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槌落下的那一刻,北京延庆区法庭里那个叫刘某的村民可能还有些恍惚。
他怎么也想不通,山上明明那么多野鸡飞来飞去,自己拧了几根废铜丝做的简易套子,逮回家一只想炖个汤改善伙食,怎么就摊上了八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一年的判决?等他从法庭出来,估计连吃鸡的胃口都没了。
而就在同一时段的英国乡间,一群穿着花呢西装、扛着双管猎枪的富豪正端着红酒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今天打下了多少只野鸡。
一边是猎一只就能拿到英镑的"运动",一边是抓一只就要进局子的红线。这两幅画面拼在一起,乍一看实在违和到滑稽。可掰开揉碎了去看,里头的门道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刘某的案子并非孤例。2022 年 6 月,甘肃白银市平川区的屈吴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里,三个开着车进山游玩的人抄起弹弓打死了一只环颈雉和两只野兔,临走前还在路边顺手捡了 5 只刚出窝的雉鸡幼鸟,塞进烟盒打算带回家养。
结果车还没开出保护区就被巡逻民警拦了下来,那 5 只幼鸟因为不会自主进食,第二天全部夭折在了人手里。
经甘肃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雉鸡(环颈雉)属鸡形目雉科雉属,与草兔都属于"三有"保护动物,雉鸡基准价值为每只 300 元人民币。三个人最终各自领到了非法狩猎罪的刑事处罚。
很多人看到"300 元一只"这个数字会愣一下——一只野鸡而已,凭什么定这么个价?这背后是国家给每一只野生动物明码标价的生态账本。
环颈雉早已被列入中国《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3 年)》,俗称"三有"保护动物。换句话说,山里跑的每一只野鸡,从破壳那一刻起就不是无主之物,它身上挂着一张"生态户口",归属于全体国民共有的自然资源。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对此规定得清清楚楚。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这三条红线,碰到任何一条都够喝一壶。刘某栽就栽在"禁猎区+禁用工具"这两条同时踩中,铜丝套作为绝灭性捕猎工具,本身就属于绝对禁止使用的范围。
国内对野生动物的态度近些年明显收紧。2020 年新冠疫情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火速通过决定全面禁食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法也跟着大修。
有学者梳理过法院公开判决数据,2014 年到 2020 年期间,全国非法狩猎相关定罪案件超过 9250 起,涉及野生动物数量超过 300 万只,其中鸟类约占 65%。每一份判决书背后,都是一道道压在野生动物身上的法律保护网。
镜头切到大洋彼岸的英国乡村,画风简直是另一个星球。
英国人和野鸡之间的恩怨,得从一段漫长的引种史说起。环颈雉原产于亚洲,由罗马人作为肉食禽类带入欧洲。大约公元 10 世纪传入英国,到了 17 世纪一度在不列颠岛上消失,直到 1830 年左右才被重新引入。重新引进的目的也很赤裸——给贵族提供打猎的乐子。
这种鸟有个让猎手又爱又恨的特性:受惊起飞的瞬间爆发力极强,飞行轨迹忽高忽低还会突然变向,对端着猎枪的人来说,比固定靶有意思一百倍。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贵族算了一笔账,发现把自家庄园圈起来当猎场,比辛辛苦苦种小麦、养绵羊赚钱多了。从那以后,"人工孵化—野外投放—秋冬收割"这条流水线就在英国的庄园经济里扎下了根,一直延续到今天。
如今这套玩法的规模已经膨胀到了惊人的地步。
英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大规模放生雉鸡,每年从养殖场释放的数量逐年攀升,目前每年放生数量在 4000 万到 5000 万只之间。
狩猎季开始前,野外雉鸡总数能达到 5000 万只以上,其总重量已超过英国所有本土野生鸟类的总和。英国法律规定狩猎季为每年 10 月 1 日至次年 2 月 1 日,参与者需持有合法枪证并在获许可的土地上进行射击。
这一射击产业每年为英国经济创造 33 亿英镑收入,相关活动覆盖土地达 760 万公顷,约占英国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围着扣动扳机这一下子,英国乡间编织出了一张密密匝匝的利益网。
庄园主靠卖猎位和食宿赚得盆满钵满,从世界各地飞来的有钱人愿意花几千英镑买一天的射击体验,村里的穷人则在狩猎日里揽点散活——他们牵着猎犬、举着木棒,在灌木丛里排成一排把藏匿的野鸡轰起来当活靶子,干一天能赚一笔不薄的现金,临走还能拎几只没人要的死鸡回家炖土豆。
这就是所谓"杀一只奖励英镑"的真相,它不是政府发的奖金,而是产业链条上自然分摊给基层劳工的报酬。
热闹归热闹,问题也随之而来。2024 年英国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每年被释放的雉鸡里只有大约 1300 万只死于猎枪之下,其余 2100 万只则死于捕食、饥饿和疾病等自然原因。
说白了,养出来的鸟有相当一部分根本不是被打死的,是活活饿死、病死、撞死的。
这种粗放投放给本土生态带来的冲击有目共睹:体型硕大的杂食性大鸟挤占本土物种生存空间,啃食极北蝰、无足蜥蜴等保护动物,地表筑巢的小鸟蛋雏更是首当其冲。
英国政府已于 2020 年启动专项审查,将环颈雉列入潜在威胁物种名单,计划每年减少约 750 万只放生量,并要求靠近自然保护区的放生需额外申请特别许可。
可在每年三十多亿英镑的真金白银面前,环保团体的抗议声音听起来总是显得单薄。狩猎枪声依旧准时在每年十月的英国乡间响起。
把这两幅画面摆在一起,问题就来了——同样一种鸟,凭啥英国能随便打,中国却得严格保护?这事儿不是简单的"东方西方观念差异"能解释清楚的,关键得看这只鸟在两块土地上的"出身"。
在英国,环颈雉是百分之百的外来户。它本来就不该出现在不列颠岛的生态系统里,是人类一手把它送进去的。
当地气候温润,谷物草籽充足,加上本土天敌种群早已被人类活动压缩得所剩无几,几千万只大鸟一旦放出去就处于"无限扩张模式"。这种情况下,狩猎反倒成了维持脆弱生态平衡的人为手段。
在中国,环颈雉的身份则完全相反。环颈雉是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雉类之一,除海南岛和西藏羌塘高原外,几乎遍布全国,栖息于低山丘陵、林缘灌丛及农田边缘。
它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居民,在本土食物链里担负着关键角色——既要吃掉大量害虫和杂草种子帮森林"打扫卫生",自己又是猛禽、狐狸、黄鼠狼、蛇类等中上层捕食者的口粮。这一环要是断了,整张食物网都得跟着塌方。
更现实的考量在于人口基数。十四亿人,哪怕只是"偶尔解个馋",对任何一个野生动物种群来说都是灭顶之灾。上世纪过度捕猎留下的教训还历历在目,一度被吃到濒危边缘的物种不在少数。严刑峻法守的从来不是某一只鸟的小命,守的是整个本土山林的基因库。
值得一提的是,严管之下种群恢复的成效已经显现。东北一些地方的环颈雉数量近年明显回升,部分村庄甚至出现了野鸡集群进入豆田、玉米地觅食的现象,给农户带来一定困扰。
说到底,英国选择"消耗",中国选择"守护",两条路径都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各自国情和生态本底逼出来的最优解。
把英国那一套搬到中国来玩"猎杀经济",山林里的野鸡撑不过三年;把中国这一套照搬到英国,本土小动物也得被外来雉鸡吃个底朝天。一只鸟的不同命运背后,恰恰是不同国家对自然界的负责与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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