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第一人葛维汉
和他未完成的工作
艾桦溪
葛维汉至古蜀乡，
手探尘封岁月长。
一铲唤醒三星堆，
千秋文明自此彰。
这首七言诗说的是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博士（Dr.David Crockett Graham）组织了首次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1929年，家住广汉的的农民燕姓父子在自家后院挖排水沟时，意外挖掘出一些玉器文物。这些珍贵文物在流入市场后引起在广汉传教的牧师董宜笃（V.H. Donnithorne）的注意。随后，由葛维汉和林名均教授领导的，有地方政府参与的一项田野考古研究，挖掘出600来件玉器，陶片等文物，从而揭示了一座绵延7英里（11.3公里）的古城的存在。这是中国首次由考古学者组织对三星堆遗址的系统考察，也是和安德生（J.D.Andersson）主持发掘仰韶村遗址（1921），傅斯年李济主持发掘的安阳殷墟遗址（1928）一起成为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中最伟大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殷墟文化确定了中国文字开端，仰韶遗址奠定了早期农业母系氏族社会，而三星堆文明展示了中华多元一体的灿烂文明，三个遗址的发掘工作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葛维汉将他的研究报告《汉州发掘简报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发表在1933-1934年《华西边陲研究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上。这篇科学报告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三星堆考古发掘的专业论著。
1933-1934年《华西边陲研究学会会刊》封面（上）和目录（下），葛维汉的《汉州发掘简报》发表在第114页。
三星堆文明的发掘充满了偶然。一百年来，三星堆的发掘工作断断续续。葛维汉从燕家父子开凿的排水沟和排水沟北侧开始勘探挖掘。葛维汉描述道：“离燕家不远的山坡侧面，呈现出巨大半圆弯曲，看上去很像月亮的边缘，这里被称之为月亮湾，……。再往南走，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三座小丘，……被称之为三星堆”。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乱，葛维汉领导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只开展了十来天就被迫停止了，但是出土了600多件文物。由于燕家紧挨着月亮湾，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西南博物院冯汉骥院长组织了第二次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他们在月亮湾、三星堆和横梁子几处进行了数月的勘探发掘，遗憾的是不久赶上中国的“十年内乱”，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被迫再次停顿并沉寂了二十多年，直到又一次偶然。1986年当地砖窑厂在三星堆城遗址上取土制砖，发现土中含有大批陶器碎片和十多件精美玉器。四川省考古所和四川大学考古系没有放弃这次机会，开始抢救性发掘，先后勘探了一号和二号祭祀坑并出土了神树，金杖等文物。但是文物保护技术在当年并不完善，三星堆的发掘工作第三次被叫停。直到2020年，三星堆的三号到七号祭祀坑被保护性系统发掘，出土了大批令人震撼的文物，给世界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中华文明，称之为三星堆古蜀文明。正是“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到了2023年，这是由于出土文物太多，三星堆的野外发掘第四次被按下暂停键，确切地说是考古工作放慢野外发掘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在文物系统整理和修复之中。
葛维汉考古组发掘地在燕家排水沟及其北侧（上），月亮湾和三星堆祭祀坑相差900米左右（下）
三星堆存在很多不解之谜。到目前为止，三星堆发掘只探索了遗址的百分之二左右。即便如此，三星堆已经有很多未解之谜了。首先三星堆的崛起和衰落至今是个谜，至今学者对三星堆人来自哪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什么原因突然消失没有定论。其次，出土大量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金器、玉器文物和大量贝壳与象牙，展现其高度发达且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突破了传统中原文明中心论，对研究中华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大意义。三星堆最著名的是出土了很多具有独特风格及面部表现的面具，有的面具还镀有昂贵的金箔。这些面具无论大小，都具有突出的眼睛、拉长的耳朵和浓密的眉毛，加上金箔面具或金权杖等令人惊讶的文物，让考古界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些文物形态仅仅在古埃及文明、迈锡尼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存在过，在中华文明中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另外，如此大量的青铜来自哪里？如此大量的象牙和贝壳来自哪里？更玄幻的是在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和在工艺结构上，包括在铜焊接工艺上和审美视角上，远超同时期中华中原的本土青铜器的制作和艺术水平。这些魔幻的出土文物引发学者的讨论和网络自媒体的脑洞大开地发表看法，包括三星堆来自外星人等毫无根据的猜测。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人像和石环（徐伊文女士 提供）
葛维汉首次提出“广汉文化”。葛维汉博士在他的《汉州发掘简报》中详细描述了他主持对三星堆的发掘工作，他确立发掘工作的主要目的，为的是“标定地层和记录每件值得保存的文物的确切位置和深度，完整仔细记录所有作业过程，通过这项工作尽可能地多恢复此地的历史和背后的文化”。他认为发掘对古老东方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有三个重要意义：首先随葬品解释了古代丧葬习俗以及社会宗教风俗；其次， 石器和玉器以及饰品在漫长历史中的重要性；第三，大量出土的陶片能为后来研究非常古老的四川陶器提供基础。葛维汉的研究及其发表的文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他在月亮湾的发掘并没有发现青铜和黄金制品，但是葛维汉根据玉剑，玉盘，玉凿，玉珠等随葬品，确定了三星堆附近的墓葬应该发生在周朝初期（公元前1046年）或更早（见《简报》119页），他的判断和后来考古学确定三星堆文明在商朝（公元前1600-1046年）的年代相差不远。值得一提的是后者采用碳14标定年法，而碳14标定年法是1940年代芝加哥大学Willard Libby发明的。葛维汉博士对三星堆年代推测完全是根据他对中国古代葬礼和祭祀文化的深刻理解，这是非常值得佩服和尊敬的。由于挖掘出来的玉盘和玉方非常大，因此葛维汉确定他们勘探的地方是三星堆人敬天地敬神灵的祭祀场所（见《简报》121页），葛维汉的这些结论也和后期考古发掘的结论高度一致。葛维汉把挖掘出来的文物在实验室里标号并进行规范系统研究，包括文物的材质、硬度、制作工艺等，研究结果均发表在《简报》上。同时，葛维汉比较了三星堆和仰韶遗址出土文物，认为两者有内在联系，特别是两地均发现了石斧、陶轮和同样饰以绳纹的三足瓮。由于未能深入发掘，葛维汉指出三星堆和仰韶两处均没有出现金属器物和文字痕迹，唯一的区别是三星堆出土了彩陶。因此葛维汉在《简报》中数次确定三星堆所在的广汉和中国中原或北部存在明确的文化交流，论断广汉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这一点也在近期祭祀坑发掘出的青铜尊和罍得到佐证，因为近期出土的青铜器物和中原商王朝风格有很大的相似处。
中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文化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尽管三星堆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但是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至今它还没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保护和传承三星堆遗址至关重要。不过这些不用担心，因为国家已经全面投入并已经在做。然而，葛维汉博士还有很多未曾发表的论述。葛维汉把他在中国长达三十七年的生活经历完整地记录下来，从穿越滇缅公路到日军对他们的轰炸。目前这些信件的档案分别保存在四川大学、史密森学会、惠特曼学院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机构。然而由于时间久远，葛维汉的纸质笔记逐渐脆化且手稿笔迹也很难辨认，他的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思想没法有效地用于学术研究。为了弘扬葛维汉的遗产和理想，葛维汉孙子Christopher Hoogendyk先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注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葛维汉历史基金会。该基金会希望将葛维汉的原始信件书稿扫描数码化，通过保存原始资料，以便继续开展与葛维汉生活和工作相关的学术研究，或进行与其相关的慈善和教育活动。同时，也将请学者将潦草手稿转换成文书字稿并打印成文稿，以便公开发表，使这些珍贵手稿可以更广泛地被学者参考，用于中国近代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基金会也会发表带有插图和附加资料的编辑版或纸质版书籍，让年轻学者随时可以查阅这些资料。在葛维汉家族成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下，该基金会在过去一年里资助一名勤工俭学的学生，已将部分葛维汉档案信托基金的原始资料文件数字化。该基金还计划为对中国西南近代史感兴趣的年轻学者提供一项或多项奖学金。但是，由于资金短缺，很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规划，以及美好愿望难以实现。希望葛维汉历史基金会在新的一年里得到一些捐赠，完成更多目标，为历史爱好者和学术科研提供更多珍贵历史资料。
来源：永远的华西
作者：艾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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