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1日，王健林与永辉超市之间长达两年的法律纠纷迎来关键节点，永辉超市当晚发布公告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已正式生效，法院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立案执行，王健林作为连带担保人将被追讨合计约38.6亿元的款项。
这笔巨额债务源自两年前的一次资产处置，2023年12月，连续亏损的永辉超市将持有的3.89亿股万达商管股份，作价约45.3亿元转让给大连御锦贸易有限公司，约定分八期支付。
交易初期进展顺利，首期款项如期到账，但2024年4月，第二期转让款开始逾期，7月的第三期款项也未能支付。
意识到风险后，双方于2024年7月26日签订补充协议，将剩余38.39亿元重新分为八期支付，期限延至2026年3月31日，王健林、孙喜双及一方集团同时加入，为全部剩余款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有了王健林的担保，交易安全看似没有什么问题，然而2024年9月30日，重组后的第四期3亿元付款再度违约，几位担保人也未履行义务。
一再失信之下，2024年10月，永辉超市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大连御锦一次性支付剩余款项36.39亿元、违约金2.18亿元及相关费用，并追究担保人连带责任，总金额约38.6亿元。
2026年4月14日，仲裁庭作出终局裁决，全面支持永辉超市诉求，但裁决书不等于现金到账，被执行人须在20日内履行。
对永辉超市来说，这38亿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关乎企业能否挺过难关的关键资金。
回顾过去五年，这家曾经被誉为生鲜商超第一股的企业，经历了极为艰难的岁月，从2021年到2025年，永辉超市归母净利润连续五年为负，累计亏损超过120亿元。
巨额亏损的背后，是公司这两年咬牙推进的大规模关店和调改，仅2025年一年，永辉超市就关闭了381家低效门店，同时对284家门店进行了深度调改。
更令人担忧的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已经攀升到88.96%，总负债规模接近281.3亿元，再融资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为了走出困局，永辉超市从2024年5月开始学习胖东来模式，试图通过提升商品品质、重塑供应链、优化门店体验来扭转颓势。
不过从2025年年报来看，调改仍处于阵痛期，高强度的转型投入还没有迅速转化成盈利能力的提升。
但也有一些积极的信号正在释放，2026年一季报显示，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2.87亿元，同比飙升94.4%，这让人看到了扭亏为盈的希望之光。
再看被告一方，王健林和万达集团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几乎在永辉超市提起仲裁的同一时间，苏宁易购也向万达集团发起了仲裁申请，要求万达集团支付一笔4.1亿股股份的回购款，金额高达50.41亿元。
虽然苏宁的仲裁请求最终未获支持，但苏宁方面已经公开表态，将通过诉讼等途径继续追索。
在永辉发起仲裁之前，王健林本人就已经身陷限高风波，如今又添上38亿元的连带债务，万达系的资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从法律责任的承担机制来看，王健林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在保证期内不享有先诉抗辩权。
也就是说，法院无需等到债务方大连御锦确实无财产可执行之后，再去找担保人，而是可以直接对王健林名下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这对于永辉超市追回欠款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
当然，万达集团近年来一直在出售资产、缩减负债，王健林名下真正可供执行的财产到底有多少，还需要法院进一步查实。
法院决定立案执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将进入查封、扣押、冻结、评估、拍卖等法定程序，整个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
这起案件的背后，映照出传统零售业与民营地产业两个行业在周期退潮中相互捆绑、共同承压的现实图景。
永辉超市当年卖出万达商管的股权，本意是为了回笼资金、盘活资产以渡过自身的经营难关，不想却身陷漫长的追债诉讼之中。
而万达方面在自身流动性紧绷的情况下，一笔连带担保又将王健林拉入了新的债务漩涡。
这38.6亿元的追讨结果，对永辉而言关乎现金流能否及时回血、为艰难转型续上一口真气，对万达而言则是一次履约能力与信用的严峻拷问。
从仲裁胜诉到法院立案执行，法律上的公道已经讨回，但从一纸裁决到真金白银落袋为安，中间还隔着资产查控、评估拍卖等漫长关口。
两家企业各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场强制执行究竟能走多远、能追回多少，将直接书写它们下一程的命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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