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深圳APEC峰会尚未开幕，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已公开表示将“全力促成”中日领导人会晤。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在苏州APEC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希望中方取消出口管制。自2025年12月起，中国对日本的镓、重稀土等关键矿产出口已基本暂停四个月，日本高端制造业生产线陆续出现运转障碍。日本政府持续加快修宪与扩军步伐。至今年5月，高市早苗政府表达了出席深圳APEC并举行中日会晤的意愿。那么，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日本在推进军事扩张的同时，能否继续依赖中国的关键原料供应？高市早苗试图通过深圳会晤达成什么目标？
日本当前最紧迫的供应缺口是什么？并非半导体或工业技术，而在于最基础的金属镓与稀土原料。这一问题源于日本产业界长期存在的认知盲区。过去数十年，日本企业将主要资源投入制造工艺改进、精密加工能力提升以及质量管理体系完善。业界普遍假定，只要掌握生产方法，原料来源只是一个可通过市场采购解决的技术问题。中方的出口管制表明：没有上游原料供应，下游所有技术能力均无法转化为实际产品。金属镓是生产氮化镓半导体衬底的基础材料，缺乏该原料，日本在5G通信、雷达等领域的芯片制造能力将陷入停滞。稀土元素中的镝和铽是制造高性能永磁电机不可替代的添加剂，从民用混合动力汽车到军用制导系统均依赖此类材料。这些基础原料供应被切断时，日本产业界才认识到其所谓的制造优势建立在高度脆弱的供应基础之上。
当然，日本长期推进了供应链多元化，但为何未能缓解当前困境？这在于时间差与规模差。日本政府过去十余年在供应链多元化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包括向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注资、在法国推进稀土分离项目、与哈萨克斯坦签订镓供应合同等。这些举措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低估了重建完整工业链所需的时间。矿业开采、精炼提纯、金属冶炼属于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领域，无法通过短期投入迅速形成有效产能。莱纳斯公司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镝和镓合计产量，尚不及日本过去单月从中国进口量的零头；美国与欧洲若要新建完整的稀土精炼产能，通常需要五至十年时间。在这一空窗期内，日本所有替代方案均难以满足其庞大的工业需求，供应链多元化的目标无法在短期内实现。
至于日本制造业繁荣所依赖的基础条件存在什么缺陷？它表现在产业分工上。日本制造业的优势集中在集成环节，即将从多个来源获取的零部件和材料，通过精密工艺整合为最终产品。这种模式在全球化顺畅运行的环境中具有较高效率，使日本能够专注于设计与组装等高附加值环节。一旦供应链因外部因素出现中断，该模式中原料供应高度依赖外部的弱点便会暴露。日本将原料获取这一上游环节主要委托给其他国家，自身专注于制造这一中游环节。中方的管制措施针对的正是这一弱点。这种管制方式表明，中方对日本产业结构的弱点有清晰认知。日方所指控的“经济胁迫”，反映了其在这一供应关系中的被动地位。
日本在军事领域加速扩张与其关键原料供应受阻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东京扩军行动的共同目标是使日本从“专守防卫”转向具备进攻能力的军事力量。完成这一转变需要大量高性能军用材料。现实情况是，大部分此类材料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也就是说，日本正在推进的军事扩张计划，其物质基础掌握在被其视为“安全关切”对象的国家手中。
那么，中方的反制措施在实际生产上产生了哪些效果？这需要关注具体企业的生产状况。2月下旬，中方追加40家日本军工企业至管控名单。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航空宇宙等龙头企业被禁止获得任何关键两用物项。名单发布当日，三菱重工等三家大型企业股价跌幅在3%至5%之间。资本市场对这一措施的反应表明，投资者已经预见到生产中断的风险。随后，生产层面的影响开始显现。三菱重工负责的新型战机零部件研发项目，因稀土永磁材料供应中断，关键生产线被迫停机。川崎重工原定的军工升级计划被迫中止。上述案例说明，中方的反制措施直接作用于日本军工产业的实际生产环节。一国连自身的军工生产所需原料都无法保障时，其军事扩张计划便失去了最基本的物质支撑。
日本出现这种情况，是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什么错误？这触及日本近二十年战略选择的主要缺陷。日本的战略意图是利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为本国的军事力量扩张创造条件。东京在政治上紧跟美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从而获得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来推进“再军事化”议程。这一战略忽略了美国可以提供安全保障，可以提供武器装备成品，但无法为日本的整个工业生产体系提供原料。日本在军事领域不断采取行动时，它必须面对后果：中国作为全球关键矿产的最大供应方，有权决定是否继续为日本的军事工业提供原料。日本犯下的根本错误在于，高估了美日同盟对其工业命脉的保护能力，低估了供应链中断给自身带来的实际损失。试图在安全领域与美国同步行动，同时在经济领域维持与中国的高水平贸易，东京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高市早苗政府为何急于寻求这次会晤？这在于日本国内经济压力向政治层面的延伸。2026年第一季度里，日本企业倒闭数量上升，日元持续贬值，制造业订单下降。普通企业的诉求集中在维持生产、获取订单、保障就业等方面。中方对关键原料的出口管制导致信越化学、爱信工业等龙头企业生产受阻时，这种压力沿着产业链向下游的中小企业扩散，最终表现为日本失业和企业倒闭风险上升。日本经济界原计划由三大经济团体集体访华，这一交流机制几十年来被视为中日经贸关系的稳定渠道，但因政治关系紧张而被推迟。企业界的利益因政府政策选择而受损时，会通过多种渠道向政府施压。高市早苗需要一个展示“缓和关系”姿态的机会来回应国内经济界的诉求，而出席深圳APEC并寻求一场双边会晤，是成本较低且见效较快的选项。
但是，高市早苗以何种身份、持何种立场前来，才具备对话基础？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答辩中公开将“台湾地区有事”与所谓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挂钩，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这一表态超出了中日关系长期维持的界限。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历届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维持了一定程度的模糊与克制，而高市早苗的表态打破了这种“默契”。中方不会接受一个在中国核心利益上持上述立场的人以“正常对话”的名义来访。在深圳会晤之前，高市早苗需要跨越的障碍是正视并纠正该次涉台错误表态。任何试图绕过这一前提、直接进行工作层面接触的做法，都是对中方原则底线的试探。金杉宪治所谓“中国认定日本走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只是单方面看法”的表述，非但没有为对话创造条件，反而表明日方仍未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
那高市内阁对这次深圳APEC抱有怎样的期待？这种期待是否现实？高市内阁的主要判断是：中国作为APEC东道主，希望维持会议期间的和谐气氛，因此可能出于维持会议顺利进行的考虑为日方提供某种外交便利。日方期望，即便不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调整，只要表现出“愿意对话”的姿态，中方就可能同意一次礼节性会晤。这一期待建立在对东道主责任的错误理解之上。东道主有责任维持会议的正常运行，但没有义务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日方代表参加APEC多边会议，按多边会议程序接待即可。如果日方期望的是超出多边会议范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双边会晤，则必须首先解决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的根源问题。中国海关2026年4月的数据显示，当月稀土磁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94.8%，表明中国的供应能力未受影响。但日方若希望恢复原料供应，必须证明最终用途不涉及军事红线；若希望实现关系回暖，必须首先收回涉台错误言论。
中方的立场一贯、明确：在台海问题上不存在模糊地带；针对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中国不会坐视不理；在供应链安全领域，不会因为日方主张“自由贸易”就放行涉及军工用途的原料出口。中日关系并没有走到不可挽回的终点，而是日本以往那种多目标并行的策略已无法继续维持。
中日之间几十年的经贸关系为日本带来了持续的发展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可以在安全领域获得任意突破的通行权。高市早苗政府希望在深圳举行会晤，这一意愿本身并不构成问题。但会晤能否实现，取决于前提条件。深圳不会成为日方寻求外交便利的地方，而是检验日方纠错诚意的场合。没有真正的纠错行动，仅希望借助东道主身份取得便利，日本这条路无法走通。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红线没有谈判余地。日本想谈，先退回去；不退，则僵局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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