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有了清晰记忆，大概还记得当年的公益广告：它们让人觉得，美国几乎每个社区都潜伏着危险人物。美国医学会曾发布过一则颇具代表性的“提防陌生人”公益广告。
画外音是一位母亲般温和的女声：“你教过孩子要有礼貌、要友善。但你有没有教过他们，什么时候不该这样做？”随后，一个看起来就像“典型儿童掠夺者”的男人，开着一辆破旧可疑的轿车停下，试图绑架一个正在上学路上的小女孩。
广告声称，前一年有50000名儿童失踪。但这个数字极具误导性：这些失踪儿童中，几乎全部都是离家出走，而不是被陌生人绑架。1979年的伊坦·帕茨案和1981年的亚当·沃尔什案等几起儿童绑架和谋杀案件，让整个国家陷入紧张不安。这类广告的初衷，是提高公众警觉，避免其他孩子遭遇同样可怕的命运。
一些治疗师当时就警告，夸大和放大绑架数据会带来严重后果。一位心理学家对《洛杉矶时报》表示：“这也在让孩子变得偏执。健康的尊重与谨慎，和现在这种状态之间，是有区别的。现在已经不健康了。”
我看到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生活调查中心”一组名为《隔壁的陌生人》的新数据时，就想起了这些广告，也想起了几十年前那句提醒。
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各年龄段美国人每周至少和邻居交谈几次的比例都在下降，其中18岁至29岁人群下降得尤其明显。这一年龄段中的许多年轻人，正是20世纪80年代初那些儿童和青少年的下一代。此外，在所有年龄段的受访者中，只有49%的人“愿意在紧急情况下把孩子交给邻居照看几个小时”。
社交媒体又进一步放大了许多发生在儿童身上的可怕事件，也放大了不少实际上从未发生过的虚假说法。2023年，记者梅琳达·温纳·莫耶指出，电视网络仍在传播有关儿童失踪和“陌生人危险”的误导性统计数据，这一点和1985年并无二致。
一个令人难过、但有必要反复强调的现实是：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大多数暴力和身体暴力，施害者并不是陌生人，而是他们自己家庭中的成员，或亲密伴侣。像校园枪击这样的悲剧，确实始终压在家长心头，我自己也不例外。
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也的确比其他同类国家更严重。但总体而言，美国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更安全。真正明显恶化的一个场域，是网络空间，儿童受害问题在那里显著增加。
我们给孩子的现实行动自由，却长期被大幅压缩，或者被一再推迟。这并不是什么新趋势。早在2014年，我就写过“越来越短的牵引绳”——也就是孩子在年幼时拥有的独立性，远远少于他们父母当年。
而另一项来自保守派研究机构“家庭研究所”的新调查显示，孩子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多少自主权，但在上网这件事上，却大多被给予了近乎不受限制的进入权限。
这项调查中的几个结果让我很震惊：大约60%的17岁青少年不被允许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离开自己所在社区；超过60%的家长表示，“8岁到12岁的孩子应该比现在受到更多监管”。我很难想象，这些孩子在已经被严密看管的情况下，还能怎样被进一步加强监管。同一项调查还显示，只有25%的12岁孩子被允许独自离开自己所在街道。
我并不是想淡化家长的恐惧。这种恐惧是真实的，有时也确有根据。这里面有明显的阶层因素。按照“家庭研究所”的调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长似乎更愿意让孩子自由活动，可能是因为他们所在的社区更安全。
而在是否信任邻居这件事上，同样也有阶层差异：更富有的人，对周围居民的观感通常更积极。但我也认为，这些调查中呈现出的某些谨慎，并不完全来自对现实风险的判断，也来自家长的一种担忧：如果他们给了孩子更多自主空间，就会被其他成年人乃至整个社会视为“不负责任”。
如果你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哪怕只是潜意识层面——认为每一扇车门后面都可能藏着坏人，那么“好家长”当然不会让孩子独自上街。早在2014年，就有一位家长这样对我说：“很遗憾，我发现自己是在按照报纸头条的逻辑养孩子。
如果因为我做出的某个育儿选择出了事，报纸会怎么写？这让我比自己希望的更保守。”而今天，这种冲动只会更强，因为任何被视为育儿失误的行为，都可能在社交媒体上被反复传播。
青少年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之所以在社交上举步维艰，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教会了他们，对陌生人先做最坏的设想。斯坦福大学教授、斯坦福社会神经科学实验室首席研究员贾米尔·扎基，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一种“温和形式的犬儒主义”。
扎基在谈到Z世代彼此难以建立连接时，对斯坦福的一家刊物表示：“人们低估了他人的温暖、开放、友善和可信赖程度。我们在抽象地谈论‘人们’是什么样时，往往会对彼此做出悲观判断；可一旦真正和有血有肉的人打交道，这种情况就没那么严重了。”
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更擅长与人交往，就需要减少对那些“和陌生人说话可能遭遇什么坏事”的反复强调。因为如今，太多糟糕的事情，似乎正在孩子的内心世界里发生。也许真正的解药，是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更多去亲身接触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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