。
不是害怕，是激动。
那个孩子的轮廓、骨架子、低头的样子，太像了。太像杨毅了。左耳后的胎记，我没看见，但我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他。
大黄跟着我走出了物流园，又回头看了看。
我说：“你带我来找他，对不对？”
大黄呜咽了一声。
我蹲下来，抱住它。
“他就在那里，是不是？”
大黄的尾巴摇了摇。
04
回到家，我给李景天打了个电话。
李景天是我邻居，开了十几年出租车。这些年他帮我找孩子，没少费心。有时候半夜接到线索，他二话不说就开车带我去。
电话一接通，我说：“老李，我好像找到毅毅了。”
“在哪？”
“城南物流园。”
他沉默了几秒：“你确定？”
“不太确定，但我看见一个孩子，耳朵没看清。大黄带我去的。”
“大黄？”
“就是那只狗。”
李景天说：“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一刻钟后，他到了楼下，开着那辆红色的出租车。我上了车，把这两天的事都告诉他了。
他听完，想了想说：“物流园那边确实有一帮流浪孩子，我一个乘客跟我说过，说那帮孩子在那边待了大半年了。有个领头的，十五六岁，挺凶的。”
我说：“就是那个。”
“你说的那个孩子，你看到脸了吗？”
“没有，他低着头。”
李景天说：“你要真想确认，明天我带你去。但是别冲动，别吓着孩子。”
我说：“我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和李景天又去了物流园。
这回我带了一袋子包子。
到了那个角落，孩子们还在。瘦高男孩看见我，又皱眉头：“你怎么又来了？”
我举了举手里的袋子：“给你们带早饭。”
他看了一眼袋子，没说话。
其他孩子都盯着袋子看。我把袋子放在地上，打开。包子的香味飘出来，几个小的孩子眼睛都亮了，但没人敢动。
瘦高男孩说：“你是不是想领走谁？”
我说：“没有，就是看你们可怜，送点吃的。”
他哼了一声，但没再赶我。
我把袋子往他们那边推了推：“吃吧，没毒。”
最小的一个孩子忍不住了，跑过来拿了一个包子。瘦高男孩没拦他。其他孩子也跟着过来，一人拿了一两个。
那个瘦小的男孩子还是蹲在原地，没动。
我拿了一个包子，走过去。蹲在他面前，把包子递过去。
他没接。
“吃吧，”我说，“热的。”
他慢慢抬起头。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那张脸很瘦，颧骨突出，晒得黑黑的。眼睛大大的，黑亮黑亮的。
我看着他的左耳。
左耳后面，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红色胎记。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他看见我哭，愣了愣，往后退了一点。
我赶紧把头低下去，用袖子擦眼睛。不能哭，不能吓着他。
“没事，”我说，“阿姨眼睛进沙子了。”
他没说话，接过了包子，低头吃起来。
我站起来，腿有点发软。转身走到了李景天旁边。
他小声问：“是他？”
我点了点头，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别哭，稳住，慢慢来。”
瘦高男孩走过来，盯着我和李景天看了半天，说：“你们俩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说：“真的，就是看见你们可怜。”
他说：“别骗我，我见过你这种，以前也有人来送吃的，后来把最小的那个带走了就没回来过。”
我说：“我不带走谁，就是送点吃的。”
他看了我半天，说：“你走吧，明天别来了。”
我站在原地没动。
他又喊了一声：“走啊！”
走出了物流园，我蹲在地上，哭得说不出话。
李景天在旁边抽烟，一根接一根。
过了很久，他说：“秀云，孩子找到了，这是好事。你别急，先慢慢来。他现在不认识你，你得让他慢慢接受你。”
他说：“要不这样，我明天再来，送点旧衣服。就说我家孩子的，不穿了。那些孩子缺这个。”
我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我抱着大黄，一句话都没说。
今晚上，我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那张脸。
瘦了，黑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耳朵后面的胎记，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他出生的时候我就看到过的。
是我儿子。
我不会认错。
05
第二天我又去了，这回带的是旧衣服。
李景天从家里翻了几件他儿子的衣服，洗干净的，叠得整整齐齐。我又去买了两袋面包和一箱牛奶。
到了物流园，孩子们还是老样子。瘦高男孩看见我，脸上明显不耐烦了。
“你怎么又来了？”
“给你们送点衣服，”我把袋子放在地上，“干净的，我邻居孩子的，穿不下了。”
几个小的孩子围过来看。
一件T恤正好是那个瘦小男孩的尺寸，浅蓝色，胸口有个卡通图案。
我特意挑的，杨毅小时候最喜欢这种带卡通图案的衣服。
瘦高男孩说：“你太热心了，我不信。”
我没反驳他，蹲下来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几个小的一人拿了一件，往身上比划。
那个瘦小男孩还蹲在角落里，没过来。
我拿起那件蓝色T恤，走过去。
“给你，”我说，“这件大小应该合适。”
他看了我一眼，没接。
我说：“穿上试试，不行再换。”
他还是没动。
我把衣服放在他旁边，站起来走了。
回去的路上，李景天问我：“怎么样？”
“他还是不跟我说话。”
“别急，日子长着呢。”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天天去。
送吃的，送喝的，送衣服。孩子们渐渐不躲我了，有时候还会主动叫我一声“阿姨”。
瘦高男孩叫阿军，16岁，从小在孤儿院长大，逃出来后就一直在外面流浪。他对大人有很强的戒心，特别是对女人。
但我也慢慢摸出了规律——他护着这帮孩子，是真护。
有次一个开货车的司机骂了最小的那个孩子，他冲上去跟人家打了一架，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没让人碰那孩子一根指头。
至于那个瘦小男孩，我始终不知道他叫什么。
他从来不主动说话。我叫他，他就看我一眼，然后低下头。我送的东西，他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但他的眼神，越来越不一样了。
一开始是警惕，然后是好奇，现在，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点点说不清的东西。
有一天，我照旧去送饭。阿军带着几个小孩出去捡废品了，就剩那个瘦小男孩一个人蹲在木箱后面。
大黄跑过去，趴在他脚边。
他摸了摸大黄的头。
我蹲下来，把饭盒打开。今天做的是红烧肉，香得很。
“吃吧，趁热。”
他看了一眼饭盒，又看了看我，终于伸手接了过去。
他低头吃饭，大黄在旁边眼巴巴看着。他掰了一块肉，塞到大黄嘴里。
我说：“你们俩感情真好。”
他的手顿了一下，没说话。
我说：“这只狗跟着你多久了？”
他没回答。
我又说：“我看它脖子上有个项圈，那上面写的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我。
他看了很久，看得我心里发毛。
“阿姨，”他终于开口了，“你为什么总来？”
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带着这个年纪男孩子还没完全变声的粗粝感。
我说：“我就是看你们可怜。”
“阿军说你想领走一个。”
“他错了。”
“那你为什么总来？”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低下头，继续吃饭。
我站起来，转身走了出去。
走到物流园门口，我站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
他问我为什么总来。
我不敢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怕说出来，你就跑了。
06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抱着大黄哭了一晚上。
大黄不吭声，就趴在我腿上。
我摸着它的头，想起很多事情。
杨毅3岁那年，有次我带他去菜市场，路边有只流浪狗，脏兮兮的。杨毅非要蹲下来摸，被我拽走了。他哭了一路，说狗可怜。
那只狗是不是就是大黄？
我不知道。
但我记得杨诚临死前说的那句话：狗跟着毅毅走了。
我想，是不是那时候大黄就跟着他了？
我把大黄抱起来，仔细看它脖子上那个项圈。
一字一划，是用红漆写的“Y.Y.”。我当年描的时候，最后一笔没描好，洇开了一点，现在还能看出来。
我用指甲抠了抠项圈内侧，泥土糊住了。我去厨房接了盆温水，把项圈泡在里面。
泡了十分钟，泥巴软了，我轻轻刮掉。
项圈内侧露出了一行小字：“杨毅2010年7月”
2010年7月，是杨毅的生日。
那一年，我定做了这个项圈。
我还没来得及送出去。
大黄低着头，舔了舔我的手。
我心里又酸又热，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一早，我照旧去了物流园。
这回，阿军没拦我。他站在旁边，看我给孩子们分早餐。那个瘦小男孩还是蹲在角落，已经穿上了我送的那件蓝色T恤。
“这件衣服挺合身的。”
他没说话，拿了一个肉包子，掰了一半给大黄。
我看了他半天，突然看见他左手臂上有一道疤，长长的一条，从肘关节一直延伸到手腕。
像烫伤。
“这个疤，怎么来的？”
他低头看了一眼：“不记得了。”
我说：“疼不疼？”
他摇了摇头。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阿强。”
“姓什么？”
他没说话。
我又问：“你有爸爸吗？”
他抬起头，看了看我，又低下去。
“没有。”
“妈妈呢？”
他没回答，只是把包子塞进嘴里，嚼了很久。
我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
“阿强，”我说，“你记得小时候的事吗？”
他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读不懂的表情。
“记得一些，”他慢慢说，“记得家门口有棵大槐树。”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
“还在吗？”他问。
“什么？”
“那棵树。”
“在，”我说，“还在。”
他点了点头，低下头吃东西。
我站起来，转过身，咬住了自己的手背。
不能哭。
不能在他面前哭。
我走到了物流园外面，扶着墙，大口大口喘气。
李景天的车停在路边，他看见我出来，赶紧下车。
“怎么样？”
“他说他家门口有棵槐树，”我哭着说，“老李，是他，是他！”
李景天扶着我坐下：“冷静，冷静。”
“我要把他带回去，”我说，“我现在就要去跟他说。”
“等等。”李景天按住我，“你想想，他这么多年在外面，挨过打受过骗，你突然说你是他妈，他能信吗？”
“那怎么办？我还能等？”
“等，但要有方法。”
李景天想了想，说：“明天周末，我拉你去，你把那棵槐树拍下来，把家里的照片带上。他不信你就给他看。”
我擦了擦眼泪，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翻出了杨毅小时候的照片。
有一张是我抱着他站在槐树底下拍的。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树冠遮了半边院子。杨毅那时候刚会走路，穿一件白色的小背心，胖乎乎的。
照片有点发黄了，但槐树的影子还在。
我把照片装进包里，把大黄叫过来。
“明天，”我抱着它的头说，“明天咱们就去把他带回来。”
大黄舔了舔我的手。
07
第二天，李景天一早就来接我。
我上了车，大黄蹲在后座。李景天从后备箱拿出一个旧相册和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我家的老照片。
“都准备好了？”
“嗯。”
“记住，别冲动。先给他看照片，让他自己问。他想认自然会认。”
车到了物流园，我下车。李景天没跟过来，说在外面等。
我走到那个角落，孩子们都在。阿军正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什么，看见我来了，皱了皱眉。
“你又来了。”
“嗯，给阿强带了点东西。”
阿军看了一眼阿强没说话。
阿强还是蹲在角落里，大黄已经跑过去趴在他脚边。
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
“阿强，阿姨给你看几张照片。”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拿出相册，翻到第一页。
那是一张老照片，拍的是一棵大槐树，遮了半边天。
“你看，这个树，你还记得吗？”
他盯着照片，半天没动。
“这是……”
“家门口的槐树。”
他伸手摸了摸照片，手指有点发抖。
我又翻了一页。
那是一张我和杨毅的合照，我抱着他站在槐树底下，他穿着白色小背心，胖乎乎的。
他的眼睛一下就大了。
“这是……你？”
“这个孩子呢？”
我看着他，声音发抖：“是我儿子。”
他盯着照片看了很久。
“他跟我长得有点像。”
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了。
“阿强，”我说，“你仔细看看。”
他看着我，又低下头看照片。一只手摸上自己的左耳，那块小小的红色胎记。
“你认识他吗？”
我说：“认识。”
“他在哪？”
我说：“在我面前。”
阿强愣住了。
他直直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大黄在旁边呜咽着，用头蹭他的腿。
“不可能，”他退后一步，“我不认识你。”
“你记得槐树，你记得这个院子，你记得这个项圈。”我把大黄脖子上的项圈解下来，放在他手里。
“这个项圈，是我在你3岁那年定做的，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杨毅。”
他拿着项圈，翻来覆去地看。看到内侧那行小字的时候，他的手开始抖。
“你不是叫阿强，你是杨毅。8年前，你在超市门口买冰淇淋走丢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
“我……我记得……”
“记得什么？”
“我记得那天很热，我穿着蓝色的衣服，我说我要吃冰淇淋，然后就……”
他没有说下去，低下头，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上。
我伸手想抱住他，但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
“阿强……”我叫他的名字，声音抖得不成样。
“你是我妈？”
他的声音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地上。
“是。”
“为什么这么久才来？”
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
“是妈妈不好，妈妈来晚了。”
他站在那里，一直低着头，肩膀轻轻抖着。大黄趴在他脚边，抬头看着他，尾巴摇了摇。
过了很久，他抬起头，看着我。
“妈。”
这一声，我等了8年。
我伸出手，抱住了他。他的身体很瘦，瘦得像一把骨头。
“妈在，”我哭着说，“妈来了。”
他伸手抱住我的腰，把脸埋进我的胸口。
整个物流园安安静静的，孩子们都站在原地没动。
阿军把手里的树枝扔在地上，转身走了。
08
那天我没有强行带他走。
虽然我恨不得立刻把他拉上车，拉回家，再也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但我知道，不行。
他在这群孩子里待了太久，他需要时间。
“阿姨明天再来看你，”我蹲在他面前，“你想吃什么？”
“什么都不想吃。”
“那我给你带包子，你上次喜欢吃那种。”
我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明天见。”
我走了两步，他突然喊了一声：“妈。”
我转过身。
“你还回来吗？”
“回，妈一定回来。”
他点了点头，低下头去摸大黄的头。
我转过身，擦了一把眼泪，快步走出了物流园。
车上，李景天问我：“怎么样？”
“他叫我妈了。”
李景天长出了一口气，拍了拍方向盘：“好，好。”
“但是他不跟我回家。”
“正常，他需要时间。你明天还去吗？”
“去，天天去。”
“那片物流园挺乱的，”李景天说，“我认识一个在那边开货车的司机，他说那帮孩子晚上都睡在小棚子里，冬天冷，夏天热，下雨天就漏。”
我说：“我知道，所以必须尽快把他带回来。”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去。
杨毅慢慢跟我说话，虽然不多，但至少不躲我了。有一次他还主动问我：“家里还有大黄住的地方吗？”
我说：“有，大黄也一起回去。”
他又问：“阿军他们呢？”
我说：“他们跟你一样，都是有家回不去的人。我会想办法帮他们。”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阿军对我的态度还是老样了，冷冷的。但他没再赶我走。
有一天，我送完吃的要走，杨毅突然拉住我的袖子：“妈，大黄最近……不太对。”
“怎么了？”
“它老吐，不吃东西。”
我蹲下去看大黄，它趴在地上，无精打采的。我摸了摸它的肚子，硬邦邦的。
“它吃什么东西了？”
“没吃什么啊，”杨毅说，“昨天就这样了。”
我心里一沉。
“走，带它去宠物医院。”
宠物医院在城北，开车要40分钟。我抱着大黄上了李景天的车，杨毅坐在旁边，一路摸着大黄的头。
到了医院，医生看了看，说：“肠梗阻，需要做手术。”
“多少钱？”
“大概两三千。”
我二话不说：“做。”
大黄被推进手术室，我和杨毅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他低着头，脚尖在地上画圈。
“大黄会死吗？”
“不会，医生会治好它的。”
“它要是死了怎么办？”
我握着他的手：“不会死的，它会好起来。它要陪你回家的。”
手术很成功，大黄的命保住了。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李景天开车送我们回物流园。
杨毅下车前，回头看了我一眼：“妈，明天你还来吗？”
“来。”
他点了点头，抱着大黄下了车。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物流园的黑暗中，心里又疼又暖。
疼的是，他已经开始依赖我了，但今晚他还是要回到那个破棚子里去。
暖的是，他终于叫我“妈”了，叫得越来越自然。
09
大黄出院后，我把它带回了家照顾。
杨毅每天都会来我家看它。一开始是站在门口，不肯进来。后来我硬拉着他进来，他就坐在沙发上，默默看着大黄。
“大黄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他问。
“医生说要再养一个星期。”
他点了点头。
我说：“等大黄好了，你也一起回家，行不行？”
“你还在犹豫什么？”
“阿军他们……如果我也走了，就剩他们几个人了。”
“阿军是大孩子了，他有自己的主意。你还能照顾他们一辈子吗？”
他低下了头。
我说：“你回去好好想想，妈不逼你。”
他走了之后，我坐在沙发上，抱着大黄。
大黄还没完全好，但精神好多了，会舔我的手了。
“大黄，”我说，“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它摇了摇尾巴，用脑袋蹭了蹭我的胸口。
第三天，杨毅没来。
我在家里等了一下午，等到天黑他都没来。
我急了，给李景天打电话：“老李，阿强没来，会不会出事了？”
李景天说：“你别慌，我开车过去看看。”
半小时后，他打电话回来：“物流园那边不对劲，孩子们都不在了。”
“我问了旁边开货车的，说昨天有人来闹事。一帮人，说是这片归他们管，让孩子们交保护费，不给就砸。”
“那阿强呢？”
“不知道，没找着。”
我挂了电话就往物流园跑。
到了那边，一片狼藉。孩子们住的棚子被掀翻了，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我喊了杨毅的名字，没人应。
“杨毅！杨毅！”
我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回应。
我蹲在地上，眼泪哗哗地流。
难道，我又要失去他了？
大黄在我旁边，也急得团团转。它突然竖起耳朵，朝着南边叫了一声。
“大黄，你听到什么了？”
它又叫了一声，然后一瘸一拐地往南边跑。
我跟着它跑。
跑了大概一公里，到了一片废弃的工地。
工地上黑漆漆的，只有一盏路灯还亮着。大黄停在一个水泥管前面，尾巴拼命摇。
我跑过去，水泥管里蜷着一个瘦小的身影。
“杨毅！”
他抬起头，满脸是灰，眼睛红红的。
“妈……”
我一把把他拉出来，紧紧抱住他。
“吓死妈了，吓死妈了……”
他把头埋在我胸口，哭得浑身发抖。
“他们打了阿军，还说要烧我们的东西。”
“阿军人呢？”
“跑了，让他跑了。”
“你为什么不来找妈？”
“我怕他们找到家里去。”
我抱着他，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走，跟妈回家。谁来了都不怕，有妈在。”
他抬起头，看着我，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带他回了家。
他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我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加了两颗鸡蛋。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吃。
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吃。
大黄趴在他脚边，尾巴一直摇。
“以后不走了，行吗？”
他放下筷子，看着我。
“行。”
10
一个星期后，我把手续办好了。
孩子重新上户口、办身份证，费了不少周折。好在有民警刘同志的帮忙，说杨毅的情况符合被拐儿童身份认定，可以走绿色通道。
我带着杨毅去医院做了体检，没什么大问题，就是长期营养不良，有点贫血。医生说好好养着，很快就补回来。
林景天特意请了假，开车带我们去买生活用品。杨毅站在超市里，看什么都新鲜。我给他买了两身新衣服，一双运动鞋，一个小书包。
“妈，我是不是要上学？”
“嗯，等你身体养好了，妈送你去学校。”
他低着头没说话，隔了半天才说：“我什么都不会。”
“不会就学，妈陪你一起学。”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弯。
那是这8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他笑。
我请了好几天假，在家陪他。大黄已经完全好了，天天在家里跑来跑去，比以前精神了很多。
有一天下午，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杨毅坐在院子里，大黄趴在他腿上。院子里那棵大槐树，叶子被风一吹，哗啦啦响。
“它还长这么高啊。”杨毅抬头看着槐树。
“嗯，它一直在。”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妈，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我应该早点回来的。”
我坐到他旁边，握着他的手。
“不是你的错，是妈妈的错。妈妈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去买冰淇淋。”
“不是……”
“是，妈妈应该多看着你。”
他低着头，没再说话，只是把脸埋进了大黄的背上。
大黄回头舔了舔他的耳朵，尾巴摇了摇。
我伸手抱住他。他瘦小的身体在我怀里抖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下来。
“我不会再丢了。”
我抱紧他，眼泪又掉下来了。
“妈知道，妈再也不让你丢了。”
大黄抬起头，看着我们，摇着尾巴，轻轻叫了一声。
那声音不大，却像是在说：我做到了。
我摸了摸它的头。
“大黄，谢谢你。”
它舔了舔我的手，然后趴下来，把脑袋搁在杨毅的脚上。
风又吹过来，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响。
天边的云染成了橘红色，一天又要过去了。
杨毅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妈，今晚吃什么？”
我想了想：“红烧肉，好不好？”
“好。”
他抱着大黄，走进屋里。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看着那棵老槐树，看着地上斑驳的影子。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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