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迈德·纳萨尔拒绝向渗透进以色列阿拉伯社会废弃物处理等服务领域的有组织犯罪网络低头，结果自己成了暗杀目标。他说：“负责我们安全的部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两个多月过去后，艾哈迈德·纳萨尔才终于能够接受采访。3月8日，他遭遇了一次暗杀未遂。右腿中了6枪后，他接受了保命手术，随后开始做物理治疗，重新学习走路。
他还接受了植皮手术，移植组织取自左腿，并进行了职业治疗和心理治疗。到5月中旬，他获准出院，准备回到阿拉巴——这座约有30000人口的以色列阿拉伯城镇在2024年初选他出任市长。原本我计划本周早些时候在阿拉巴采访纳萨尔，但他后来被诊断出感染，被要求继续留在哈察丰医疗中心。
纳萨尔遇袭时，正和朋友坐在塔克西姆咖啡馆里。这家咖啡馆位于加利利中部，也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整个过程都被监控拍下，并几乎立刻以一段无声、画质粗糙的16秒视频上传到网上。
画面中，6名男子围坐交谈。一名经理上前打招呼后不久，一名蒙面的年轻男子闯入，挤到桌边，掏出左轮手枪，朝在座者开火。众人起身逃散，撞翻了椅子和桌子，场面一片混乱。两人中枪，其中一人是纳萨尔，另一人是安瓦尔·亚辛医生，后者伤势比市长轻。枪手随后迅速离开现场。
一名民选官员遭枪击，在以色列社会许多地方引发震惊和谴责。不过纳萨尔告诉我，“没有一个政府部长费心打个电话”表达慰问，更不用说到场探视。多名公众人物把这次针对市长的袭击称为越过了“红线”，即便在阿拉伯社会，致命暴力犯罪早已成了日常。
但实际上，这条红线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越过。首先，在以色列，阿拉伯地方政府官员平均每年约有1人遭暗杀。更重要的是，多年来，敲诈、威胁以及程度较轻的人身攻击，一直是阿拉伯地方官员及其家属生活的一部分。
困扰阿拉伯社会的暴力犯罪瘟疫，至少十年来一直在以色列社会的视野中。但遗憾的是，相关新闻报道往往只停留在定期更新死亡人数，并与上一年同期比较。比如截至2026年4月30日，已有95名巴勒斯坦公民被杀，而2025年同期为88人，2024年同期为66人。相比之下，2025年全年被杀的犹太人为47人。而且，犹太人命案中有65%最终会提起公诉；阿拉伯人命案中，警方去年仅侦破了10%。
关注新闻的人也知道，阿拉伯社会中的大量暴力事件都与“有组织犯罪”有关，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幸免于难。在许多城镇，居民天黑后都不敢出门，因为大多数枪击都发生在公共空间，流弹击中无辜者的情况并不少见，他们只是恰好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20年前，在内坦亚、哈代拉等大型犹太城市接连发生多起高调黑帮仇杀后，以色列当局曾协调行动，打击该国主要犯罪组织。其后果之一，就是犯罪活动转移到了阿拉伯城镇，而那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恰好为这种生意提供了土壤。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阿拉伯社会一直为犹太人主导的犯罪集团提供许多执行任务的“打手”。
前全国地方政府首长委员会总干事阿米尔·贝沙拉特近日告诉我，有组织犯罪的触角已经伸进阿拉伯社区的各种活动中。很多犯罪活动针对普通民众，比如地下贷款、洗钱服务、保护费勒索等；大量地方政府也已被犯罪利益渗透，被迫向这些势力购买各种基础服务。
人类学家埃拉特·毛兹说：“他们专做私人安保、人力或劳务服务、物流，以及一整套本质上已经私有化的社会服务业务。”她表示，这些组织表面上看起来合法，但犯罪人物会从其收入中抽成。
艾哈迈德·纳萨尔的经历尤其具有说明性。纳萨尔的职业是教育心理学家，长期参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2024年2月，在担任3届市议会议员后，他当选阿拉巴市长。那年春天，市政废弃物清运合同即将到期，而原承包商正在提高报价。按照规定，以色列每个市镇都必须自行安排废弃物收集、分拣，再运往内盖夫掩埋。
推进阿拉伯社会安全中心“埃拉夫”负责人、律师拉维耶·汉达克卢说，在这些环节中，地方政府无论雇谁，“都会和犯罪组织有联系”。毛兹则指出，以色列处理固体废弃物的能力严重不足。过去10年里，废弃物收集价格上涨了数百个百分点，废弃物掩埋价格上涨更是超过1000%。在贾迪迪－马克尔市长遇袭后，《国土报》报道称，该镇早前的暴力事件中心同样是废弃物清运合同，而且这也不是针对梅尔赫姆的第一次谋杀未遂。
有一段时间，纳萨尔决定让阿拉巴自行收运废弃物，为此他从特拉维夫市政府买来两辆二手清运车。结果，这两辆车第一次出车就遭机枪扫射。纳萨尔本人、他的家人以及几名同事的住宅，也都遭到枪击。市长随后向两个相关政府部门——内政部和环境质量部——求助，但对方表示无能为力。纳萨尔此前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乡村之子”运动有关联，这可能也让情况更难改善。在政治右翼许多人眼中，他是个激进人物，甚至被视为立场强硬。
在以色列，阿拉伯地方官员平均每年约有1人遭暗杀。多年来，敲诈、威胁以及程度较轻的人身攻击，一直是阿拉伯地方官员及其家属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去年10月，纳萨尔出席了一场纪念仪式，悼念“2000年10月事件”中遇难的13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25周年。那场事件中，警方以实弹回应北部阿拉伯人的抗议活动。13名死者中有2人来自阿拉巴，其中1人还是纳萨尔的亲属。
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片段中可以听到，纳萨尔对听众说，以色列的阿拉伯公众正面对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卑劣……野蛮”。这些言论很快被第14频道这家右翼宣传性新闻媒体截取播出，随后纳萨尔被警方传唤问话。此外，内政部总干事称纳萨尔的言论“煽动且可鄙”，并威胁要暂缓向阿拉巴拨付国家资金，“直到此事得到公开澄清”。
如今，纳萨尔仍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表示，自己指的是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对阿拉伯人口表现出的“抛弃和敌意”，而后者几乎从不掩饰自己对阿拉伯人口的反感。他说：“我说的是，对犯罪不作为，在这个意义上本身就是一种政策，因为负责我们安全和执法的部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无论如何，纳萨尔坚持认为，不能因为他的言论而惩罚镇上的居民。“如果我说错了，或者我的言论违法了，那就惩罚我。为什么要惩罚阿拉巴的民众？”最终，无论内政部还是警方，都没有对纳萨尔本人或阿拉巴采取任何行动。到4月中旬，警方宣布，已拘留两名来自阿拉巴的男性嫌疑人，他们涉嫌枪击艾哈迈德·纳萨尔和安瓦尔·亚辛。一个月后，警方表示即将对这两人寻求提起公诉。
警方还指出，一名被怀疑策划袭击的45岁男子是市长的亲属，不过他们认为，这起谋杀未遂的原因仍与清运事务有关。在正式起诉前，纳萨尔不愿多谈此案。但当被问及媒体所称“幕后主使是家族成员”时，他解释说：“我在阿拉巴有6500到7000名亲属。”也就是说，他们都属于纳萨尔家族。
毛兹认为，上述趋势与有组织犯罪以“黑手党式”方式渗透阿拉伯社会之间存在联系。她解释说，在犯罪学者的用法中，“黑手党”一词指的是一种带有治理属性的有组织犯罪，它不仅涉及非法商品交易，也包括执行协议和合同，以及在国家不介入的市场中进行规制，其中也包括信贷。
她说，这是一种“把合法市场和非法市场连接起来、把罪犯、政客和合法企业连接起来的体系”。她还表示，这些组织有时会依附于挂名人，但更常见的是依附于那些没有警方或国家保护的合法商人，因此这些商人需要这种犯罪保护。否则，他们就会被挤出所有市场。
毛兹认为，“有组织犯罪恰恰是在这样一个交汇点上壮大的：一方面，巴勒斯坦人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所谓巴勒斯坦人的经济融入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政治排斥而遭受政治剥夺。”
她回忆说，自己曾听研究以色列阿拉伯社会经济问题的专家阿拉·甘图斯带着讽刺意味地把犯罪组织称为以色列“最大的劳务承包商”。她说，这个说法“准确概括了它们运作的规模”。“他们有时会依附于挂名人，但更常见的是依附于合法商人。这些商人所处的环境是，他们完全得不到警方或国家的保护。因此，他们需要这种犯罪保护或靠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人给他们‘撑腰’。否则，他们根本无法参与任何公共招标，会被挤出所有市场。”
遗憾的是，政府在打击阿拉伯犯罪集团时，并没有拿出12年前关闭犹太社会那些犯罪组织时同样的力度。2021年至2022年“变革政府”短暂执政期间，局面曾一度出现转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约阿夫·塞加洛维茨的主导。他曾是警队高级官员，后来以“拥有未来”党议员身份担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在犯罪组织对地方政府的寄生式渗透问题上，政府也是这种态度。拉维耶·汉达克卢说，国家“显然接受了严重腐败的存在。它拿不出地方政府需要的解决方案，不保护它们，却说责任在它们身上，然后又以此为依据削减它们的预算”。
例如，5月中旬，阿拉巴及其西侧邻近城市萨赫宁接到以色列国家道路公司“以色列道路”的通知，称将取消连接两镇的805号公路3公里路段升级工程，而该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半。这一决定，是对半年多前阿拉巴36岁分包商阿贝德·拉希姆·纳萨尔遇害事件的回应。他所在公司原本负责把这段道路从双车道拓宽为四车道。
纳萨尔市长本周表示，相比那起至今未破的谋杀案本身，他对“以色列道路”退出项目的决定更感震惊。他说：“我对这个决定感到震惊——非常、非常震惊。这个决定反映出短视、撒手不管，以及道德破产。”他还怀疑，这种想法在当地已并不陌生：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犹太城镇之外的某个政府工地，相关部门“会想办法引入安保服务来守住工地，以便把工程做完”。而现在，直接转身离开项目，“传递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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