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8日，一个消失了近一个月的账号在社交媒体上重新亮了起来。发帖人用近乎颤抖的语气写下了一长串文字，大意是承认自己已经离开香港。他坦言自己不会为了那个口号去死，还在文末呼吁其他同伙在英美公布所谓“逃走方案”时抓紧机会选择离开。这条帖子发出去之后，评论区炸了。有人骂他虚伪，有人嘲笑他跑得比谁都快。发帖的人叫陈家驹，在一个多月前，他还在香港的街头慷慨激昂地喊着“以死相搏”。一个月之后，他已经隔着欧亚大陆，躲在某个角落里，隔着屏幕给他的同伙们指“活路”。
香港荔景一带的公屋，楼道里常年飘着油烟味和洗衣粉的气味。陈家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他出生于1990年，父母都是底层劳动者，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香港房价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像陈家这样的家庭根本摸不到私楼的边。住在公屋里，每个月为几个铜板吵得不可开交是家常便饭。可偏是这样捉襟见肘的日子，陈家父母居然还留出了大把精力来关心政治。他们对1997年香港回归这桩事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抵触，逢人便念叨——英国人走了，好日子也就跟着走了。
1997年7月1日，香港会展中心灯火通明，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世界的华人在电视机前热泪盈眶。而在陈家驹家里，七岁的他看到的是父亲放下碗筷坐在角落发呆，母亲转身走进卧室，把门关得死死的。小小的孩子还不懂什么叫主权移交，但他能读懂的，是家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压抑气味。父亲偶尔会在客厅摊开一张旧报纸，指着上面英国米字旗的照片叹口气。这一口气叹下去，在陈家驹心里种下了一根刺。
紧接着的亚洲金融风暴，几乎摧毁了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金融大鳄狙击港元，股市暴跌，楼市雪崩。陈家驹的父亲丢了工作，母亲也失了业。原本就不牢固的家庭关系彻底断裂，两个人离了婚。母亲走得干净利落，头也没回。还在上学的陈家驹被一把推给了父亲。从此，他的童年里少了一个成天念叨英国好的母亲，多了一个沉默寡言、逢人便叹气说“日子没法过了”的父亲。
初中毕业，陈家驹辍学了。
没有学历，在香港这个地界上意味着什么，不用说也知道。洗碗、扛货、送外卖、叠货、打杂——他什么都干过。但他脑子不笨，甚至可以说很灵光。他靠着攒钱买来的盗版光碟和网上搜罗来的免费资源，自学了心理学课程。他在超市的货架前搬货，脑子里却在琢磨吵架的情侣用了什么心理防御机制。这股子钻研的劲头要是端端正正用在正道上，他就算发不了大财，在香港立住脚跟绝不算难事。可命运偏偏不肯给他那个机会——或者说，他自己亲手把所有机会都赶跑了。
14岁那年，他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叫“我是香港人连线”的网站。在那些论坛里，他发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事实：只要在网上骂政府、攻击“一国两制”，围观的人就像苍蝇闻着了腥味一样聚过来。那些年他自学的心理学知识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他知道怎么精准地拨动公众情绪里最敏感的那根弦。屏幕上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次转发，都像一针兴奋剂，扎得他整个人飘飘然的。在现实生活中连房租都交不起的人，在网络上找到了上帝视角般的快感。
2013年，香港电视不获免费牌照的消息传出后，陈家驹觉得香港“开始不对劲了”。他一个人推开了香港公民党总部的大门。穿的是洗得发白的外套，口袋里连入会费都没带够。他被分配到了新界西支部，协助一位区议员做地区工作。摆街站、帮居民解决漏水问题、调解邻里噪音、逢年过节派送洗衣液和月饼。他在街头蹲了一年不到就烦透了，私下跟人抱怨说“搞联谊、派月饼，居民根本不认识你，遑论会听你讲什么民主理念”。
他想成名的野心太大，大到在这条按部就班的轨道上根本装不下。
2014年非法“占中”爆发。陈家驹眼里的公民党在“占中”中表现得太温和、太婆婆妈妈了。2015年初，他退出了公民党。同一年，他先后加入了“本土民主前线”和“青年新政”这两个激进组织，还在网上成立了一个叫“我们是未来”的计划，号称要帮助“港独”分子参选进区议会，渗透到政治中枢里去。
2015年区议会选举，陈家驹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空降天水围颂华选区。他信心满满地以为自己的那套口号能撼动传统选民。结果他的得票是965张，民建联对手黄炜铃拿下了1775张，将近一倍的票差。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市民不爱听他那些激情四射的话，偏要去选什么建制派。他不反省自己那套生搬硬套的理论不接地气，反而认为香港市民“被洗脑太深”。
2016年“旺角暴乱”爆发。陈家驹站在旁观者的席位上，眼睛里泛着奇异的光。后来他在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亲口说，正是旺角暴乱让他觉得“真係要諗吓‘香港独立’的前途”。暴乱过后，他开始频繁穿梭于各个“港独”头目之间。2018年3月，他把内心的魔鬼彻底放了出来——成立了“学生独立联盟”。这名字听着唬人，好像学界精锐都投靠了他，实际上不过是在“连登”论坛上广发帖子、招兵买马的在线串烧。
2018年5月，立法会举行国歌法本地立法公听会。陈家驹穿了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上，带着一个装成熟的小公文包。轮到他发言时，他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举起一面旗——是那面英国殖民时期的港英旗——声嘶力竭地高喊“香港独立，以死相搏”。声浪盖过了麦克风，旗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安保人员已经从两侧围了上来，像拧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样把他整个人架住，拖离了会场。他被推搡出门的时候，脚上的皮鞋在门槛上颠了一下，差点崴了，嘴里的口号却一刻也没停。那一刻，他大约觉得自己像个舍生取义的烈士。
2019年6月9日。香港。一批人在街头发动暴乱，陈家驹位列其中。
集会结束之后，他涉嫌煽动现场激进分子在湾仔一带堵路，并于次日凌晨被警方拘捕。他第一次以被告的身份被关进了审讯室，罪名是非法集结。但法官给了他一个宽大处理——准许保释外出，条件是每周要到秀茂坪警署报到一次，直到7月17日再次开庭审理。控方曾要求法庭禁止被告离境，被法官拒绝。
出了法庭的陈家驹，一脸乖顺地点着头。可他这点头里面藏着一股阴狠。保释期间，他没有消停过一天。他找到了一个叫何泳彤的女人。何泳彤是香港人，当时正在台湾文化大学读书，在校园里大兴“港独”“台独”活动，煽动仇恨大陆学生。陈家驹是在2019年6月中旬窜台期间认识她的，两人打得火热，他迅速甩掉了前女友，和新欢黏在了一起。他们还一起在台湾建了一个所谓的“香港在台学生组织”，专门鼓动在香港的年轻学子“走出去看看”。
那年6月中旬，陈家驹带着何泳彤和其他几个人飞到台湾，与岛内一些“台独”势力见面。他落地桃园机场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租车、不是找旅馆，而是狂奔到机场找换店，把一大叠千元外币现钞急急兑换成港币。机场找换店的汇率明显比市区低很多，他竟来不及计较，把钱一股脑儿塞进背包里，又火速赶回了香港参与包围警察总部活动。
在别人的棋盘上，他只是一个卒子。从台湾到日本大阪，他曾跟随陈浩天等人飞赴日本，在G20峰会前夕配合几名日本政客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全程他攥着一面“龙狮旗”站在陈浩天身后，沉默不语。对野心家来说，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惩罚，莫过于让他做别人的背景板。而陈家驹最想得到的，恰恰就是那个站到最前面去的位置。
真正把陈家驹吓破胆的，不是警察，不是法庭，而是一纸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2020年5月，“港区国安法”正在酝酿立法的消息不胫而走。陈家驹坐在香港某个出租屋的小桌旁，用手指敲着手机屏幕翻看新闻，心里一阵阵发紧。他那颗不算笨的脑子大概算得清楚：之前涉嫌的非法集结，最高判五年。可“国安法”一旦落地，针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最高刑罚将是十年以上乃至无期徒刑。
他想到的第一条“活路”是逃往台湾。他四处找人搭线，主动联系那些早已潜逃至台湾的同党。然而一条奇怪的消息让他懵住了——台湾那边的人回复他，觉得他“罪名太轻”，不值得庇护。罪名太轻——这几个字像冰锥子一样戳破了陈家驹的美梦。台独势力只对那些“分量”更重的乱港分子抛橄榄枝，像他这种连一场像样的胜仗都没打过的“小角色”，在人家眼里连投奔的价值都没有。台独行不通，那就换个方向。他在脸书上装得镇定自若，说这是“为了更大格局的事业而暂时离开”。
6月4日。本该是陈家驹到秀茂坪警署报到的日子，可他压根儿没去。同一天中午，他出现在香港国际机场候机大厅。身边跟着的是何泳彤。两人登上了荷兰皇家航空KL888航班，目的地阿姆斯特丹。他不敢多看一眼航站楼外飘扬的五星红旗。飞机起飞，飞越欧亚大陆，他在荷兰短暂停留后转往英国。
到了英国境内，他大松了一口气。在社交媒体上，他以胜利者自居，得意洋洋地发帖炫耀自己的所谓“远见”。一边躲过法律制裁，一边还不忘朝香港隔空喊话。发帖时那种自我麻醉的畅快，同他几年前在网上得到的疯转点赞相比，大概更心满意足了几分。他笃信自己安全了。他幻想着到了英国之后，那里的人会把他当座上宾——毕竟他曾为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声嘶力竭地摇旗呐喊过。
可他的算盘又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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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是他的家。英国政府也不是那些在网上拼命点赞的狂热粉丝。
他拿着旅游签进了英国国境。等到签证快到期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麻烦大了。人家英国移民局压根儿就没正眼瞧过他，更别谈什么“政治庇护”。官方回话永远冷冰冰的——欢迎走普通移民程序，符合条件就批，不符合就拒。他那套在香港街头练出来的政治表演，在这儿不作通行证。
没钱。没工作。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他在香港给学生们讲大道理的学费，拿到英国去换来的是一张又一张催他补缴生活费的账单。他能依靠的，仅剩下几个收留他的朋友偶尔施舍的一两顿饭。这样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2020年11月27日，一个曾经梳着油头、戴着金丝眼镜的“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在社交媒体上放低姿态发了一条凄惨兮兮的“筹款帖”。他声称自己的旅游签证将在12月5日到期，没有多余的资金支付LOTR（酌情入境）的医疗费和申请费，恳求网友施以援手，众筹2500英镑。然而细心的人发现，他在贴文下附上的众筹网站链接里，要求的筹款额却高达4.5万英镑。每次搞众筹放的都是同一条链接，名目却不一样——上个月他号召支持者加入所谓“游说团队”，要求英国“重新管治”香港，用的也是这条链接。
这条充满悲剧色彩的帖子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枯井，连点水花都少得可怜。一个多月过去了，他最终只筹到了4074英镑。好几份“热心”捐款甚至夹带着嘲讽，捐款人一边痛快地转账个几块钱，一边打下“英国游学开心吗”之类的问题。他以为自己是个颠沛流离的殉道者，可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他不过是一个披着绅士外衣、躲在屏幕后面低三下四乞讨的政治乞丐。
更让他崩溃的是，那个他曾日思夜想的BNO签证放宽案，也在2021年被英国下议院彻底否决。英国移民政务次官福斯特在辩论中冷冷回应：1997年后出生的港人可以通过学生签证或工作假期签证前往英国，每年还有1000个工作假期名额，足以够用。英国政府代表那番中规中矩的官腔，等于一巴掌扇在了陈家驹所有的幻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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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他在英国活成了一个笑话。
他搞的那个所谓“Project Hong Kong”海外公社计划，被越来越多的人看穿了。一些曾经和他相近的乱港分子团体开始嫌弃他吃相难看，认为那不过是一副敛财的皮囊，暗地里筹来的钱去向不明，大部分被他私吞。陈家驹再也无法否认这些风言风语——他太缺钱了。每月房租、签证申请费、低廉的求生成本，压迫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到了2023年，香港警方发布了对包括一批“港独”分子的通缉令。虽然他暂时未被列入首批名单，可那些有限的所谓朋友也开始刻意疏远他，生怕被他牵连。他的社交账号上，曾经追随他的那些点赞和转发早已蒸发得无影无踪。他想依托一纸众筹帖把生活拉回正常轨道，众人却早已把戏码看穿，把钱袋子捂得紧紧的。
他租住在一间月租极廉价的地下室里。天花板生着霉斑，有蟑螂爬过地毯。楼下是一片无人管理的垃圾堆。但他出门时却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穿着那套从香港带过来的旧西装穿过伦敦阴冷的小巷，走路时还习惯性整一整金丝眼镜架。他的社交账号显示出一种刻意的分裂——一边在大街上拍欧式建筑的优雅外观，配上“这就是自由的风景”，另一边回到十几平方米的暗无天日的房间，坐到二手电脑前看风向、筹小钱、删差评。
他穷得甚至不敢磨损那双唯一的皮鞋。
2018年立法会公听会上，安保人员将他拖离会场时，他的皮鞋在门槛上磨出了痕迹。差不多四年之后，英国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他弯腰系着同一双皮鞋的鞋带，整个人半跪在地面上。从公听会上高喊“以死相搏”，到异国网上低头乞讨，短短几年，那些浮夸的口号碎成了一摊狼藉。
他没能理解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只有当棋子还有利用价值时才会被摆上阵。一旦棋子失去了效用，就会被迅速地、毫不留情地扫进桌底。他以为只要背叛自己的国家，就能从西方那里换到丰厚的回报。他不知道的是，在英国议员眼中，像他这种身在异国还频繁在网上搞政治营销的人，不叫“盟友”，叫“麻烦”。
去国离乡三载余，英国没有给他庇护，给了他一个地下室、一沓催款单和一个永远不可能还清的众筹页面。他用亲身经历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背叛国家的人，到头来连被利用的价值都会失去。那片异国的风，吹不散他年少时父母种下的虚妄残梦，只会把残梦吹成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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