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攒了几十年的执念吗？一张边缘发脆的泛黄老照片，从母亲手里传到儿子手里，揣了整整三十六年，就为给牺牲的父亲争一个明明白白的烈士身份。因为父亲身份落不了实，东北参军的小伙子石毅，好几次递上去的入党申请书，都稳稳卡在政审环节，连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走投无路的他，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把信和照片寄去了中南海。
这张老照片拍于1929年的上海虹口公园，上面的两个人，就是石毅的父母赵宝成和石澹峰。那时候赵宝成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专门负责护送干部、传递机密文件、安排落脚点，这份工作最核心的要求就是靠谱细心，赵宝成干得很好。后来中央机关转移到中央苏区，赵宝成也跟着去了瑞金，当上了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的厅长。
你别觉得这个职位没名气就不重要，当年瑞金的红色政权，大到开全国代表大会建会场，小到机关干部的吃穿住行物资调配，全归总务厅管，出一点差错整个政权运转都要受影响。1933年要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头给了四个月的死线，要在瑞金修六座标志性建筑，大礼堂、红军检阅台、烈士纪念塔这些全都得赶出来。
那时候苏区啥都缺，没有大型工程机械，钢筋水泥也少得可怜，全靠组织民工就地取材，连设计都得兼顾打仗防空的需求。当初一帮人讨论大礼堂开几个门洞，有人嫌门多费工耽误时间，赵宝成听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真要是打起仗来那么多人要疏散，门少了挤不出去，多开几个门也费不了多少事。一句话就点透了关键，在场的人都服。
最后六大建筑如期交工，这些用土石料垒出来的建筑，撑着红色政权完成了那次重要的大会，直到几十年后还有遗存留在瑞金。后来出了岔子，负责工程具体管理的两个下属被查出贪污公款，赵宝成作为主管厅长，负领导责任被撤了职，安排去做一年苦工。
他没闹情绪也没消极怠工，先去修械站当工人，后来又调到红军被服总厂当副厂长，照样踏踏实实把活干好。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赵宝成留下来坚持敌后游击，被任命为兴国县委书记，带着几十号队员守在铜钵山牵制敌人。
1935年夏天，敌人一个团在反动保甲长的带领下包围了铜钵山，赵宝成带人打了好几天，弹尽粮绝之后敌人放火烧山，整个小队几乎全部牺牲，赵宝成也没能出来。那仗打得太惨烈，山体都被烧光了，没人找得到遗体，相关档案也在战乱中散失，连赵宝成的家人都只知道他牺牲了，拿不出任何证明。
怀孕的妻子石澹峰辗转回到山西老家，把这张合影小心压在箱底，从来没到处嚷嚷过，只是默默等着有一天能给丈夫一个说法。新中国成立之后，石澹峰整理了丈夫的生平寄给山西省委，一直没等到回音，身体不行的时候，她拉着儿子石毅的手反复叮嘱，一定要把你爹的身份弄清楚。
石毅长大之后参了军，分到东北丹东的部队宣传队，那时候部队号召青年入党，石毅好几次递了申请书，每次政审都卡壳。不是组织不相信他，是真的查不到赵宝成的任何正式记录，没有烈士证明，“父母历史不清”这一条就摘不掉，入党的事只能一直搁置。
母亲去世后，石毅整理遗物，又翻出了那张老照片，右下角的日期都快磨得看不清了。他翻遍能找的所有材料，想了一圈，当年在瑞金和赵宝成一起工作过的，只有毛主席，走投无路之下，1965年夏天，他把信和照片的翻拍件寄去了北京。
信寄出去之后石毅也没抱多大希望，每天那么多信寄到中南海，一个普通战士的求助，哪能那么容易送到最高领导人手里。巧的是，分拣信件的工作人员熟悉苏区老干部的名单，一眼就看到了赵宝成三个字，觉得这事重要，就把信和照片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毛主席拿起照片看了一会儿，指着照片上赵宝成的脸说，这个人我认识，他在中央苏区当过中央政府总务厅长，我和他一起工作过。没多久毛主席就给中组部做了批示，要求按照历史分段找证人核实，给赵宝成立案确认身份。
中组部接到批示马上启动调查，调阅了当年苏区的机构档案，又找到了当年和赵宝成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一段一段把经历对上了，从北平求学组织社团，到上海做地下交通，再到瑞金当厅长，全都对得上。
最后确认牺牲经过的时候，确实找不到完整档案，走访了很多当年的游击队员，大家都能证明赵宝成1935年在铜钵山被围失踪，这么多年过去，不可能还有生还的可能。按照当时的政策，这种情况按烈士对待。
消息传到石毅那里，压在他心头三十多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卡了好多年的入党问题，也顺顺利利解决了。1966年底，山西翼城给赵宝成开了烈士抚恤会，这个沉了三十年的名字，终于堂堂正正写进了烈士名册。
其实赵宝成一辈子都没当过什么大官，也没打过什么出名的大仗，一直干的都是幕后不显山不露水的后勤工作，要不是这张传了两代人的老照片，说不定就一直埋在历史的缝隙里没人记得了。那时候像赵宝成这样的革命者太多了，他们干着最琐碎最累的活，撑着红色政权一步步走下来，最后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能被后人记起来，也算不辜负他们当年的付出。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赵宝成烈士身份确认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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