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旗下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因被指控开设网络赌场，一审被判了九年有期徒刑，这个刑期，几乎是 “顶格” 处理，因为相关罪名的最高刑期就是十年。
案件进入二审，我们作为辩护人介入后，发现这个案子从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都存在重大问题。
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赌资金额的认定来源存疑。
起诉书指控的涉案赌资高达数千万元，但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根据分析，其计算方式和证据基础都存在严重缺陷，案件中认定的 “赌资”，有很大一部分根本不应计入。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案件对 “代理” 角色的定罪量刑存在偏差，并且直接影响到了本案。
本案并非孤例，之前有一个关联的 “代理” 案件已经判决生效，在那个案子里，法院主要依据 “参赌人员有两万多人” 来认定情节特别严重，最终判了代理八年半。
但问题在于，那两万多人真的都是 “赌客” 吗？
可详细分析了代理案件的证据后，发现了一个关键数据：所有到平台参与活动的人，如果赢了 “钻石”（平台虚拟币）想要变现，必须通过代理进行，通常使用微信、支付宝等在线支付。
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判断标准：只有那些真正提现过的人，才能被认定为实质参与了赌博投注，根据这个标准去核对数据，我们发现与那个代理有实际提现记录的人数，只有两百多人。
这意味着，所谓的两万多 “参赌人员” 中，绝大多数可能只是购买了一点 “房卡” 或 “钻石”，花了一两百块钱体验一下，并未形成持续的赌博行为。
如果真正的参赌人员只有两百多人，那么情节就轻微得多，量刑应在五年以下，甚至都不一定构成犯罪。
遗憾的是，代理案件的辩护当时没有提出这一点，判决已经生效，这给当前这个子公司平台的案件，造成了极为被动的局面。
所以只能在二审中，详细指出代理判决中存在的问题，试图动摇法官对类似情节的内心确信。
本案最核心的争议点，终于浮出水面：在网络赌场中，到底是平台更重要，还是代理更重要？谁才是真正的 “主犯”？
这成了我们辩护最大的突破口，一般人会认为，平台就是 “赌场”，开办平台的公司自然是主犯，代理只是来 “玩” 的，属于从犯。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对 “赌场” 的运作进行了刑法意义上的精细拆解，将这个案件分解成了十六个构成环节：上下分功能是谁提议的？棋牌和计分功能谁开发的？代理抽水比例谁定的？
虚拟币与人民币兑换比例谁设的？参赌人员谁招募的？赌局何时开始、如何下注？结算周期谁决定？赌博方式谁安排？谁把用户拉进具体的 “联盟” 和 “亲友圈”？
经过逐一分析，在这十六个环节中，平台真正能掌控的只有两个：棋牌游戏功能的开发维护，以及计分系统的开发维护。
其他所有关键环节，尤其是直接面向赌客、组织赌博活动的部分，几乎全部由代理主动控制和支配。
最致命的一点是：平台根本无法直接接触赌客，所有被认为是 “赌博用户” 的人，都是由代理招募而来；赌客去哪个平台玩，也由代理决定；亲友圈何时开赌、下注标准、积分变现，全部由代理主导。
从开发过程看，平台的许多功能具体如何设置，往往是 “代理提要求，平台来配合”。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平台公司的某些业务人员，为了吸引和留住代理，会主动沟通，承诺 “你们大胆提需求，公司积极配合开发好用的功能”，平台也或多或少知道有人利用其功能进行赌博。
但 “知道有人利用平台赌博” 和 “积极组织人员到平台赌博”，性质截然不同。
举个简单的例子：微信群里也存在各种赌博行为，微信平台也知道，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微信平台在 “开设赌场”。
因此，我们提出：本案中，真正的、积极主动且强有力控制整个赌博活动的，是代理，没有代理，就没有这些赌博活动，平台在强势的代理面前，反而处于相对弱势的配合地位。
代理才是开设赌场最主要的 “主犯”，平台的作用次之，平台只是为代理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场所，但这个 “场所” 对代理而言并非不可替代，他们可以随时带领赌客转战其他任何平台。
从利益分配看，充值收入的50%以上直接分给代理，这还不是纯利润，如果计算纯利，代理的获利比例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平台的定罪量刑重要性，应远低于代理，不能因为代理判了八年半，就一定要把平台也判得很重。
此外，本案的办案程序也存在瑕疵，有平台工作人员在笔录中反映，签字时根本没时间细看，被办案人员催促 “赶紧签了就能出去”（但实际上签了也没出去）；还有人表示，笔录内容并非其原话，甚至存在办案人员以 “传唤家人” 进行施压的情况。
庭审方式也有问题，本案七八个被告人，开庭十几次，每次只提审两三个，人为割裂了同案被告人之间的对质权利，影响了事实查明。
结合以上诸多问题，我们向二审法院明确提出：本案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开庭后，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法官走下审判台，与检察官、辩护人闲聊了几句。
这位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官坦言，他们对这类新型网络开设赌场案件确实不专业，前几个类似案件也是他们同一合议庭审理的。
从辩护人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在案件的一审阶段，甚至在那个代理案件的一审时就介入，情况可能会更好。
一审的检察院、公安机关当时可能还是按照传统思路来办理这类新型案件，导致在赌资金额、主从犯作用认定上出现偏差。
这也提醒我们，面对新型复杂的网络犯罪案件，辩护的窗口期非常关键，早期介入、精准拆解，往往是争取理想结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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