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鸣内幕交易案有一个细节，他被定罪的关键证据是他发给妹妹手机里的一条信息，“明天低过0.2，尽买” ，而这条信息的获取在法律流程是有瑕疵的。
当时检方拿到的搜查令只写了“搜查房屋和检取文件”，并不包含手机内容，按照辩方的意思是证监会人员在没有明确告知其权利的情况下“套取”了妹妹的手机密码，属于越权、侵犯隐私。
但法官认为证监会人员当时确实属于对法例的误解、虽然过程存在瑕疵并侵犯了权利，但并非恶意取证。所以还是采纳了该证据。
有专业的网友认为这是毒树之果，如果发生在美国，出于程序正义，这个证据不能采纳。
就是说：如果最开始的取证程序有问题，那后面得到的证据，理论上也应该一起作废。
刚好上礼拜美国那边的路易吉.曼吉奥内案就出了一个类似的裁定，就是那个宾大高材生当街枪杀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高管的案子。
警方当时是在宾州一家麦当劳，抓获路易吉的，警察第一时间就在现场翻了他的背包。
路易吉的律师就提出抗辩，这个是没有搜查令的非法搜查，所以当时所搜获的证据都应该排除（不能用在法庭上，展示给陪审团）。
而法官的裁定书确认“麦当劳现场搜包”，属于没有搜查令的非法搜查。因为当时背包已经处于警方完全控制下，并不存在立刻爆炸、袭警这种紧急危险。
所以法官裁定第一次非法搜包里翻出来的东西，不能作为证据，包括：手机、护照、钱包、弹匣、电脑u盘，全部被排除。
但重点来了，法官并没有把所有东西都排除出去。因为当时现场的警官也很警惕，一摸到弹匣，立马喊停：‘别翻了，把包带回警局！’
后来，警方把路易吉带到警局后，又按照警方正常程序，做了一次 入库登记搜查。
什么意思？
就是嫌犯被正式羁押后，警方需要登记、清点、保管其随身物品。
而法官认为这一次在警局里的搜查，程序是合法的。所以警方后来在警局发现的：疑似作案枪支、消音器、以及一本记录作案动机的笔记本，法院最终允许作为证据。
有了这些证据，路易吉想打赢这个谋杀罪，很难。
所以这个案子说明哪怕在美国，“毒树之果”也不是，一旦程序有问题，后面所有证据全部自动报废。美国法院其实也在区分哪一步违法，哪一步合法。
哪些证据是非法搜查直接得到的，哪些又属于后续独立合法取得，区别对待。
回来说黄百鸣的案件。
因为香港的普通法传统继承自英国母法，而在英国和香港不像美国那样存在“自动排除”式毒树之果规则。
英国普通法有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务实原则：“法庭更关心证据的关联性，而不是它是怎么来的。”（源自1783年的R v Warickshall案以及后来的Kuruma v R等判例）
所以香港法官手里，有一杆极其精妙的天平，叫做“司法裁量权（Judicial Discretion）”。
当辩方大喊“程序正义、隐私被侵犯”时，法官会把两样东西放在天平两端：
一端： 证据是否真实存在的？执法人员违规的严重程度。他们是故意栽赃、恶意逼供，还是仅仅因为对法例理解有偏差而造成的无心之失？
另一端： 案件涉及的公众利益。如果把这个铁证放掉，会不会导致一个严重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从而严重损害社会公义？
在黄百鸣案中，天平倾斜了。
相反，如果警方的取证手段极其恶劣（例如刑讯逼供、蓄意欺骗或严重侵犯人权），导致如果采纳这份证据会让整个审判变得不公平，法官就会行使司法裁量权将其排除。
香港的法律则像个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在保障人权的同时，也最大可能防止犯罪分子利用程序的漏洞来当自己的开脱。
听听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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