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的那个夏天，天气反常地闷热。那种热不是阳光直射的灼热，而是一种密不透风的、像被扣在巨大蒸笼里的闷热。村头那条常年流淌的小河，水位已经退到了历史最低点，裸露出大片龟裂的河床。

树上的知了从早到晚撕心裂肺地叫着，直到太阳完全坠入西边的连绵群山，才肯疲惫地停歇。即便到了深夜，地面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向上蒸腾着白天吸饱的热气。

屋里根本待不住人，四面土墙仿佛都在散发着烤炉般的余温。我、父亲还有母亲，把家里那张宽大的竹床和两领旧草席搬到了宽敞的院子里。我们在院子中央点燃了一盘两毛钱一盒的劣质蚊香，刺鼻的艾草烟味混合着夏夜特有的泥土气息，在静谧的空气中缓慢地氤氲开来。

那时候我十二岁，正是对周遭世界充满好奇却又懵懂无知的年纪。我的父亲是村里为数不多念过高中的人，他在村委会做着兼职的会计，闲暇时还接一些木匠活儿。因为父亲为人公道，做事踏实，我们在村里的日子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绝对是吃穿不愁。在那个物质依然匮乏的年代，这已经足够让许多乡邻暗自羡慕了。

有天晚上我躺在竹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踏实，迷迷糊糊中，只是机械地摇着手里的蒲扇。就在这时，院子外头突然传来了一阵极其微弱，却又异常清晰的响动。

那是一种摩擦声，紧接着是“砰”的一声闷响，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被人从两米多高的土砖院墙外面，用力地扔了进来，重重地砸在了我家院墙内侧、那口常年积水的大水缸旁边。

我浑身一个激灵，瞬间从竹床上坐了起来，睡意全无。这大半夜的，谁会往别人家院子里扔东西？难道是村里常有的偷鸡摸狗的贼，被发现了在转移赃物？

我还没来得及出声，睡在另一头的父亲已经悄无声息地翻身下了床。他没有穿鞋，光着脚踩在微凉的泥地上，动作熟练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了那把沉甸甸的老式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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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啥动静？”我压低了声音，声音里带着几分十二岁孩子特有的紧张和兴奋。

父亲没有回答我，只是冲我摆了摆手，示意我不要出声。他借着微弱的星光，轻手轻脚地朝着水缸的方向走去。我也赶紧赤着脚，像条小尾巴一样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走到水缸边，手电筒那昏黄的光柱被推亮了。光斑打在干燥的泥地上，照亮了一个黑乎乎的包裹。

那是一个用破旧布料死死打着结的包裹，大概有两个砖头那么大。父亲蹲下身，用手电筒仔细照了照那块布。那是一块已经褪色发白、沾满了黑色污渍的蓝劳动布，上面还打着一块极为显眼的、用粗黑线缝制的方块补丁。

看到那块补丁的瞬间，我明显感觉到父亲握着手电筒的手微微僵硬了一下。他把手电筒夹在腋下，伸出粗糙的双手，开始费力地解那个死结。结打得很紧，像是生怕里面的东西掉出来一样。

当包裹终于被一层层打开时，一股极其浓烈的、刺鼻的煤渣味混合着经年累月的汗酸味，瞬间扑面而来。

借着手电筒的光，我看清了里面的东西，我的呼吸不由自主地停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