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江苏苏州。一个九十一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走了。他的名字叫刘金山。走的时候，肚子里面还带着一截羊肠子。那是六十年前一个叫白求恩的加拿大医生给他换上去的，从一只刚宰的山羊身上取下来，缝进了他被刺刀挑烂的腹腔。
很少有人知道他走了。更少有人知道他肚里那截羊肠的来历。直到几年之后，泸定县一个叫王永模的老人，花了半辈子时间在全国各地寻找飞夺泸定桥二十二个勇士的身份，找到了刘金山的女儿刘苏芳，刘苏芳翻出父亲压在箱底几十年的旧公文包，这段往事才一块一块拼了起来。
刘金山这辈子留下的遗物不多。一套列宁服早就穿烂了，一个搪瓷碗磕得坑坑洼洼，一双筷子磨得发亮，一支钢笔没舍得用，笔杆上的漆还泛着光。这是1935年打完泸定桥之后中革军委发给十八个幸存勇士的奖品，每人五样东西。钢笔刘金山一直留着，后来传给了儿女。刘苏芳拿去给王永模看，老人摸了半天，没说话。
1908年，江西赣县田村镇红卫村。那年是光绪三十四年，中国最后的皇帝还坐在龙椅上。一个男孩出生在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没有名字，村里人随口叫他“刘伢子”。三岁那年母亲病死了，他被送到外婆家寄养。七岁那年父亲也死了，家里穷得买不起棺材，村里老人牵着他的手，沿街磕头求人帮忙，讨来一张破席子，把父亲卷起来埋了。
他成了孤儿。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孤儿。被地主领回去放牛，白天赶着牛上山，晚上住在牛棚里，跟牛一起睡。人还没有牛高，每天回来还得砍一捆柴交给东家，才能换一口吃的。稍大一些开始干粗活当长工，地主看不顺眼就打，不给饭吃。他饿慌了偷地主家狗盆里的饭吃，被地主儿子撞见了，打了一架，之后逃到赣州铁匠铺当学徒。老板嫌他手脚慢，用烧红的铁棍打他，他又逃回了老家。
地主见他长高了，让他当挑夫。每月挑着百来斤的担子翻一百多里山路，把乡下的山货送到赣州城，再把城里的东西挑回来。一根扁担压在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肩上，压了好几年。
1929年春天，井冈山下来的红军经过他的家乡。二十一岁的刘伢子喝了血酒、结了盟友，参加赣南农民暴动，扛起梭镖闹革命。1930年1月，他正式编入红三十五军三零八团。几个月后他回到村里，带了二十多个老表一起参加红军。
这时候他还没有“刘金山”这个名字。他所在的部队有个团长叫杨金山，看中了这个打仗不要命的年轻人，器重他，提拔他。后来杨金山在战斗中牺牲，临终前把“金山”两个字郑重地传给了他。从那天起，刘伢子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刘金山。这个名字他用了一辈子，再也没有改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刘金山随主力从于都渡河，一路向西。湘江血战，红一军团在觉山铺阻击湘军四个师的轮番冲锋，刘金山趴在阵地上打了整整三天，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1935年1月土城战役，他身负重伤，走路都走不了，部队准备把他留在老乡家养伤。他不肯，说“我是个孤儿，是红军让我翻身做人，部队就是我的家”，连拖带架地跟着部队往前走。伤没好利索，他就又回到了队列里。
1935年5月，红军到了大渡河畔。安顺场渡口只有几条小船，几万大军全靠这几条船摆渡过去，起码要一个月。追兵就在身后，等不起。中革军委把夺取上游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
四团接到的命令是三天赶到三百二十里外的泸定桥。结果走了一天，又接到新的命令——时限缩短到一天一夜。剩下的二百四十里山路，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跑完。四团一路急行，沿途还打了几场遭遇战，有的战士在击溃守军之后，把敌人煮到半熟的鸡腿捞起来插在皮带上，一边跑一边啃。
5月29日凌晨，四团抵达泸定桥西岸。眼前的桥面已经被守敌全部拆光，只剩下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悬在咆哮的大渡河上。铁索长一百零一点六七米，每根铁索由八百六十二个铁环扣成，重约两吨半。河面宽近百米，水流湍急，人掉下去连个水花都看不到。对岸碉堡里，川军的机枪枪口一字排开。守敌在桥头喊话：有种你们飞过来。
红四团决定从战斗力最强的红二连挑选突击队员。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队长，全连抽调了二十一名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夺桥突击队。名单里没有刘金山。他是红三连的党支部书记，三连的任务是跟在突击队后面铺桥板，不上最前线。
刘金山知道了，不干了。他找到团领导，说自己是三连党支部书记，枪打得准，会耍大刀，凭什么不让他上。他不会写字，把食指咬破，在请战书上按了一个血手印。杨成武考虑到他擅长近敌作战、有勇有谋，最终增补他加入突击队，并且直接指定为指导员。二十二名勇士就此凑齐。
当天下午四点，战斗打响了。
二十二个人，每人肩上斜挎一支驳壳枪，背上插一把大刀，手里提一挺冲锋枪，腰间别满手榴弹和子弹。刘金山冲在前面，抓住铁索匍匐向前。大渡河在脚下翻腾，子弹打在铁索上叮当作响，火星四溅。手抓在铁索上烫得冒烟，他咬着牙不松手，一下一下往前爬。
四个勇士中弹，从铁索上掉了下去，瞬间被河水吞没。但剩下的人没有停下来，反而爬得更快。快接近对岸桥头的时候，守敌黔驴技穷，把煤油浇在堆在桥头的木板上，一把火点着了。瞬间浓烟滚滚，烈焰冲天，铁索被烧得通红。突击队的前路被火海封死了。
就在这时候，政委杨成武在身后喊了一嗓子——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勇敢地冲。冲在最前面的刘金山伸手抓住了那根烧得发红的铁索，挥舞大刀冲进了火海。衣服烧着了，头发眉毛烧焦了，他好像根本感觉不到疼。
二十二人夺下了泸定桥，四人在桥上牺牲。
战斗结束后，刘金山才感到疼。身上的皮肤大片大片地烫焦了，右手掌心被烧红的铁索烫得皮肉翻卷，和刀把粘连在一起，血肉模糊。医护人员给他处理伤口的时候，要用刀片把粘住的皮肉一点一点割开。
这些疤痕在他身上留了一辈子。很多年以后他的儿女问他，胳膊到手心怎么全是疤，他从来不解释。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是泸定桥，那是铁索。
1935年9月，红军长征走到甘肃迭部，被腊子口挡住了去路。
腊子口在甘南，是川甘通道的咽喉。两山夹峙，隘口最窄处只有三十米，两侧绝壁陡峭，仰头看天只剩一条缝。甘肃军阀鲁大昌在这里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和山崖上修了碉堡，弹药充足，以逸待劳。前两次进攻都没拿下，隘口的石壁上弹痕密得数不清。
这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打不开腊子口，红军北上就是一句空话。红四团把任务交给了六连，同时从全团挑选了十五名党员和团员组成敢死队，分成三个突击小组。刘金山再次主动请缨，担任了敢死队队长。
这次不是铁索桥，是绝壁。敢死队要趁着夜色攀上崖顶，迂回到敌军阵地背后发动突袭。腊子口两侧的山崖近乎垂直，石壁上长满了湿滑的苔藓，连落脚的地方都难找。刘金山带着突击组，抓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和荆棘往上攀，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山涧。攀到半程，敌人发现了他们的动静，子弹打在石壁上迸出火星。一颗子弹击中了刘金山的右手食指，筋骨打断，血顺着胳膊往下淌，握在手里的枪掉进了悬崖。他没有停下来，换左手抓住树干，继续往上爬。手上全是血，小树的树皮都被染红了。
攀上崖顶之后，他拔出大刀扑进敌阵，刀起刀落，硬是劈开了一道口子。另外两个突击小组趁正面敌军火力被吸引的时机，从桥下摸过去，攀着横木运动到对岸。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前后夹击，敌人腹背受敌，阵脚大乱。
腊子口被攻克了。从泸定桥到腊子口，从铁索到绝壁，刘金山完成了一个战士到铁血指挥员的蜕变。长征路上的两场硬仗，他都在最前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刘金山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奔赴华北前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1938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先后任十二大队一营营长、三支队支队长。1938年秋天日军进犯山西五台山地区，刘金山率领的营大部分时间担任主攻任务，因为战斗力强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也就是在五台山地区的一次突围战中，发生了那件后来被反复提起的事。
刘金山所在的军分区机关被日军包围。他奉命率全营拖住日军主力，掩护机关和大部队转移。敌人的人数数倍于他，火力也猛得多。激战持续了一整天，双方伤亡都很大。打到后来，阵地上的弹药快耗尽了，能站起来继续战斗的人越来越少。刘金山被五个日本兵团团围住，他挥起刺刀捅倒了最前面的一个。另外两个吓得掉头跑了，还剩两个死缠着他不放。
拼杀中他的刺刀断了，敌人的刺刀顺势划开了他的腹部。血喷涌而出，肠子顺着伤口流了出来，挂在肚皮外面。
换了一般人，看见自己的肠子流出来，当场就倒下了。可刘金山低头看了一眼，把断刀往嘴里一咬，右手抓起那截肠子，硬生生地塞回了肚子里。疼得他浑身哆嗦，牙咬得咯吱响，愣是没吭一声。然后他撕下一截衣袖，在腰上缠了两圈，打了个死结。动作利索得像捆麻袋。
塞好肠子，他又挥起一根从地上捡的断刀，和剩下的两个日本兵继续死战，直到把他们都拼倒。简单包扎之后，他没有下阵地，继续指挥作战，一直坚持到机关所有人员安全撤离。
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件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他说当时眼前一阵阵发黑，就想躺下来睡一觉，再也不起来。能撑住，靠的是打了十几年仗磨出来的本能，身体早就学会了在生死关头多撑五分钟。更要命的是他清楚，身后不远处藏着还没撤走的伤员和老乡。他要是倒下了，他们就全完了。
战斗结束后他被送到五台山后方救治。战地医院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缺乏基本的消毒和缝合设备。肠子被打断以后接不上，伤口反复化脓，持续高烧不退，人陷入了昏迷，生命垂危。
就在这时候，一个意外的人出现了。1939年10月，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到冀西前线巡回，途经五台山，听说了刘金山的事。护士告诉白求恩，这个伤员是飞夺泸定桥的勇士，是从长征爬过来的红军干部。白求恩当即决定亲自为他做手术，抢救这个“特别能打仗的人”。
手术地点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村一座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庙里。没有无影灯，没有消毒设备。手术台是用两个药驮子架起一块门板搭起来的，头顶上日军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白求恩穿着灰土布军装，挽着袖子，系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的草鞋脚趾都露在外面。
最棘手的是没有缝合肠子的手术材料。羊肠线是当时外科手术中用来缝合血管和肠道的标准材料，在战地条件下极为稀缺。白求恩急中生智，请老乡牵来一只山羊，当场杀羊取肠，消毒处理后亲手为刘金山接好了被打断的肠子。这一幕被随军摄影师吴印咸拍了下来，后来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照片——那个弯腰在手术台前抢救伤员的背影，就是白求恩。
刘金山在白求恩的手术刀下捡回了一条命。那截羊肠留在了他肚子里，跟着他打过黄土岭、打过百团大战、打过反“扫荡”，跟着他走完了解放战争，一直跟着他进了苏州，跟了六十年。
1939年11月，伤口还没好利索，刘金山又上了战场。河北涞源黄土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一千五百余人南下报复扫荡。阿部规秀是日本陆军中将，被称为“名将之花”，擅长山地战，1939年10月刚晋升为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踌躇满志。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决定在黄土岭峡谷设伏，诱敌深入，围而歼之。
刘金山奉命率支队在黄土岭以东的狭谷地段设伏，担任夺取山头的主攻任务。战斗从11月4日打到7日，八路军五个团把日军压缩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阿部规秀把指挥所设在黄土岭东侧一个小院中，被第一团指挥员从望远镜中发现后，迫击炮连对准目标连发数炮，阿部规秀腹部和腿部多处中弹，三小时后毙命。这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
日军一直以为自己击毙了阿部规秀，其实八路军当时也不知道打死了谁。战斗结束后从敌方的广播里才知道，那天黄土岭倒下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就是日本报纸上吹嘘的“名将之花”。
此后刘金山还参加了百团大战、五一反“扫荡”等重大战役，打满抗战全场。解放战争时期他随部队北上东北，1946年升任辽南一分区司令员，在海城、大石桥一带和国民党军打硬仗。有一次部队被敌人的强大火力压在开阔地带，他只身躲在一个大磨盘底下，熬到深夜夺了一匹马，连闯三道封锁线，浑身是血冲回我军驻地报信。战友们叫他“刘大胆”，妻子说他是“拼命三郎”，领导评价他“摧不垮、打不烂”。
1955年秋天，全军授衔的时候，刘金山做了一件让很多人不理解的事——主动要求降衔。按他的战功和资历，组织上准备授予他少将，他不干。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没法胜任高级指挥岗位的现代军事要求，最终被授予大校军衔。
授衔之后他要求转业，到工厂去，到矿山去，到农村去。组织上安排他留在部队，他婉拒了。后来他在山东湖西、菏泽、济宁军分区当过司令员，级别始终不高，但他没有半句怨言。1964年提高老红军待遇时，他又一次主动要求降级。
他的子女们一直到长大成人，都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他们只知道父亲身上有好多疤，胳膊和手心上全是烫伤的痕迹，手指有道很深的旧伤，问他怎么来的，他不说。家里从来不提打仗的事，不提泸定桥，不提白求恩。有一次中央军委派人来给他写传记，他连连摆手拒绝——战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要写就写那些牺牲的战士。
后来他的身份是怎么暴露的？是因为杨成武的回忆录出版之后提到了他的名字，外界才慢慢对上号。泸定县的王永模老人花了四十多年在全国寻找二十二名勇士的身份，直到联系上刘苏芳，才最终确认刘金山就是其中之一。
二十二名勇士里，廖大珠、王海云于1935年在陕北牺牲。刘梓华1951年在天津病逝。杨田铭1963年在上海去世。李友林1997年在北京去世。刘金山1999年9月在苏州辞世，享年九十一岁，是最后几个离开的勇士之一。另外有十个人，至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二十二根石柱中，有十根只刻着两个字：战士。
他的骨灰安放在苏州。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儿女们整理遗物时，翻出了一支钢笔，笔杆上刻着中革军委五个字。那是1935年5月29日傍晚，打完泸定桥之后，军委发的奖品。其他四样东西——列宁服、笔记本、搪瓷碗、筷子——早就用坏了，只有钢笔完好无损地留了下来。
刘苏芳后来把钢笔拿给王永模看，老人把笔握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很久。笔是黑色的，笔杆细长，几十年没用过，拧开笔帽，墨囊早已干涸。
钢笔干涸了。那截羊肠还在刘金山的肚子里，陪着他在苏州又过了几十年。他活到九十一岁，身体里的羊肠跟着他从五台山走到黄土岭，从华北走到东北，从战场走到和平，一直走到最后。白求恩埋在中国，他肠子里那截羊肠是白求恩亲手接上的，也埋在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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