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死的那天,医院走廊有两盏灯不亮。

剩下那几根日光灯一闪一闪的,发出来的光又黄又虚,照在人脸上,像隔了一层脏玻璃。我蹲在抢救室门口,膝盖顶着胸口,后背靠着墙,墙是凉的,凉意一点点往骨头缝里钻。我妈坐在几米外的塑料椅上,手里一直攥着那张缴费单,边角都被她手汗浸软了,她却像没感觉似的,只知道低着头,嘴里一遍一遍念着:“不会有事,不会有事。”

抢救室的门就是这时候开的。

门轴一响,我跟弹起来似的抬头。医生摘了一半口罩,脸上那种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冷漠,也不是沉重,就是一种见得太多以后习惯了的无力。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妈,最后只说了四个字。

“我们尽力了。”

我妈手里的缴费单掉在地上,人先是直直地愣住,接着像突然被抽了骨头,整个人顺着椅子往下滑。塑料椅腿在地砖上蹭出一道刺耳的声音。我没过去扶她,也不是不想,是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像钉在地上一样,脑子里什么都没有,耳朵里嗡嗡响,只剩那四个字来回撞。

护士们开始收仪器,推车轮子压过地砖缝,咔嗒咔嗒地响。我扶着墙站起来,腿麻得厉害,走路都像踩棉花。走到门口的时候,看见我爸平躺在床上,身上盖着白布,只露出一只右手,垂在床边,手背上还有没来得及撕掉的胶布。

那个年轻护士就是在给他整理遗体的时候停下来的。

她先把白布掀开一点,想把我爸的手放回去,结果刚碰到掌心,人就愣了一下。

“哎,”她声音不大,却格外清楚,“这上面有字。”

我妈猛地抬起头。我几步走过去,低头往我爸掌心看。

是一行圆珠笔字,写得歪歪扭扭,像手没力气的时候硬撑着写上去的。有几个笔画都糊在一起了,但还是能认得出来。

一共八个字。

别动我床板下的东西。

我妈当场就崩了。不是抹眼泪,不是抽噎,是那种压都压不住的嚎哭,整个人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哭得肩膀一抽一抽。护士忙着去扶她,我却没动,就那么盯着那八个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转。

他是什么时候写的?

送来医院的路上?抢救之前?还是中途短暂清醒过的那一会儿?

没人知道。

我爸是三天前夜里倒下的。那天是周三,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楼下便利店做活动,饭团第二个半价,我图便宜买了两个,想着回家热口水就对付了。结果晚上十一点二十几分,我妈电话打过来,声音抖得都变了调,说你爸不行了,你赶紧来。

我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推进抢救室了。我妈坐在走廊上,头发乱了,脚上穿着两只不一样的拖鞋,一看见我就抓住我胳膊,指甲掐得我生疼,翻来覆去就一句话:“都怪我,都怪我,我该早点打120的。”

我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她说晚上我爸说胸口闷,她以为是白天搬东西累着了,就让他先躺一会儿。结果躺到十点多,人突然坐起来,脸白得像纸,说喘不上气,她这才慌了。

“我要是早点叫救护车……”她来来回回说这句话,像卡住了。

我没接。我跟我妈的关系说不上坏,但也确实没多亲,她这个人一辈子都强势,什么事都想捏在手里,家里的大小事,往往是她拍板。我爸跟她过了半辈子,几乎就没怎么跟她真正拧过。

我爸是个闷人,在汽修厂干了一辈子,手上机油味洗都洗不净,指甲缝常年是黑的。他不爱说话,下班回来就往阳台一坐,抽烟,看楼下,看远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跟他也不算亲。小时候还好,等我大了,父子俩反而没多少话了。他问我学校怎么样,我说还行。他问我钱够不够花,我说够。再往下,就没了。两个男的面对面坐着,沉默比说话的时候还多。

可你要说他不疼我,那不是。

高一那年我跟同学打架,对方家长闹到学校,我妈气得要抽我,是我爸把她拦住了。第二天他一个人去学校,回来什么也没说,事情也就平了。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学费生活费没缺过一次。有一回我半夜发烧,他知道了,第二天一早从老家坐了五个小时车,拎着一袋橘子和退烧药来学校找我,站在宿舍楼下给我打电话,第一句却还是那句:“你下来,药给你带来了。”

这就是我爸。笨,闷,不会说漂亮话,但该做的事,一样不落。

所以那天晚上,我看着他掌心那八个字,心里莫名有种说不上来的发沉。我知道,那床板底下藏着的,多半不是什么普通东西。

葬礼是三天后办的。

来的人不多,我爸那边的亲戚本来就少,老家只来了我小姑一个。小姑一进灵堂就哭得站不稳,嘴里喊着哥啊哥,喊得我心里发堵。我妈穿着一身黑,坐在一旁抹眼泪,眼睛肿得像桃子。

我跪在灵前回礼,膝盖跪得发木。来吊唁的多是我爸厂里的同事,一个个排着队,鞠躬,说节哀。那种场面很怪,明明每个人都在说话,可我耳朵里像隔了一层棉花,什么都听不真切。

骨灰盒是我捧的。

不大,沉甸甸的,抱在怀里有种说不出的烫手感。我低头看着盒子上的照片,是他五十岁那年拍的,穿深蓝色工装,头发剃得很短,嘴角有一点不自然的弧度。那是他少有的笑脸,还是被人催出来的。

我记得那天拍照,摄影师说,来,笑一下。他扯了扯嘴角。我妈在旁边急得不行,说你这也叫笑?他闷声闷气地回一句:“笑了。”最后照片洗出来,确实是在笑,可那笑看着像借来的,随时都能收回去。

火化炉门关上的时候,我妈突然冲过去,把手上的红绳摘下来塞了进去。那红绳她戴了二十多年,从结婚的时候就没摘过。回来的路上,她整个人像失了魂,靠在车窗上,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我坐在副驾驶,怀里抱着骨灰盒,车窗外是灰扑扑的街道。冬天的树都秃了,枝杈伸出去,像枯骨。司机把收音机声音开得很小,里面是老相声,有人捧哏,有人逗哏,可一点儿也不好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那八个字。

别动我床板下的东西。

这几天光顾着办后事,差点把这事忘了。我妈大概也忘了,她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给她说句话得说两遍,她才像回过神来似的嗯一声。

可我忘不了。

那八个字像钉子,钉在我脑子里。

丧事办完那天晚上,我妈吃了半片安眠药,很早就睡了。她睡在主卧,另一边床铺还照原样留着,枕头平平整整放着,像随时等人回来。

我躺在客厅沙发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房子不隔音,楼上冲马桶、隔壁拖椅子、外头风吹窗户,都听得一清二楚。天花板上那道细裂缝,在路灯照进来的光里像一条歪歪扭扭的线。

床板下,到底藏了什么?

我先想到的是钱,可很快又否了。我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没穷到要偷偷藏钱的份上,而且我妈管钱管得严,我爸手里从来没多少余钱。存折就更不像了,他有啥存折,工资卡都不一定摸得着几回。

我实在忍不住,干脆起身去了主卧。

没开灯,就借着窗外路灯那点光,蹲在床边往底下摸。老式木板床,底下塞了几个收纳箱,里头都是旧衣服旧被子。我一个个拖出来,扬起一层灰,呛得我差点打喷嚏,只能憋着。

摸了一圈,什么都没有。

我又趴下来,半张脸贴着地板往里看。床底很暗,只看得见灰团和几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滚进去的纸团。正准备放弃的时候,指尖碰到了个硬东西。

凉凉的,金属感很重。

我把它抠出来,拿手机一照,是一把钥匙。

比普通门钥匙小一号,锈迹斑斑,串着个塑料牌,上面印着一行已经有些褪色的红字:春熙路农贸市场储物柜。

春熙路农贸市场。

我对这名字有印象,在城东,离我家挺远,前几年就拆了,听说后来改成超市了。至于储物柜,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

我坐在地上,手里捏着钥匙,后背靠着床沿。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玻璃上,一下一下的。床上的我妈翻了个身,嘴里模模糊糊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我把钥匙揣进裤兜里,心里已经定了。

明天去一趟。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起早去楼下买了豆浆油条。

油条是现炸的,外头脆,里头软,豆浆甜得发腻。我妈坐在桌边,拿着半根油条吃了老半天,像根本咽不下去。

“你爸最爱吃这家的。”她忽然说。

我嗯了一声,低头喝豆浆。

过了一会儿,我装作随意地问:“妈,我爸以前提过春熙路农贸市场没有?”

她愣了愣,摇头:“没啊。你问这个干啥?”

“随便问问。”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人到了这种时候,有些精力像是自动没了,明明觉得哪不对,也懒得细想。

吃完饭,我说出去办点事。她只哦了一声,坐到沙发上发呆去了。

春熙路那边果然变了样。

我打车过去,司机一路都在说那边现在可热闹了,新开的超市生意好得很。到了地方一看,果然是栋三层的商业楼,门口挂着“惠民超市”的大牌子,旁边还摆着几辆卖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小推车。哪还有半点当年农贸市场的影子。

我绕着楼走了一圈,没见着储物柜。正发愁,门口一个大爷正拿拖把拖地,动作慢悠悠的。我走过去,把钥匙掏出来给他看。

“大爷,问一下,这边以前是不是有农贸市场储物柜?”

大爷拖把一停,眯着眼看了看那串塑料牌,表情一下子有点变了。

“你是谁家的人?”

我一愣:“什么谁家的人?”

“这钥匙,”他抬手点了点,“好些年没人来找了。你是存东西那人的家属吧?”

我心里咚地一下,像有人突然敲了面鼓。

“您认识这个?”

“认识说不上,”大爷把拖把靠墙,拍了拍手上的水,“当年市场拆的时候,别的柜子都清空了,就剩几个没人领。后来超市盖起来,那排柜子嫌麻烦,也没拆,给挪地下车库角落里去了。一直扔那儿,没人碰。”

他又看了看我,像是琢磨了两秒:“你要找就跟我来。”

地下车库阴得厉害。

灯坏了不少,亮着的也发青,照得墙角一片潮。空气里有股霉味,还混着汽油和灰土味。大爷在前头领路,我跟着走到最里面一个角落,那里果然靠墙摆着一排铁皮储物柜。

二十来个格子,漆早掉得差不多了,铁锈一块一块地漫开去,看着像生了病。地上积着灰,我一脚踩上去,一个鞋印清清楚楚。

大爷指了指最边上那几个:“以前没人领的,好像就这仨。你试试吧。”

我蹲下来,把钥匙往锁孔里插。第一个怎么都拧不动。第二个咔一声,锁倒是开了,门却锈死了。我抓着把手使劲一拽,柜门发出一声又闷又长的嘎吱响,总算拉开了。

一股陈旧的霉味扑出来。

柜子里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心口发紧,伸手把信封拿出来,纸有点脆了,但封口还在。撕开往下一倒,掉出来的是一沓照片。

第一张一入眼,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照片上,我爸站在树底下,年轻很多,头发乌黑,脸上居然带着很自然的笑。他旁边站着个女人,挽着他胳膊,笑得更开心,眼睛弯弯的,嘴边有酒窝。

那女人不是我妈。

我手指一下就紧了,差点把照片边角捏皱。往下翻,还是他们俩。公园里,海边,台阶上吃冰棍,寺庙门口并肩站着。每一张里,我爸都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样子。他看上去松快,鲜活,眼睛里是有光的。

照片背面有字。

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细细秀秀,一看就不是我爸的。

“1996年5月,老刘带我去爬观音阁,累得我腿发软,他还笑我。”

“1996年9月,老刘发工资,请我吃火锅,自己把毛肚全吃完了。”

“1997年春节,老刘不能陪我过年,给我买了条红围巾,说我戴着好看。”

我一张张看过去,手心开始出汗。最后一张照片背面,字换了。

是我爸的字,歪歪斜斜,笔压很重,像是写的时候用了全身力气。上面先写了日期:1998年7月14日。下面只有四个字。

永失吾爱。

我盯着那四个字,脑子里嗡地一声。

我爸。

那个在我印象里木讷、寡言、拧巴了一辈子的男人,居然也会写出这四个字。

不是喜欢,不是难过,是“永失吾爱”。

我站在阴冷的地下车库里,背后一阵阵发凉,心里却像被火烧着。那种感觉很怪,不是单纯震惊,也不是单纯生气,更多的是一种被狠狠撞了一下的陌生感。就好像你一直以为自己认识一个人,结果突然有人把他年轻时候的另一张脸掀给你看,你才知道,原来他身体里还住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我又打开旁边那个柜子。

这次里面是个玻璃罐,装得满满的,全是折起来的信。最上面那封,摊开后第一行写着:老刘,见字如面。

我爸姓刘。

这一句看得我喉咙发堵。

大爷在边上站着,没多问。他大概看出这不是能随便打听的事,只咂了咂嘴,说了句:“放了这么多年,也是有心了。”

我把照片和信全都收好,重新装回去,抱在怀里从地下车库出来。外头阳光晃眼,人来人往,老太太推着小车买菜,小孩在门口哭着要糖,烤红薯的香味飘过来,热乎乎的。

世界一点都没变。

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翻过去了。

我在超市门口坐了很久。

太阳照在头顶,晒得人发昏。我把信封抱在膝盖上,脑子里乱得很。1996年,1997年,1998年,这几年意味着什么,稍微一算就知道。那是我很小的时候,甚至有些是在我出生前。我爸曾经爱过一个人,爱得很深,深到二十多年后还把照片和信藏起来,深到临死前都惦记着。

那我妈算什么?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心里就有点堵。说实话,第一反应不是替我爸感动,而是替我妈憋屈。她跟他过了大半辈子,操心家里,操心孩子,操心柴米油盐,最后人走了,才发现他心里有个别人。

我想来想去,还是给小姑打了电话。

电话通了,她那边正打麻将,吵得很。我说小姑,我问你个事。她还笑呵呵的,说你问。我把照片上的女人大概形容了一下,还没说完,电话那头就安静了。

“小叶,”她声音一下低下来,“你看到那些东西了?”

我心一沉:“你知道?”

她没马上回,只听见她起身走远,麻将声也远了,估计是去楼道了。过了会儿,她长长叹了口气。

“你爸到最后,还是放心不下。”

我攥紧了手机:“那女的是谁?”

“叫江采芹。”小姑说,“是你爸原本想娶的人。”

我一下没接上话。

“差点就结婚了。”小姑继续说,“房子都租了,家具也订了,两边家里都见过,日子都看好了,定在1998年国庆。结果七月份出了事。”

“什么事?”

“车祸。”她说得很平静,可越平静越让人难受,“你爸骑自行车带着她,被货车刮了。你爸摔出去,只是擦伤。江采芹被卷进车轮底下,当场就不行了。”

我脑子嗡嗡地响。

“送医院的时候,你爸一路跟着跑,鞋都跑掉一只。后来在抢救室门口跪了一夜。医生出来,说的也是那句,我们尽力了。”

我闭了闭眼。

这句我刚听过。

“后来你爸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小姑声音很轻,“以前他不这样,年轻时候其实挺爱说笑的,跟谁都聊得来。那之后,他话越来越少,烟越抽越凶,整个人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你奶奶怕他这么下去废了,就张罗着给他相亲。别的人他都不见,就你妈那次,硬是被拽去了。回来以后你奶奶问成不成,他就说,随便。”

随便。

这两个字把我心口猛地拧了一下。

“后来就跟我妈结婚了?”

“结了。”小姑说,“你妈那会儿年轻,能干,也实在。我们都觉得,过日子嘛,找个这样的人也好。只是你爸心里的窟窿,不是结婚就能补上的。”

我沉默着。

小姑又说:“他每年七月十四都去梅花岭,你知道吧?”

我一愣:“梅花岭?”

“江采芹埋在那儿。他年年去,从没断过。你妈以为他回老家看亲戚,实际上不是。”

我一时间说不出话。

二十多年,每年同一天,他都去看她。风雨无阻,悄没声息。然后再回家,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过日子。

这份隐秘,重得让我有点喘不上气。

挂了电话,我坐在原地发了好一会儿愣,最后直接打车去了梅花岭。

公墓在城南一座矮山上,门口没什么人。我顺着台阶往上走,两边都是柏树,风一吹,树梢哗哗响。墓碑一排一排码得很整齐,远远看过去,像一群站着不说话的人。

我按小姑说的位置找过去,很快就看见了那块墓碑。

江采芹之墓。

生于1972年,卒于1998年。短短一行字,二十六岁。

比我现在还小。

墓碑前很干净,放着一束已经干枯的花,应该是不久前有人来过。我蹲下来,把牛皮纸袋打开,把照片一张张拿出来,压在碑前。照片上的她年轻、鲜亮,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完全不像墓碑上那个冷冷的名字。

我又抽出一封信,慢慢念。

“老刘,见字如面。今天车间放假,我去给你织毛衣了,针脚不好,你不许笑我……”

念着念着,我嗓子发紧。不是因为文字多煽情,而是那种日常太具体了。毛衣、火锅、看海、攒钱、过年,都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可正因为平常,才更像活生生的人。

我正念着,忽然察觉到有人站在不远处。

抬头一看,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穿深灰棉袄,头发花白,手里拎着个布袋。她望着我,也望着碑前那些照片,眼神一下就红了。

“你是刘建国的儿子吧?”她问。

我点头。

“我是江采芹的二姐。”她慢慢走近,“赵淑珍。”

她把布袋里的花拿出来,是一束新鲜的白菊。放下的时候,她看见我摊开的信,手轻轻抖了一下。

“他还留着啊。”她喃喃一句,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问她:“您知道我爸一直来这儿?”

“知道。”她叹了口气,“他每年都来。有时候带花,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着。坐一上午,坐到太阳偏西才走。去年没来,我还想着是不是病了,后来才听说他住院了。”

她蹲下来,动作很慢,像膝盖不太好。然后她看着墓碑,跟我讲起以前的事。

“我妹那时候在纺织厂,你爸在汽修厂,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她回家后跟我说,碰见个实在人,会修自行车,还会逗她笑。我当时还不信,后来见了才知道,你爸年轻时候跟后来真不一样,话多,眼睛里有精神,笑起来牙都露出来。”

我一下愣住了。

我根本想象不出来。

赵淑珍看我表情,大概猜到我在想什么,苦笑了下:“你没见过那时候的他。人这一辈子啊,有时候就是被一件事拦腰折断了,前半段和后半段,像两个人。”

这话说得太准,我一下就没声了。

她还说,江采芹走以后,我爸在殡仪馆哭晕过去过两回,火化那天抱着棺材不撒手,几个人都拉不动。后来她们家也明白,人没了,再拉扯谁都没用,只能各过各的。她们这些年没打扰我爸,我爸也只是悄悄来墓前坐坐,从不惊动谁。

“他不是薄情的人。”赵淑珍最后说,“就是命不好。”

我坐在墓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公墓回来,我心里已经大概有数了,但真正让我彻底明白我爸想干什么,是两天后厂里来人那一趟。

那天我刚起,厂里一个周叔和工会的小陈来家里,说我爸生前申请了一笔困难补助,已经批下来了。金额不多,九千八。

我一听这个数字,心里就咯噔一下。

因为我在梅花岭门口看过墓位价目表,双穴旧区位置差点的,差不多就是这个价。

我爸那个时间申请补助,又是七月十四前后,不可能是巧合。

他想给自己留个地方。

留在江采芹旁边。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坐在那儿,连手心都发冷。一个男人,过了二十多年,快到生命尽头了,还在偷偷给自己安排这个去处。他心里装着多重的念想,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妈那时候就坐在旁边,一开始还听得有点发懵,等我把事情串起来讲完,她半天没吭声。

我以为她会大哭,会发火,会砸东西。结果都没有。

她只是很慢地笑了一下,笑得特别疲惫。

“我就知道。”她说。

我一愣。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声音很平:“有一年我跟过他。”

我喉咙一下发紧。

“七月十四。他说回老家有事,我不信,就偷偷跟着。坐了两趟车,最后到了梅花岭。我看见他一个人进公墓,在一个墓碑前坐了一整天。我没敢走近,真没敢。”她说到这儿,眼睛开始发红,“我怕走近了,看见是个女的名字,我这辈子就过不下去了。”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原来她不是不知道。

她早就知道了,只是假装不知道。

“后来我就不跟了。”她说,“跟一次就够了。再跟,除了让自己更堵,还能有什么用?日子还得过,孩子还小,房贷还没还完,总不能不过了吧。”

这些话她说得特别平静,可正因为平静,才更难受。

有些委屈,是嚎出来的;有些委屈,是咽下去二十多年,早就变成肉里的刺了。

那天周叔他们走后,家里一下安静下来。

我把牛皮纸袋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茶几上。里面的照片、信、还有那把钥匙,全在。我妈看着那袋东西,好半天没动。

“你想怎么办?”我问她。

她没立即回答,而是过了很久才说:“烧了吧。”

我一愣:“烧了?”

“嗯。”她点头,“信和照片,别留了。留着也没人看,看了也只是闹心。至于那九千八……”她顿了顿,“给他买块墓地吧。”

我看着她:“买哪儿?”

她抬起头,眼睛很红,可声音很稳。

“梅花岭。”

我没说话。

“不是买在旁边。”她像是知道我在想什么,立刻补了一句,“我没那么大方。可也别离太远。你爸这辈子没说出口的事太多了,到那边,就让他自己去交代吧。”

我鼻子突然发酸。

有时候我真说不清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说她强势,是。你说她能忍,也是。你说她心硬,偏偏这时候又不是。她像一块经年累月在水里泡着的石头,表面硬,里头其实全是细细密密的纹路。

那天下午,我陪她去了趟河边。

老城区有条小河,不宽,冬天水面发灰,岸边有几个老人晒太阳。我们找了个风小的地方,我把牛皮纸袋里的照片和信一张张拿出来。风有点大,纸边被吹得发颤,我得用手按着。

我妈没看。

她就站在一旁,双手插在兜里,盯着河面。

我拿打火机点着第一张照片的时候,火苗先舔到边角,慢慢往里卷,照片上的人脸一点点变黑、蜷起,最后碎成灰。信纸更快,几秒钟就烧透了,蓝色字迹在火光里缩成一团。

一张,两张,三张。

烧到最后那张写着“永失吾爱”的照片时,我停了一下。

我想起我爸那只掌心写字的手,想起他在抢救室里可能曾经短暂醒来,拼着最后一点意识留下线索。那一瞬间,我竟然有点舍不得烧。

“烧吧。”我妈在旁边说,“让它们跟着风走。”

我嗯了一声,把照片也点了。

火苗窜起来时,我看见那四个字先是发亮,然后一下就黑了,卷成灰片,轻飘飘地飞起来,飞到河面上,又被风吹散。

像什么都没留下。

可其实不是。东西烧了,记忆没烧掉。一个人活过,爱过,痛过,这些事本身就不会因为几张纸没了而消失。

一个星期后,我和我妈又去了趟梅花岭。

这次不是去看江采芹,是去看墓位。公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拿着册子给我们介绍,哪排朝向好,哪块离路近,哪块便宜点。我妈一直没怎么吭声,最后指了指一块偏一点的位置。

“这儿吧。”

我顺着她手指一看,离江采芹那排不算近,隔了两道台阶,三排墓碑。真不近,但也真不远。站高一点,能望见。

工作人员问要不要双穴。

我妈沉默了一下,说:“单穴。”

说完她自己也怔了一下,接着又补了一句:“先单穴。”

这话里留了余地。

我没戳破。

回家路上,公交车晃晃悠悠。窗外一闪而过的是旧楼、菜市场、修鞋摊、卖糖葫芦的小车。我妈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攥着买墓位的单子,攥得很紧。

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开口:“你说,他跟我这些年,到底有没有过一点真心?”

这个问题她不是第一次问自己,大概在心里问了好多年了,只是今天才问出来。

我想了想,说:“有。”

她转头看我:“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要是没有,就不会一辈子由着你唠叨,不会半夜背你去医院,不会攒钱给你换洗衣机,不会逢年过节记得给你买你爱吃的酱鸭。”我看着前面晃动的扶手杆,声音也不大,“人心不是只能装一个人的。可能对一个是忘不了,对另一个是离不开。都是真的,只是不一样。”

我妈听完,没再说话。

她把头转回窗外,过了会儿,我看见她抬手擦了擦眼角。

我爸下葬那天,天阴着,像随时要下雨。

墓地那边很静,除了风声和纸钱烧起来的噼啪声,几乎听不见别的。来送的人还是那些,亲戚不多,同事几个。仪式简单得很,毕竟人已经火化过了,剩下就是安放和告别。

我把骨灰盒放进去的时候,手有点抖。

那一小块地方,就是一个人最后的归宿。想想真奇怪,活着的时候要房子、要工作、要面子、要体面,到头来,落脚的地方不过这么大。

我妈站在旁边,没哭,只是脸色发白。等仪式结束,人慢慢散了,她却没急着走,而是朝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先去外头等。

我没走远,就站在几步外。

她一个人站在墓碑前,低着头,不知道说了什么,声音很轻,风一吹就散了。最后她从兜里掏出个东西,轻轻放在碑前。

等她过来,我去看了一眼。

是一颗水果糖,橘子味的。

我愣了愣,忽然想起来,我爸以前总爱在兜里揣两颗糖。不是给自己吃,是有时候顺手塞给我妈,说你老喊头晕,嘴里含一个。她嘴上嫌他土,说多大人了还吃糖,手却每次都接。

那颗糖躺在碑前,亮亮的,像个小小的句号。

后来有段时间,我总会梦见我爸。梦里他不是临终前那副病恹恹的样子,而是照片里的年轻模样,骑着自行车,风把衣角吹起来,车后座好像坐着个人,又好像没人。我每次想看清,梦就醒了。

醒了以后,我躺在床上发呆,经常会想,人这一辈子到底算什么呢。

是那个没有走成的夏天,还是后来挨过的几十年冬天?

是没得到的最难忘,还是得到后日复一日的陪伴更重?

有时候我觉得是前者,因为它痛得深,扎得狠,能让人惦记一辈子。可有时候我又觉得是后者,因为真正把你从年轻熬到老的,不是轰轰烈烈那一下,而是每天早晨那碗粥,换季那床被子,吵完架还得一起去菜市场买萝卜。

我爸这一生,大概就是被这两样东西拉扯着过来的。

一头是江采芹,是他二十多岁时最鲜亮、最热的一段心事,是来不及开花结果就戛然而止的念想。另一头是我妈,是他后半辈子实打实一起过日子的人,是吵吵闹闹、鸡毛蒜皮,但一天也没真正离开的伴。

他谁都没辜负干净,也谁都没成全彻底。

人这一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圆满才是常态。

清明那天,我陪我妈去扫墓。

给我爸带了花,也给江采芹那边带了一束。还是黄白两色的菊花。我妈没说什么,只是在经过那边的时候,脚步停了一下,冲那块墓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

往回走的台阶很长,风从山上吹下来,带着泥土和草叶的味道。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妈忽然说:“你爸要是年轻时候没出那事,可能不是现在这个脾气。”

我嗯了一声。

“那我也未必会嫁给他。”她又说。

我笑了笑:“那就没我了。”

她也笑了,鼻子却有点红:“那倒是。”

我们慢慢往下走,谁都没再说话。

山门口有个小摊,卖纸钱、香烛、矿泉水,还有糖。我妈走过去,看了两眼,又买了两颗橘子味水果糖,塞给我一颗,自己留一颗。

“干啥?”我问。

“含着吧。”她说,“风大,嗓子干。”

我把糖纸剥开,糖塞进嘴里,酸酸甜甜的,带点小时候那种廉价的香精味。可不知道为什么,含着含着,我眼眶忽然就热了。

风从山上吹下来,吹得树叶哗啦啦响,像谁在远处轻轻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