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称帝仅42天，他在这段时间做了哪些事情？四个关键举动竟让自己走向覆灭结局！
1644年四月十三日清晨，山海关外的海风带着潮湿的腥味刮进大顺大帐。李自成披甲未扣，依旧相信“关里关外不过一日之程”，他要用一次闪电战把吴三桂与清军的结合扼杀在摇篮。然而不到黄昏，战鼓声渐息，旗帜尽倒，数万步骑被满洲铁骑与关宁精兵撕开缺口，溃不成军。久攻不下的关口，反手成了攻向自己的闸门。
把时间拨回二十四天前的三月十九日，北京城门洞开，崇祯皇帝缢死景山后，紫禁城里剩下一座座空殿。太监急着逃命，市民忙着扣门板筑栅栏，城中无主，这正是李自成自信的根源：坐拥数十万兵马，摘下龙椅似乎只是顺手的事。
可龙椅旁边没有银库。明廷多年吃紧的国帑只剩下几间空库房，打仗养兵还得钱粮。数十万张嘴一张一合，仓廪便见底。大顺将校们并不愿饿着肚子守规矩，他们的老传统是——打下城池便用财物犒赏自己。于是刘宗敏、谷可成、田见秀和李过各自挑中了勋贵豪宅，田弘遇、万炜的府门被撞开，屏风成柴，金杯作碎铜。安福胡同的绫罗被撕成带子，饮马槽里都堆满了银锭。市井百姓一夜之间学会了装病、关铺、逃寺庙，皇城气氛比当日破城还要冷。
抢掠还只是外伤，更深的内伤藏在官署。新政权要开仓放粮，也要收税征兵，没有账册寸步难行。牛金星递上“追赃助饷”一策：让遗留下来的明朝大员交出家财，再以旧人治旧地。李自成点头，军需在前，他没有更多选择。于是工部尚书张缙彦、刑部尚书魏藻德等被押进临时刑房。夹棍、铁签、火烙轮番上阵，终究只抠出几箱细软。魏藻德咬牙不言，被抬出时已遍体鳞伤；范景文原本愿降，仍难逃倒毙囚车。旧官吏听风而逃，读书人闭门谢客，六部衙门里连抄写簿籍的小吏都不见踪影，整个北京成了无人打理的庞大军营。
外部威胁也在迅速累积。辽东方向的多尔衮按兵不动，静待时机；山海关的吴三桂却左右摇摆，他的两万关宁铁骑是北方最后一支成建制的火器军。若能不战而纳，京畿无虞。李自成起初派唐通前往接管关口，又遣使致书吴三桂，允其照旧为总兵。吴三桂本有犹豫，直到四月初，他的父亲吴襄被拘，家财被封，府中珍宝尽入大顺将领腰包，连侍妾陈圆圆也被“护送”进了宫中。怒火与恐惧夹杂，吴三桂对清廷递出了降表。
“将军若开关，何以自处？”部下小心询问。
“为大宋驱逐鞑子？空谈耳。”吴三桂冷笑，“人不负我，我亦不负人；人若负我——”话未说尽，他已勒马向北。
唐通则更干脆，带着本部兵将倒戈，直接为清军领路。一连串变故让李自成进退维谷，却仍决定亲赴山海关。帐前仍有人劝阻：“闯王，关外骑兵锋利。”李自成只回了一句：“关城乃囊中之物。”这句话很快成了战场上的讽刺。
四月十三日，骤雨未落，硝烟先起。清军铁骑的冲锋与关宁军的火炮形成合围，大顺士兵既不识骑战阵法，又被抢来的金银压得军纪紊乱，队列未成便被冲散。战至日落，尸横沙丘，李自成本人被乱军撞下马，险些被俘，只得弃械南撤。
败报传回北京，恐慌如瘟疫。四月二十九日，仓促登基只为凝聚军心的李自成，来不及享受“九五”之尊，夜里便命令焚毁太和殿前的木构以遮掩撤退。天火映红宫墙，城中百姓以为又是一场劫难，争相逃散。大顺军趁夜西去，留下空城与浓烟。两日后，多尔衮轻车熟路南下入京，清兵整队取代了大顺旗帜。
42天的皇座，如同一阵疾风：抢掠摧毁了民心，追赃断送了行政血脉，拙劣的信任交易逼反吴三桂，而山海关的溃败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击。农民军曾在关中草莽中养成冲锋气势，却始终没学会在紫禁城里怎样开仓发粮、修仓列账、笼络敌将。巅峰与覆灭之间，只有短短六个星期，历史却写下了深长的注脚：占下一座城池易，要让城里的人心甘情愿地交出钥匙，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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