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农历除夕，南京黄埔路卫立煌官邸的后门，一辆挂着普通民用牌照的黑色轿车悄然驶出。此时坐在车上的卫立煌在四个月前还是执掌数十万大军的东北剿总总司令，如今却是被蒋介石明令撤职查办、严密监视的“罪人”。如今老蒋内外交困黯然下野，卫立煌也是看准机会准备逃离老蒋的控制。
1948年11月2日，沈阳全城解放，辽沈战役正式落幕。卫立煌在沈阳失守前几个小时，带着亲信登上飞机，先飞葫芦岛，再转赴北平。
作为败军之将，卫立煌的心里很清楚，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的惨败，必然需要一个人来承担全部罪责，而蒋介石一开始让他来当这个东北剿总司令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让他承担责任。
即使是蒋介石的忠实门徒黄埔嫡系的杜聿明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辽沈战役的核心失误，全出自蒋介石越级微操的乱命，卫立煌坚守沈阳的决策，反而是当时最稳妥的选择。只是在蒋介石的逻辑里，自己永远不会错，错的只能是执行命令的下属。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1948年11月30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以“贻误戎机，失陷重镇”的罪名，将卫立煌撤职查办，听候后续处理。此时的卫立煌滞留在北平，不敢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他知道南京等着他的，绝不会是公正的处置，只会是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
后来还是傅作义出面劝说，说他若是一直避而不见，反而坐实了所有罪名，不如去南京把话说清楚。卫立煌权衡再三，最终在12月中旬登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刚落地就被军统的人控制，软禁在了他自己在黄埔路的官邸里。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嫡系心腹的信任，只是互相利用的捆绑。早在抗战时期，卫立煌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和八路军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给八路军调拨过大量的弹药和粮草，还亲自去过延安访问。
这件事让蒋介石对他怀恨在心，一直说他“通共”，找机会就把他明升暗降，抽走了他手里的实际兵权。他的老部下曾经回忆，卫立煌从来都不掺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只是一心打仗，可就算是这样，也逃不过蒋介石的猜忌。
这次让他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本来就是蒋介石的算计。东北战场早已是烂摊子，嫡系将领没人愿意接手，蒋介石逼着卫立煌去救火，赢了就是自己运筹帷幄的功劳，输了就拿他当替罪羊，从一开始就没给他留过退路。毛泽东后来评价卫立煌，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句话精准点出了他和蒋介石之间最核心的分歧。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49年1月，淮海战役以国民党的全面惨败告终，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几乎损失殆尽。在内外部的多重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担任代总统。
李宗仁上台之后，为了推动和谈，下令释放全国的政治犯，也专门下令解除了对卫立煌的监视。虽然军统的特务还在官邸附近徘徊，但是看管的力度已经松了很多。卫立煌心里比谁都清楚，蒋介石虽然下野，但是实权还牢牢握在手里，军统的人也只听蒋介石的命令。等蒋介石缓过这口气，绝对不会放过他，他必须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逃出蒋介石的控制。
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卫立煌开始悄悄策划出逃的细节。他先让家人把大部分财产转移到香港，做好后路的准备。然后他故意对外放出风声，说自己要在家闭门思过，过年期间不会见任何客人，也不会出门。
他还让自己的贴身副官，每天穿着和他一样的衣服，坐在书房里假装看书，让外面监视的特务以为他一直待在家里。1949年农历除夕这天，监视的特务大多心思都放在了过年上，警惕性降到了最低。
卫立煌换上一身普通的棉布衣服，带着几个最信任的亲信，从官邸的后门悄悄溜出去，坐上了早就准备好的轿车，一路畅通无阻地开出了南京城，直奔上海而去。
路上遇到几次宪兵检查，都靠着提前准备好的通行证顺利混了过去，没有暴露身份。
去国怀乡，忧谗畏讥。卫立煌抵达上海之后，不敢住酒店，也不敢找太多熟人，只躲在一个绝对可靠的朋友家里，连门都很少出。他通过提前联系好的渠道，买到了几天后开往香港的轮船票。出发那天，他化妆成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混在乘客里登上了轮船，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轮船顺利驶出吴淞口，彻底离开了国民党的控制范围。卫立煌站在甲板上，看着越来越远的大陆，心里五味杂陈。他在香港短暂停留之后，又辗转去往了国外，彻底摆脱了蒋介石的掌控，结束了这段长达半年的软禁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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