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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文丨漫天雪
查尔斯·亚当斯在他的代表作《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中，讲了一段犹太人自由与奴役的历史。大意是说：犹太人在埃及被压迫，当他们逃出埃及之后，终于重获自由，然而最终却走向再次被奴役、进而不断反抗的结局，陷入了自由-奴役-反抗-自由的恶性循环之中。这其中，税收扮演了关键角色；而税收是政府的奶娘，是大政府扩张的结果。
但是大政府又是哪儿来的呢？是犹太人自己呼吁出来的。
犹太人最初在埃及，就像后来在欧洲所发生的一样，并不是一直受到压迫的，反而生活得很安逸，他们是受到法老们优待的少数民族，享受着一系列特权，并时常作为统治者的合伙人存在。
猪养肥了就要杀。但是不能直截了当地杀，总得“师出有名”，凡事都要进行理论和道德的包装，为自己的行动赋予合法性和合理性。统治，终究是依靠观念的，而不是武力。想想看，法老要迫害犹太人，总不能直接命令部下说“去把犹太人给我杀光，或者赶出去”，总得有人信服他的权威、认同他的观念、听从他的命令，愿意举起屠刀去杀犹太人，否则他的命令就无法执行。
美军占领下的阿富汗，全副美式装备，为什么被一帮泥腿子塔利班兵不血刃地给缴械了呢？因为被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已经人心尽失，所以他的军队都不愿意听从他的命令了。所以，他们失去了观念影响力。反过来，塔利班为什么能胜呢？不是它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而是它获得了民众的观念支持，甚至让服役于阿富汗政府的军人，也认同了他们的观念，不但不会举枪消灭他们，反而可能调转枪口，对准阿富汗的腐败政权了。
这是一个中立的分析，并没有说阿富汗民众的观念是对还是错。而只是说，他们的观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历代统治者都清楚民心向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他们都要千方百计争取民意支持。这才是最大的政治。抢一部分人的钱，发给（贿赂）另一部分人，争取他们的支持，谓之“社会福利”，就是政治。俾斯麦玩这一套非常溜。
那法老是怎么煽动，以赢得民众的观念支持，让他的兵士和官僚们发起针对犹太人的迫害，反而认为自己是在行正义之事的呢？
答案是古老的配方：民族认同和嫉妒心。
《出埃及记》里面记载道：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记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
你们人这么多，生育率还高，有变成多数族群的可能；你们还这么富裕，我们的贫困都是因为富人的剥削，而不是法老的骄奢淫逸和穷兵黩武；我们连年征战，你们是外族，总是怀有二心，有朝一日会成为“埃奸”。所以，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解决他们。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从古至今，欺骗、诬陷、煽动、迫害的手法如出一辙。当今美国的WASP，担心白人会成为少数族裔，取代他们的洋基文化。嫉妒情绪的针对对象，永远是一国之内最聪慧、最会创造财富的族群，把自己的贫困原因归结为富裕阶层的剥削，是很方便的借口，不论是当初在德国和东欧的犹太人，还是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华人，都是他们发泄情绪的对象，也是财产被瓜分掠夺的对象。当这个族群在人数上处于劣势，那么他们就是二等公民，随时可能被“献祭”。当国内矛盾聚集，他们是转移矛盾和视线的替罪羊；当战争发生，他们就是里应外合的内奸，是战事不利的罪魁祸首，尽管他们可能比“土著”更加反对与他们同属一个族群的侵略国。他们要么被制度性歧视，就像美国政府在一战期间对德裔美国人的文化压迫那样；要么被圈禁，就像罗斯福在二战中把11万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那样；要么被驱逐、送进毒气室肉体清除，就像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那样。
但这只是民意动员的第一步。政治机器有一套严密的运作流程，不可能仅凭民意上的认同就对一个民族大开杀戒、驱逐出境或者直接将其财产没收充公。于是，还有另一套更加具体的操作手法，要“合法”地、“名正言顺”地将他们的财产没收，将他们驱逐或者囚禁。这就是“用巧记待他们”。
这时候，税收立法登场。这就是“立法先行”，“正当法律程序”。做戏做全套。
当民意已经煽动起来，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进行立法，那么这样的立法通过就毫无悬念；加上自古以来，国王和他的知识分子卫队都在向民众说：国王的权威来自天启，他直接与上帝对话，他所公布的法律就是神赐。于是只要立法出台，人们即便内心有所怀疑和保留，但也乐意去执行和遵守它。
所以，法老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可以因下列原因被囚禁：犯罪、战俘、拖欠税款或者债务。
一个“闭环”形成了。法老立法规定，犹太人必须缴纳高额的赋税和贡品，他把税负设定到了犹太人无法承担的高度；并且实行“连坐制度”：以犹太人这个团体来缴纳税款。只要反抗这种没收性税收、或者延迟缴纳，就可以以整个犹太人为单位，将所有犹太人的财产没收充公，并且将他们的孩子变成奴隶。
在《圣经》中，重担一词，多是指高额的税收，有时候也被称作“羁绊”。
至此，埃及法老和他的征税官员放弃了古老的训诫：“如果有人在遭受征税的巨大压力，或者已经穷困潦倒，你们一定放过他”；也放弃了“罗塞塔石碑”确立的谦抑性的税收政策，开启了一场毁灭之旅。
法老的骄奢淫逸与征税官员的横征暴敛，不但迫使犹太人在摩西的领导下逃离埃及，上演了所谓“出埃及记”，让法老丧失了最具生产力的人群；而且，对埃及人民课征的重税让人民产权不保，
时间偏好骤然提高，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资本被消费，商人破产，耕地被撂荒，优秀的劳动者流失；这种对经济财富贪得无厌的汲取，仍然无法满足法老和征税官吏们的野心，他们开始实施货币掺假，导致了恶性通胀，毁灭了健全的货币制度，贸易由此中止。
经济的崩溃导致了社会治安的迅速败坏。查尔斯·亚当斯讽刺地写道：大地上充满了劫匪，他们破坏贸易并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恐惧和绝望。沿着尼罗河划船或者航行变得与夜晚在纽约和底特律的黑街上行走一样危险。最后，盗窃并不仅仅存在于税务系统，它们已经无处不在。
是啊，平日里只有征税官员在持续地盗窃，现在人们为了活命，被逼无路，都变成了盗贼。
至此，埃及开启了崩溃的进程，最终被屋大维击败而终结，开始了罗马时代。
500年后，罗马帝国上演了同样的戏份，他们在国内实行价格管制、疯狂通胀，经济崩溃，最终被北方“蛮族”终结。
帝国的终结，总是从内部开始的；能够瓦解他们的，总是他们自己的观念败坏。外部的入侵者，只不过是“临门一脚”，将已经腐朽的躯体彻底埋葬。
摩西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脱离奴役后，来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在这里，每一个犹太部落都得到了一块特别的领地，他们组建了最小的自治机构，实行“士师”管理。
士师，就是审判官的意思。他们的职责是裁决纠纷，组织民兵力量实施集体防卫，让本民族脱离外邦控制，防范外来侵略。他们就是每个犹太部落的德高望重的长者，即市场化的自然精英。
《士师记》中记载道：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查尔斯·亚当斯解释道：那时没有政府来规制人们的行为，不存在向中央政府缴纳的税收。
好一个士师管理！这不就是精英治理、社区自治、私法社会吗？这不就是没有强制、自愿契约的无政资吗？这不就是自由吗？
这种自由社会，存在了多久呢？大约400年。
然而犹太人在自由了400年后，开始呼吁大政府。他们希望有一个中央政府，希望有一个国王，希望别人出力自己享受，希望国家照顾自己的生活。
自由这个词汇很美好，即便是那些反自由的人，也打着自由的旗号推行自己的主张。然而自由意味着自我管理、自我决策、自我负责，每个人凭自身服务他人的能力生存，而不是将自己的手伸向别人的口袋，这对于许多人而言，是苦不堪言的事情。你要自由做什么？难道有人替你兜底和负责不好吗？
先知撒母耳此时发出了警告，他说上帝不希望他的人民拥有一位国王，反对这种政治制度，上帝让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的子民。当人们违逆上帝的意志，非要一位国王，要一个大政府的时候，撒母耳于是告诉人们，在国王和大政府统治下的生活是怎样的。《撒母耳记·上》中这样写道：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仆臣。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1/10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1/10,。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
这样的国王，撒母耳已经视为暴徒了。他没有见过世面，民主制度下的英国美国，都曾有90%以上的没收性税率；现在的欧洲，平均税负都在40%以上。取1/10的国王，相比于现在人人都是国王的民主社会，算是剥削有度了。
可是，犹太人就是不听，他们放弃了存续400年的自由生活，就是想要一个国王，想要一个包揽一切的中央政府。这证明，如果一个人想要作死，连上帝也挡不住。于是，上帝告诉撒母耳，让他们有一个王吧，并且让他们遭受不利的后果，知道不听从上帝教诲的代价。
撒母耳让扫罗成为受膏者，即以色列的王。
两代之后，所罗门将上帝描绘的有国王的情况下的生活场景变成了现实。
所罗门和他的儿子罗波安开启了横征暴敛的模式。所罗门不但喜欢本国的女人，霸占了民众的妻子和女儿，而且喜欢洋妞，娶了很多外国老婆。他拥有1000个妻子，在每个老婆身上花费一晚上的时间都要耗费3年才能轮流一次。他跟她们在一起骄奢淫逸钟鸣鼎食，从不遏制自己的欲望。他“爱”女人，那只是一种收藏家的癖好，而不是爱人和伴侣，更多的，是纯粹的占有欲和权力欲，可以把任何人的妻子和女儿揽入怀中的那种权力快感，比拥有女人本身更让他兴奋。
为了支应自己不断扩张的野心和荒淫的生活，他需要大量的税收和劳役，这些沉重的“羁绊”，都落在了民众身上。当民众反抗，他就令自己的收税官去鞭打他们。到了他的儿子罗波安手里，鞭打已经起不到威慑作用了，要使用“蝎子”刑罚，比鞭刑更残酷，锋利的刺会让人皮肉模糊。
不堪重负的犹太人开始了税收起义，他们用石头将征税官砸死；赶走了罗波安，国王躲进了耶路撒冷的神庙中，控制犹太的一个小省。犹太人的王国分裂了，作为小国，必须向其他国家上交贡品求得生存。
他们作为小国，在埃及和亚述之间来回摇摆，再次不听从先知们的告诫：在大国之间保持中立！后来被亚述征服。亚述人将他们赶出家园，并囚禁起来。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抗。后来他们又与巴比伦签署税收协议，当巴比伦又开始横征暴敛，犹太人又开始反抗时，强悍的尼布甲尼撒摧毁了耶路撒冷，并且把他们的国王和民众带回巴比伦。这就是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从宗教的角度看，犹太人自由-奴役的循环，遭受的苦难，似乎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我不让你们建立大政府，不让你寻找一位国王保护你们，你们偏要，那么带给你们的就是苛捐杂税和无尽的压迫；我不让你们选边站，在大国之间保持中立，跟所有国家友好，你们却偏要委身于一个大国，成为它的马前卒，那么必被另一大国所灭。这一切，都是不听从上帝旨意的结果。
可是从经济学上讲，才更有说服力，才能避免落入玄学和宿命论的窠臼之中。这个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你既想征税越来越多，又想经济发展、工资提升、就业提高，这就像要画一个方的圆。你既要国家照顾你，然后又想着不向你征税，这又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想着税收由他人来承担，自己只去享受，可是对一人征税就是对所有人征税，就会开启社会贫困化的进程，最终后果由所有人承担。你以为税收都是那些富人在承受吗？初看起来可能是这样。可是税收不断提高的结果，就是资本毁灭，投资逃离，赶走富人，那你就没有了工作，陷入“工资铁律”的动物状态。若是税收不够，那就通胀，然而通胀税最先消灭的就是穷人，穷人那仅有的储蓄，将被稀释一空，购买力被转移到印钞者手中。
让人们生活变好的，从来不是再分配，而是生产的扩张。生产的扩张，需要创造资本积累的良好环境。资本要积累，需要产权有保障。产权有保障，就不能有税收。因为正如查尔斯·亚当斯所说：强盗与税收的类比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很流行了，人们都凭直觉将征税的人称为强盗，因为他们是采取威胁和恐吓的方式来征税的，并且他们拿走税款时不需要支付任何对价。
生产创造财富，分配不创造财富，只会毁灭财富。这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靠征税和印钞而变得强大；也没有任何族群，可以依靠再分配而变得富裕。以为国家可以创造财富、增进福祉，是人类智力上的一桩蠢行，大政府的历史，是一桩桩摧毁财富、制造苦难的血泪史。
可惜的是，如此简单的道理，犹太人不吸取教训，全人类都不吸取教训。
犹太人把所罗门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称之为“羁绊”。然而，与其说这是所罗门施加到他们身上的一种物质上的羁绊，毋宁说是犹太人自己思想上的羁绊。他们曾经自由地生活在无政资中400年，可是要求国家向自己负责、照顾自己的思想观念，推动了政府的扩张，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羁绊。
自由要求自我管理，自我负责，当人们希望别人来替自己负责的时候，自己就成了囚徒。
所以，这也不是犹太人的思想羁绊，而是当今世界所有人的思想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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