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德·埃斯蒂（蒋立冬 绘）
杰德·埃斯蒂（Jed Esty），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文系瓦尔丹·格雷戈里安（Vartan Gregorian）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小说史与小说理论、殖民与后殖民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以及1945年后的美国文化。代表作有《萎缩的岛屿：英格兰的现代主义与民族文化》（A Shrinking Island：Modernism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England, 2004）、《不合时宜的青年：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与发展小说》（Unseasonable Youth: Moder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Fiction of Development，2012）等。
埃斯蒂教授的著作The Future of Decline: Anglo-American Culture at Its Limits于2022年5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2025年9月，中译本《衰落：英美文化的极限》面世。该书以大英帝国的衰落史为历史参照，从新的文化视角剖析了美国的衰落和衰落主义，进而探寻一种能够超越霸权思维、凝聚国家共同使命的新话语。近日，《上海书评》约请香港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张楠专访了埃斯蒂教授。
《衰落：英美文化的极限》，[美] 杰德·埃斯蒂著，廖青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248页，68.00元
您在近作《衰落：英美文化的极限》（The Future of Decline: Anglo-American Culture at Its Limits）中，区分了“衰落”（decline）与“衰落主义”（declinism）两个概念。两者有何关键不同？这一辨析对您分析英美文化的历史演进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杰德·埃斯蒂：“衰落主义”是一套关于失落的伟大的修辞话语，它并不总是对应现实中的衰落，后者指的是一个国家相较于其竞争对手，在经济、军事、地缘政治或战略力量上的式微。我们早已知道，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霸权国家，一直以来都预言着自身的衰亡，乔治斯·瓦鲁萨基斯（Georgios Varouxakis）在其新著《西方：一种观念的历史》（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中对此有详细论述。即便在巅峰时期，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也充斥着各种被入侵的焦虑和对社会瓦解的想象。
乔治斯·瓦鲁萨基斯著《西方：一种观念的历史》
然而在当下，美国精英阶层的衰落主义恐慌正与一系列结构性现实相互对应。在过去十年中，关于衰落的幻觉与实力丧失的现实——即多极化未来这一现实——已开始合流。美国的衰落如今已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事实，而“衰落主义”作为对这个事实的一套回应，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美国的衰落已持续数十年，缓慢但不可避免，这是一个结构性、物质层面的进程，而衰落主义是一个修辞或观念层面的问题。我在书中探讨的是衰落主义的文化成因与物质后果。衰落主义散播着一种自相矛盾的叙事：其核心前提是承认霸权已失，但衰落主义者又相信可以重回权力巅峰，于是就有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样迷惑性的口号。衰落主义指代的是建立在这种对往昔和未来辉煌的幻觉之上的整套语言与思想体系。它的一端是危言耸听，一端是盲目乐观。当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忧惧与乐观情绪便共同维系了一个陈旧的观念：无论是业已失去还是重新夺回，霸权才是美国最重要的特质。
如今，美国的统治权已转变为单纯的支配权（其表现是军事与金融上的霸凌，而非全球领导力），而当这种支配地位也开始动摇时，我们必须直面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所说的“后美国时代”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美国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甚至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它仍可能是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但我们正迅速转向这样一种境地：美国仅代表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事实一贯如此，但在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七十年前，美国至少还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为世界和平与繁荣而行动的超级大国，或者至少是代表着美国人认知中的“自由世界”或“西方世界”而行动。
曾几何时，美国的民主、正义与平等理想，即便有缺陷，也依然被视作值得追求的理想，蓬勃增长的经济和机遇也为其提供了坚实基础。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即便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对于中国和印度退居第二或第三位，它依然能够去支撑那些曾写入宪法，却从未实现的理想。或许，如果美国社会不再执着于至高权力的幻梦，反而更有可能重新拥抱这些理想。
您在书中指出，复兴主义诉求正助长着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政治。美国通过“复原式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进行公共动员的方式有何独特之处，尤其是相较于那些压制对此类问题加以反思的社会环境？
杰德·埃斯蒂：的确，“复原式怀旧”是我思考中的一个核心术语。这一概念借用自爱德华多·坎帕内拉（Edoardo Campanella）和玛尔塔·达苏（MartaDassù）在《盎格鲁怀旧》（Anglo Nostalgia）中的观点。他们在书中指出，从英国、美国到俄罗斯、土耳其、日本和中国，以及其他历史中曾有过帝国辉煌的国家，复兴主义诉求正成为全球范围内国家政治的助燃剂。回到你的问题，一种理解是美国的全球霸权梦或帝国荣光梦，其实相比这些更古老的帝国在历史积淀上要浅得多。美国在几百年前是一个定居殖民地和奴隶制经济体，但它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鼎盛期（1945-1975）既相对短暂，也相对晚近。在未来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仍将保持富足、活跃且不拘泥于传统（例如与英国相比），它仍有机会去直面一个不断演变的多极化世界，并重塑美国人对霸权的态度。
爱德华多·坎帕内拉、玛尔塔·达苏著《盎格鲁怀旧》
或许我们有机会重新引导怀旧情绪，从对重现辉煌的执念转向坎帕内拉和达苏所称的反省思维，也就是你我所称的批判性思维。当前的美国被裹挟在一种针对政治现代化的保守主义反扑中，在这种形势下，我为何会认为思想的转变仍有可能？因为我们的政治是周期性运转的；当下的反扑也将会被反扑。因为美国尽管问题重重，但仍保有强大的自我更新传统，哪怕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因为美国尽管有种种局限与缺陷，但仍崇尚年轻、反叛、变革，以及新人群与新思想的涌入。潮流正在回转，人们重新意识到：我们是一个由移民群体带来新气象和新活力的国家。
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强族梦，曾让英国认为他们可以分享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在很多方面确实如此，但这同时也导致“前超级大国”的怀旧情结深深渗入了二十世纪英国的血脉。美国的处境显示了一种不同的宏观模式。美国将无法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其继任霸权，也无法将多极化世界视作自身历史与文化轨迹的一部分。我并非在称颂这一事实——美国对“亚洲未来”的恐惧背后，潜藏着各种关于族裔和种族的迷思与偏见。但至少可以说，美国必须重新理解自己的定位。它不能像当年的英国那样，认为未来取决于另一个同气连枝的西方超级大国。
您认为衰落既非突如其来，也不是灾难性的；既不可避免，也并非悲剧。失去霸权或许是一个重新审视国家实力与使命的契机。您是否像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论述文化的“美好与光明”那样，对国家的伟大性提出一种超越物质实力的理解？
杰德·埃斯蒂：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确在反对美国那种庸俗、粗鄙的物质主义，正如阿诺德在他那个时代，面对英国鼎盛时期的极端物质主义所做的那样。但我认为他只对了一半！在任何一个良好的社会——以及在任何对于美国社会的伟大构想中——都应该坚守一些价值理念，它们高于纯粹的利润动机、原始经济增长或仅仅衡量生活品质的经济指标。文化、社会和精神健康对人类繁荣的贡献，是纯粹的经济统计数据永远无法衡量的。
另一方面，我也尊重左右两翼基于物质维度的论点：生活水平的物质衡量标准非常重要。如果以阿诺德式的“美好与光明”对美国人进行说教，让他们接受财富缩水、利润萎缩、生活方式倒退以及繁荣不再等一系列后果，是不明智的。气候危机使我们必须反思，无休止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硬性极限，尤其当这种增长是依赖过时且致命的化石燃料来人为维持或有害延续的时候。
这令我们迫切需要从文化和物质两个层面去思考衰落主义：如何以一种发展清洁能源、重建国际安全的方式，转型为一个“前超级大国”，并摆脱“美国独行”（American Alone）式的怀旧思维框架。
您通过剖析美国衰落时期对于强权的执念与幻想，展现了一幅细致入微的社会心理图景，而这往往是数据指标和政策手段所难以捕捉的。您对“帝国主义怀旧”（imperialist nostalgia）的批判极具说服力，但这种批判如何能打消对于旧有国际秩序下超级大国特权的贪恋？
杰德·埃斯蒂：这个问题延续了上一个话题，即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固守既得特权或优势的诱惑，这种诱惑对于富裕阶层和富裕国家而言皆是如此。对于那些急于从日益衰落的美国经济中变本加厉地榨取财富的精英们，若能将注意力从不顾后果的增长和盲目的消费主义，转向更合理的资源保护、绿色能源以及更好的资源分配政策，其实恰恰符合他们的物质利益。我不明白，为何百分之一的精英阶层还没意识到，在一个经济更公正，气候政策更完善的社会，他们的地位会更加稳固，而非相反。
这种思考方式有助于将美国从对“再次伟大”的有害执念中解脱出来，并改善就业与生活，带来更多希望。最重要的是，让社会更加稳定。这也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阿诺德式“美好与光明”的一个物质基础。在一个更稳定、更安全的社会里，精英或富人也会更有保障。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百分之一这个群体没有像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或其他明智的亿万富翁那样，将顶层巨额财富的一部分向下重新再分配。即便我们不打算彻底改变社会，至少也要去弥补那些显而易见的社会创伤，并平息那些正在酝酿之中的社会动荡。
凯文·鲍尔（Kevin Power）在评述我这本书时有力地指出，我对精英阶层的利己动机关注不足，而对伟大理想与国家衰落的意识形态及迷思着墨过多。但我的反驳立场是：阻止“让美国再次伟大”肆意妄为，恰恰符合精英阶层的自身利益，因为当下的财富不平等已在社会和政治层面难以为继。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财阀政治的浪潮，资本以垄断和金融化的方式过度集中，随后便会引发修正性的政治行动。精英们不能再通过寡头指令动摇国本了，否则他们自己的特权也终将受到致命损伤。
我想我写这本书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要让美国运势的轮盘转回到一种更理性的财富分配政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彻底终结那种超级大国怀旧情结。美国伟大这一迷思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干扰项，它让我们无法在一种优越得多的经济公正模式之上，构建我们全部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和民意调查数据都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同一个过度向百分之一的人群倾斜的制度。
那些煽动选民去排斥移民、抵制理性的气候政策、反对科学专业知识以及拒绝再分配政治的民粹主义运动，通过对图像和叙事的蛊惑性操纵，确实取得了成功。但美国依然拥有一颗真正大众化的民主之心——这种大众化并非专制的民粹。如今，大多数人表现出对更温和、更具传统美国色彩的政策的渴望：这些政策欢迎移民加入社区，致力于保护自然并推动绿色就业，尊重医生和科学家等群体的专业知识，并将经济公正置于未来美国发展的核心，无论美国的经济总量届时是否仍位居世界第一。
您的分析揭示了国家与帝国优越感背后深层的种族偏见与歧视。您认为身份政治会如何影响对衰落文化的重塑？
杰德·埃斯蒂：我想从一个非常规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并借此探讨一些物质层面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关乎种族主义、偏见、成见和歧视等文化与心理层面的议题。简而言之，我认为衰落主义思维深植于美国非白人劳工的隐性化，以及白人（男性）劳工的过度显性化之中。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种身份关系塑造了衰落主义以及保守主义怀旧的修辞话语，并产生了日益扭曲并且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最近的一轮选举周期中，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瑜伽教练人数已经超过了煤矿工人。然而，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公众不由自主地想要去拯救那些面临被历史淘汰的白人男性煤矿工人。冷战时期的美国文化塑造了一系列迷思，包括美国农民与工人、矿工与牧场主、钢铁工人与汽车工人——这些迷思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让政策精英们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固守旧工业，而非开发新的生产领域。这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说，衰落主义意味着一种对过时生产方式的文化依恋。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曾极具说服力地指出，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如果能进行前瞻性的产业政策重组，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本可以更加健康。然而，一种带有怀旧色彩、以白人劳工为中心的身份政治早在特朗普主义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这种政治倾向导致放弃煤炭、钢铁和汽车等工业（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原始法则下，美国在这些领域早已失去了全球竞争力）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无法接受以经济的短期阵痛为代价，来挽救美国经济的未来。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种思维方式带来的后果之中，尤其是在当今化石燃料与科技资本似乎完全掌控了政治走向的背景下。
在您的著作《萎缩的岛屿：英格兰的现代主义与民族文化》（A Shrinking Island: Modernism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England）中，您论证了弗吉尼亚·伍尔夫、E. M. 福斯特和T. S. 艾略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的晚期作品中呈现出一种转向，从艺术的救赎作用转向了文化的救赎作用。在这里，文化似乎受到了国家和民族语言界限的约束。您对“英美文化的极限”的讨论，是否延续了对文化的这一理解？
杰德·埃斯蒂著《萎缩的岛屿：英格兰的现代主义与民族文化》
杰德·埃斯蒂：没错，我确实认为文化史的这些阶段是相互关联的。在那本较早的研究中，我描绘了英国文化生活转向的一个漫长前史。我所阐述的，是从曾经支撑英国维多利亚和现代主义时期非凡创造力的全球性、大都市及世界主义视角，向一个更受限的、集中于英格兰特性的民族语言视野的转变。与此同时，我论述了全球视野的收缩也深化了“文化”本身的内涵。二战后，在所谓帝国衰落时期的英国，文化也意味着一个更加人道、基础更加广泛的社会，其中性与性别的异见、阶层流动，以及福利国家带来的医疗与教育扩张，让许多英国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同样，我一直主张，如果美国能够把握自身作为“伟大的社会”而非“全球超级大国”的命运，那么在下一个世纪，它可能会迎来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更为繁荣兴盛的发展。美国正处于衰落期，但社会依然可以更强大、更富有、更多元并更具世界主义视野。因此，相信美国能够以前超级大国的身份将文化愿景转向美好生活，而不是在对怀旧的执迷不放中，继续追逐那不可能实现的霸权与伟大之梦，这并非天真的乐观主义。
您在《衰落》一书中提到，美国国家实力的下滑也许提供了一个探寻新的公共话语的契机，这种新话语能够凝聚国家的共同使命，并摆脱了美国惯常的霸权语言。如果正义与公平等道德承诺早已深陷于霸权主义的论述与实践之中，那么这种新的话语将如何重振这些承诺呢？
杰德·埃斯蒂：诚然，美国和英国的许多读者都认为我在这方面过于天真和乐观。或许确实如此。但我由衷地相信，美国存在深厚的进步主义与多元主义传统，只是这些传统被富豪势力和右翼利益集团攫取并败坏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欢迎并重视移民的到来不仅是美国传统，甚至被视为一种爱国行为。当然，出于种族偏见的反移民运动也一直存在，其历史确凿无疑，不容小觑。但无论何种政治派别，曾一度共享一个主流价值观，那就是认可移民在经济和文化上对美国的重要贡献，并视其为一种优势。如今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使这一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正确。即使是那些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保守人士，也该停下来思考一下：移民劳动力和专业人才流入，对美国当下及后续二十年的繁荣是多么重要。
考虑到言辞与情感，以及认知与行动之间时常存在脱节，您提议的新话语是否足以促成公民与政治生活的重大变革？您的著作主张一种“具有情感共鸣、广泛民主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摒弃了国家霸权，并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艰难的革新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翼危机》（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中所针对的那种“猖獗而有害的本能爱国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可以从哪些智识情感资源中汲取力量，来对抗后一种充满戾气且普遍存在的爱国主义呢？
斯图亚特·霍尔著《艰难的革新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翼危机》
杰德·埃斯蒂：这些恐怕是所有问题中最难回答的。就从你的切入点开始吧。我认为斯图亚特·霍尔及其英国文化研究同仁提出的模式，不仅对美国学界的文化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对美国精英阶层以及媒体、学界与政治阶层中的左翼、自由主义及进步主义思维也有参考价值。在我看来，问题在于美国的中左翼建制力量（比如奥巴马和拜登）仍在沿用那套讲述美国霸权的陈旧语言。然而，中左翼即便在高喊“美国伟大”这类口号时，在情感争夺战中也总是输给右翼的本能爱国主义。其中显然存在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的进步主义左翼现在似乎完全拒斥表达国家情感的话语，这在策略和本质层面同样是有问题的，而且令人遗憾。英国新左翼历史学家从未摒弃表达大众国家情感的话语。尽管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危险深感戒备，但他们依然坚定地认可大众消遣、日常生活，乃至社会文化传统的意义。斯图亚特·霍尔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左翼和工党运动需要严肃对待民众的传统、喜好与情感。精英阶层完全无视本能爱国主义，这与英国新左翼的理念格格不入。他们的目标是理解同胞的观点和价值，而不是羞辱或嘲讽大众心理。那些包括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威权主义在内的糟糕观念，应当被理解为社会现实矛盾的历史性症候，而非底层阶级的道德缺陷；应当用更好的思想去取代这些糟糕的思想。正因为他们注重理解历史成因，而非显出自命不凡的政治优越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新左翼的智识成果至今仍是我的一座思想灯塔。
您在本书中采用了一种清通和格言式的文风，将厚重的文化分析呈现给更广泛的受众。您认为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者应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和有效的公共参与？
杰德·埃斯蒂：人文与艺术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可能再度繁荣，因为纯技术性的语言和程序（例如编程）完全可以由机器代劳。在未来某个阶段，当国家命运与民族文化不再被谋求全球霸权的绝对主义迷梦所裹挟时，人文与艺术同样也可能在美国迎来繁荣。或许，过度依赖技术手段来应对一切问题，以及过度依赖经济手段来实现无休止的增长，本就是冷战思维的一部分。果真如此的话，这些倾向或许只是旧时代美国的历史产物，而非塑造未来美国的决定性因素。这呼应了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对冷战时期美国技术官僚政治的洞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像我们这样，如此执着地试图将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智慧，强行框定在自然科学的边界之内。”（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如今，美国大学里唯技术论的弊病已显露无遗，整个科学、文化与智识体系，在追求盈利与效率的企业化理念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这与美国重视基础研究，并在物质上大力支持文理学科并重的伟大传统背道而驰。美国大学在扩张时期，实现了人文艺术与理工科领域技术需求的有机结合，但在衰落时期，这种结合正逐渐瓦解。在一个健康的文明中，艺术与人文至关重要。
这也回到了我从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新左翼那里得到的启发：文化至关重要。在我看来，这一观点，加之必须具备历史思维，以免陷入肤浅的当下主义和美化的未来主义陷阱，构成了所有“公共人文”（Public Humanities）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在我那本小书中，我提出，主流衰落主义过于关注事实情况而轻视虚构想象。吊诡的是，研究那些一直在塑造美国文化的虚构物——即各种观念信仰与意识形态——反而比围绕“事实”进行单调乏味的争辩更客观，也更有用。在现实世界里，关于国力下降和失落感的文化叙事，远比莫衷一是的各种统计事实更具影响力。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这些文化叙事其实是更为稳定的研究对象。
关键是美国人（以及哪些美国人）何时，并且是否相信自己国家的星光正变得黯淡。信念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它绝不是人文领域里一个软性或次要的议题，恰恰相反，它是整个问题的核心。任何资本家都明白，在投机经济中，未来的价值取决于那些左右决策的信念与预期，而无论（假定的）事实情况如何。文化叙事、预期视野、归属象征——身份认同、社会连结，以及关于“国家的伟大”如何被丢失、重拾或放弃的迷思：归根结底，这一切本身就是重要的事实情况。我们可以研究它们，将其置于历史语境当中，对它们进行比较，并评估它们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这是我们作为人文学者的使命，无论研究规模大小，或者使用何种语言；无论是在课堂上、在著述中、在公共领域，还是在同仁之间。
我所践行的“公共人文”，是试图在经济现实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自我认知之间进行调和。我致力于研究的是文化而非政治，信念而非政策，情感史而非投票模式的纪实报道。“国家伟大”的迷思助长了无意识、本能的爱国主义。在英国和美国，这种情感都无法轻易消除。但尽管如此，它也并非一成不变。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就曾论证过，在1880至1920年间的英国，沙文主义是被积极培育的。一场有组织的运动吸收“民众”成为支持帝国主义的群众基础，从而将“伟大”（great）注入了“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之中。霍尔认为，这是蓄意为之，因此也可以被消解。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当下。历史并非单向进程。爱国主义话语始终处于变换之中，也始终处于角力之中。
可否谈谈您目前的研究？
杰德·埃斯蒂：“文化至关重要”是我研究的一个主要指引。我关注严肃文学与通俗虚构作品的发展谱系，它们塑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与冷战时期的美国——两个大西洋权力巅峰时期———公众对于霸权的想象。更确切地说，我感兴趣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与叙事类型对二十世纪美国文化和政治所具有的塑造力。我目前的研究课题，“冷战时期的维多利亚人”（“Cold War Victorians”），考察的是英国出版的通俗小说（尤其是1880-1920年期间）和美国流行影视虚构作品（尤其是1920-1960年期间）之间的关联。我之前提到，霍尔等学者早已指出，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英国公众受到了刻意引导，继而将大英帝国视为其国家命运的一个核心部分。各种冒险与传奇小说——包括新兴的间谍和侦探小说类型，以及边疆惊悚小说和沙漠传奇故事——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媒介宣传机器，即便大英帝国的实力在所谓的“体系之秋”已然日益衰退，这套媒介宣传机器依旧向英国公众灌输着民族优越感和帝国使命感。
当美国事实上接过全球霸权以及大西洋英语世界领导权的衣钵时，这一过程在美国又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究竟是怎样的文化能量，从“英国之秋”传递到“美国之夏”？我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文化历史谱系来探究，检视了二十世纪中叶的好莱坞电影如何建立起一套叙事类型体系，这套体系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与1880和1890年代的英国通俗叙事几乎如出一辙。我的核心观察在于：尽管这两种类型体系存在明显差异，而且通俗小说的种类也五花八门，但它们都以一种迷思为中心。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将其精辟地概括为对三样事物的推崇：弱势的政府、强势的市场、自由的个体。在所有这些虚构作品（维多利亚时代的传奇冒险小说；好莱坞类型电影体系）中，英雄式、浪漫化的个体，解决了那些政府、集体或社会机构所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我认为，自从里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拆除监管型或凯恩斯主义政府以来，这个强大的迷思在这一漫长的衰退期中仍在塑造着美国选民的思想根基。“冷战时期的维多利亚人”旨在讲述这一故事，但并非采用僵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话语。我研究的许多文本与电影，捕捉并传递了这些关于自由的旧有迷思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它们将读者与观众引向一种更加真实、更具民主色彩的自由与正义传统，远离了种种有害的个人主义表现，那些表现恰恰是日益衰落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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