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七月的黎明来得很早。

凌晨四点半,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准备最后看一眼这个住了四年的公寓。

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

艾玛冲出来,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肿,还穿着睡衣。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力道大得让我疼。

"你的行李箱。"她的声音在颤抖,"我昨晚往里面放了东西。"

"现在就打开,看完再走。"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平时冷静得像北海的蓝眼睛,此刻涌动着我从未见过的情绪。

行李箱的拉链在我手下慢慢打开。

当我看到里面那样东西时,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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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二月的柏林,雪下得没完没了。

我在泰格尔机场的星巴克已经待了整整五天。

每天只敢点一杯最便宜的美式咖啡,然后坐到打烊。

钱包里还剩一百六十欧元。

这点钱,在柏林连两周的青旅都住不起。

我叫方宇,二十四岁,柏林工业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

家里是小县城的,父母开了个小卖部,为了供我出国,把房子都抵押了。

来之前,我以为拿到录取通知书就是最难的部分。

到了才发现,活下去才是。

学生宿舍要排队,至少等半年。

校外租房贵得离谱,一个十平米的单间,月租都要六百欧起步。

我在各种论坛发帖找室友,但大多数人看到我只能付三百欧的预算,连回复都懒得回。

第五天晚上,星巴克准备打烊。

店员是个土耳其裔的大哥,已经认识我了。

他走过来,用德语小声说:"兄弟,你不能总在这儿待着,经理要投诉了。"

我点点头,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封新邮件。

发件人:E.Schmidt

标题:关于合租

我的手都在发抖。

三天前,我在柏林工业大学的校内论坛看到一则招租帖子,标题很奇怪——《寻找能做中餐的室友》。

帖子内容很简洁:两室一厅,次卧出租,月租三百五十欧,包水电暖气。

唯一的要求是:每周至少做五顿晚餐。

我当时就发了申请邮件,还附上了自己在国内给同学做饭的照片。

但等了三天都没回音,我以为对方已经找到人了。

现在,回复来了。

邮件内容很简短:

"明天下午两点,来看房。地址:柏林米特区,奥拉宁堡大街47号,6楼,602室。不要迟到。"

我盯着那行字,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走出星巴克,雪还在下。

柏林的二月,冷得刺骨。

但我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点温度。

第二天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我就站在奥拉宁堡大街47号楼下了。

这是一栋典型的柏林老式公寓楼,红砖外墙,黑色的铁艺阳台,一楼是一家土耳其烤肉店。

我拖着行李箱走进楼道,没有电梯,只能爬楼梯。

行李箱在楼梯上发出咚咚的响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荡。

爬到六楼的时候,我已经气喘吁吁。

602室的门是墨绿色的,门框上钉着一个小铜牌,刻着:Schmidt。

我整理了一下被雪打湿的外套,按响了门铃。

门铃声响了三次,门才慢慢打开。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

她看起来二十六七岁,一米七左右的身高,金色的头发在脑后扎成简单的马尾。

她穿着一件黑色高领毛衣和灰色运动裤,脚上是一双白色袜子。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眼神。

那是一种很冷的眼神,蓝色的瞳孔像结了冰的湖面,看着我的时候没有任何温度。

"林宇?"她用德语问,声音很平,没有起伏。

"是方宇。"我纠正她,也用德语回答。

她愣了一下,眉头微微皱起:"抱歉,我记错了。"

然后她侧身让开门:"进来吧。"

我拖着行李箱走进公寓。

这是一个七十平米左右的两室一厅,采光很好。

客厅不大,但布置得很简洁——一张灰色的布艺沙发,一个矮茶几,墙边靠着一个大书柜,上面塞满了各种书籍。

我扫了一眼,大部分是德文书,但也有不少英文书,还有几本中文书——《活着》《平凡的世界》《白夜行》。

窗户很大,能看到对面的公园。

"两室一厅,我住主卧,次卧给你。"她开始简洁地介绍,语速很快,"卫生间和厨房共用。我平时很安静,希望你也是。"

她带我看了次卧。

房间大约十平米,有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小书桌。

家具都很旧,但收拾得很干净。

"月租三百五十欧,每月五号之前交。"她继续说,"水电暖气包含在内。作为交换,你每周要做五顿晚餐,周一到周五。周末我自己解决。"

我连忙点头:"没问题。"

她看了我一眼:"你真的会做中餐?"

"会的。"我有些紧张,"我从小就帮家里做饭。"

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转身走向客厅,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合同。

"签吧。"

我接过合同,快速浏览了一遍。

内容很简单,主要是租金、租期、双方的义务。

有一条特别注明:租客需保证每周一到周五提供晚餐,食材费用由房东承担,每周预算一百欧元。

我在合同底部签上了名字。

她也签了字,然后递给我一把钥匙。

"今天就可以搬进来。"她说完,就准备回自己房间。

"等等。"我叫住她,"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

"艾玛。"她用德语说,然后用生硬的中文补充,"艾玛·施密特。"

"你的中文说得不错。"我有些惊讶。

"我在柏林自由大学教中文。"她平淡地说,"助教。"

说完,她转身回了房间,关上了门。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手中的钥匙。

这个叫艾玛的女人,看起来冷漠而疏离。

但至少,我终于有地方住了。

窗外,雪又开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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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来后,我才发现艾玛是个极度安静的人。

不是那种刻意保持安静,而是她本身就像不存在一样。

每天早上七点,她会准时出门。

我能听到她关门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谁。

然后整个白天,公寓里就只剩我一个人。

我通常八点起床,洗漱完去学校上课。

下午四点左右回来,开始准备晚餐。

第一天做饭时,我很紧张。

我不知道她的口味,不知道她能不能吃辣,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忌口。

于是我选择了最保险的菜式——西红柿炒鸡蛋、清炒白菜、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

做好后,我把菜端上餐桌,在桌上留了张便签:菜在桌上,微波炉热一下就可以吃。

然后我回到自己房间,开始写作业。

晚上八点半,我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我悄悄打开房门一条缝,看到艾玛走进来,脱掉外套挂在衣架上。

她走到餐桌前,看了一眼桌上的菜,又看了看那张便签。

然后她坐下来,开始吃。

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吃得很快,十五分钟就吃完了。

然后她把碗筷洗干净,回到自己房间,关上了门。

我走出房间,看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碗筷,松了一口气。

至少,她吃了。

接下来的一周,每天都是这样的模式。

我做饭,她回来吃饭,然后各自回房间。

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唯一的联系,是她每周日会在冰箱上贴一张便签,写着下周的菜钱金额——一百欧元。

我会在周一早上去附近的亚洲超市采购食材。

柏林有好几家亚洲超市,我选的这家叫"东方商店",老板是个温州人。

"小伙子,新来的?"第一次去的时候,老板就认出我是学生。

"是的,刚来一个月。"

"住哪儿?"

"米特区,合租。"

"哦,那不错。"老板笑了笑,"需要什么尽管说。"

我买了一周的食材——鸡肉、猪肉、豆腐、各种蔬菜,还有一些调料。

结账的时候,老板突然问:"你室友是德国人吧?"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看你买的东西就知道了。"老板指了指我的购物篮,"德国人喜欢吃肉,但不能太辣。你买的辣椒很少。"

我苦笑了一下。

"慢慢来,别着急。"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在国外不容易。"

回到公寓,我开始准备每天的菜单。

我尝试了不同的菜式——红烧肉、糖醋排骨、青椒肉丝、清蒸鱼。

每天换着花样做,希望能找到她喜欢的口味。

但她从来不说话。

我甚至不知道她喜不喜欢我做的菜。

唯一能确认的是,她总会把饭菜吃完。

第二十三天晚上,转折出现了。

那天我做了麻婆豆腐,但担心她不能吃辣,特意少放了豆瓣酱和花椒。

我像往常一样把菜端上桌,留了张便签,回到自己房间。

八点四十分,艾玛回来了。

我听到她洗手的声音,听到她在餐桌前坐下的声音。

然后,我听到了敲门声。

我愣了一下,立刻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艾玛正站在我房门口,手里端着那盘麻婆豆腐。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

"这个。"她用德语说,声音很轻,"可以再辣一点。"

我愣住了:"什么?"

"麻婆豆腐,我吃过正宗的。"她顿了顿,"应该更辣,更麻。"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在中国待过半年,在成都。"她继续说,"那里的麻婆豆腐,比这个辣多了。"

"你……你喜欢吃辣?"我有些不敢相信。

"是的。"她点了点头,"很喜欢。"

然后她转身走回餐桌,坐下来继续吃。

我站在原地,突然有种想笑的冲动。

我这二十多天,都在小心翼翼地迁就她,生怕做得太辣她不能吃。

结果她喜欢吃辣。

我走到餐桌前,坐在她对面。

"那以后我就按正常口味做了。"我说。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那是她第一次在吃饭的时候看我。

从那天开始,我和艾玛之间的墙,开始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她依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但至少,她开始偶尔和我说话了。

有时候是关于食物的评价:"今天的宫保鸡丁不错。"

有时候是一些简单的询问:"你的课程怎么样?"

虽然都是很简短的对话,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第三个月,我在学校遇到了大麻烦。

柏林工业大学的计算机系课程,难度远超我的想象。

尤其是一门叫《高级算法设计》的课,教授是个五十多岁的德国老头,说话又快又含糊。

我坐在教室里,感觉就像在听天书。

有一次课后作业,我花了整整一周时间,还是没做出来。

眼看就要到截止日期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的餐桌前,对着电脑屏幕发呆。

艾玛回来了,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电脑上密密麻麻的代码。

"遇到困难了?"她问。

"是的。"我揉了揉脸,"这道题我做了一周,还是做不出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看看。"

我愣了一下:"你懂计算机?"

"本科学的计算机语言学。"她走过来,站在我身后看着屏幕,"这是动态规划问题。"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她站在我身后,一步一步地给我讲解思路。

她的声音很平静,逻辑很清晰。

当我终于理解了解题思路,成功运行出正确答案时,我兴奋得差点跳起来。

"谢谢你!"我转过身看着她,"真的太感谢了!"

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柔和。

"不用谢。"她说,"你做了一周的饭,我帮你两个小时,很公平。"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到,艾玛不再是一个冰冷的陌生人。

她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人。

从那以后,每当我遇到学习上的困难,她都会帮我。

有时候是解释一个复杂的算法,有时候是修改我的论文语法。

作为交换,我开始给她做夜宵。

她经常工作到很晚,回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

我会给她准备一碗热汤面,或者一份炒饭。

有一次,她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脸色很疲惫。

我给她煮了一碗馄饨,还加了一个荷包蛋。

她坐在餐桌前,慢慢地吃着。

吃到一半,她突然抬起头看着我。

"方宇。"她叫我的名字,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叫我。

"嗯?"

"谢谢你。"她说,声音很轻,"这段时间,谢谢你。"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用谢,我们是室友。"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

"是的。"她低下头,"室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开始在意她的情绪了。

在意她疲惫的时候,在意她皱眉的时候,在意她偶尔露出的笑容。

这不太对。

我心里想。

但我没有多想,因为那时候,我还以为我只是把她当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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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月,柏林的春天来了。

街道两旁的树开始发芽,公园里的郁金香开得正艳。

但我和艾玛之间的关系,却突然陷入了冰点。

那是四月的一个周五晚上。

我像往常一样做好了晚餐,在客厅等她回来。

但她一直没回来。

八点、九点、十点。

我给她发了消息,但她没回。

我有些担心,在客厅来回踱步。

十一点半,门终于开了。

艾玛走进来,但她不是一个人。

她身边跟着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穿着笔挺的西装,金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挂着礼貌的笑容。

"这是我室友,方宇。"艾玛用德语介绍,声音很平淡,"方宇,这是托马斯。"

"你好。"托马斯伸出手,用流利的德语说,"艾玛跟我提过你,说你做的中餐很棒。"

我和他握了握手,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你们……"我看着艾玛。

"托马斯是我男朋友。"艾玛打断我,语气依然平静,"我们今天刚确定关系。"

那一瞬间,我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击中了。

"哦。"我听到自己说,"恭喜。"

"谢谢。"艾玛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你先休息吧,明天我会早点回来。"

"好。"我转身回了自己房间,关上了门。

靠在门上,我听到外面传来他们的说话声,很轻,但很亲密。

我坐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一片空白。

原来,她有男朋友了。

原来,我真的只是她的室友。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接下来的三个月,是我在柏林最难熬的时光。

艾玛依然每天准时出门,但她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

有时候晚上十点,有时候十一点,有时候甚至到凌晨。

我依然每天做晚餐,但大多数时候,她都不回来吃。

桌上的饭菜凉了,我就热一下。

热了又凉,凉了又热。

最后我自己吃掉,或者倒掉。

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

偶尔在客厅遇到,她会礼貌地打个招呼,然后就回自己房间。

托马斯经常来公寓,每次都带着鲜花或者红酒。

他对我很客气,总是微笑着说"谢谢你照顾艾玛"。

但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心里都会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苦涩。

我没有照顾她。

我只是一个做饭的室友。

六月的一个深夜,我被客厅的声音吵醒了。

是争吵的声音。

我打开房门一条缝,看到艾玛和托马斯站在客厅里。

"你根本不懂我在说什么!"托马斯的声音很大,"你总是这样,什么都藏在心里,什么都不说!"

"我说了,你也听不懂。"艾玛的声音很冷,"你只关心你自己。"

"我关心你!"托马斯提高了音量,"但你从来不让我走进你的世界!"

"因为我的世界不需要你。"艾玛平静地说。

客厅陷入了沉默。

几秒钟后,托马斯冷笑了一声。

"你知道吗艾玛,和你在一起,就像和一块冰在一起。"他的声音里带着讽刺,"你没有温度,没有感情,你根本不会爱人。"

"或许吧。"艾玛的声音依然平静,"所以我们分手吧。"

"好。"托马斯说,"我早就受够了。"

门被重重关上。

我听到艾玛在客厅站了很久。

然后,她走向卫生间,关上了门。

我听到水声。

很大的水声,像是想要掩盖什么。

我站在房门后,犹豫了很久。

最后,我还是打开了门,走进客厅。

卫生间的门紧闭着,里面依然传来水声。

我站在门外,犹豫了一下,轻轻敲了敲门。

"艾玛。"我用中文说,"你还好吗?"

水声停了。

几秒钟后,门开了。

艾玛站在门口,头发湿漉漉的,眼睛红肿。

她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了脆弱。

"方宇。"她的声音在颤抖,"我是不是真的很冷漠?"

我摇了摇头:"不是。"

"他说我不会爱人。"她继续说,声音越来越低,"也许他是对的。"

"他不对。"我看着她的眼睛,"他只是不懂你。"

她看着我,眼泪突然滚了下来。

"可是没有人懂我。"她说,"从来没有。"

那一刻,我突然很想抱住她。

想告诉她,我懂。

想告诉她,她不是冷漠,只是习惯了把自己藏起来。

但我没有。

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哭。

"去睡吧。"我最后说,"明天会好的。"

她点了点头,擦掉眼泪,转身回了房间。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她关上的房门,心里涌起一阵说不出的痛。

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

明明想要抱住她,却只能站在原地。

明明想要告诉她,却只能沉默。

那天晚上,我终于承认了。

我喜欢艾玛。

但这份喜欢,注定不会有结果。

分手之后,艾玛变了。

她不再晚回家,每天准时八点半到家。

但她也不再说话,每天回来就直接进房间,连晚餐都不吃。

我担心她的身体,开始给她做便当。

每天早上,我会起得很早,做好午餐装进便当盒,放在餐桌上。

盒子上贴着便签:记得吃午饭。

她从来不说什么,但便当盒每天都会被洗干净放回原处。

这样持续了两周后,我发现她瘦了。

明显地瘦了。

原本就不算丰满的脸颊,现在更加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房间,而是坐在客厅等她。

八点半,她准时回来。

看到我坐在客厅,她愣了一下。

"今天不回房间吗?"她问。

"今天一起吃饭。"我站起来,"我做了你最喜欢的麻婆豆腐。"

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我们坐在餐桌两边,沉默地吃饭。

吃到一半,她突然开口了。

"方宇。"

"嗯?"

"对不起。"她说,"这段时间,让你担心了。"

"不用道歉。"我摇摇头,"但你要好好吃饭,不然我会担心。"

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为什么?"她突然问,"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

我愣住了。

"因为我们是室友。"我听到自己说,"也是朋友。"

她看着我,很久很久。

"是吗。"她最后说,声音很轻,"朋友。"

那天晚上之后,艾玛开始恢复正常。

她重新按时吃饭,偶尔会和我聊聊天,说说学校的事情。

我们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之前的样子。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比如,我看她的眼神。

比如,她偶尔看我的眼神。

那些眼神里,藏着太多说不出口的话。

第二年秋天,柏林的天气开始转凉。

十月的一个晚上,艾玛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

她走路有些摇晃,我立刻站起来扶住她。

"你怎么了?"我担心地问。

"有点晕。"她的声音很虚弱,"可能是低血糖。"

我立刻扶她坐在沙发上,去厨房给她冲了一杯糖水。

她喝下糖水,脸色稍微好了一些。

"你今天又没吃饭?"我有些生气,"我不是做了便当吗?"

"忘记吃了。"她低着头,"今天太忙。"

"再忙也要吃饭!"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惊讶。

这是我第一次对她发火。

"对不起。"她小声说。

看着她低着头认错的样子,我心里的火气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心疼。

"不是要你道歉。"我叹了口气,在她身边坐下,"我只是担心你。"

她侧过头看着我。

"你为什么这么担心我?"她问,声音很轻。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我喜欢你。

这句话在喉咙里打转,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因为你是我在柏林最重要的朋友。"我最后说。

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失落。

"是啊。"她说,"朋友。"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从现在开始,我要监督她吃饭。

第二天开始,我每天中午都会给她发消息。

"吃午饭了吗?"

"便当好吃吗?"

"记得多喝水。"

一开始,她只是简单地回复"嗯"或者"好"。

但慢慢地,她开始回复得越来越详细。

"今天的糖醋排骨很好吃。"

"同事都说你做的便当比食堂好吃。"

"谢谢你。"

每次看到她的回复,我心里都会涌起一种温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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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冬天,艾玛突然提出要学做中餐。

那天晚上,我正在厨房做饭,她走进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方宇。"她叫我。

"怎么了?"我回头看她。

"你能教我做中餐吗?"她问。

我愣了一下:"你要学做菜?"

"是的。"她点点头,"我想学。"

"为什么突然想学?"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总不能一直让你做饭。"

我笑了:"没关系,我喜欢做饭。"

"但我想学。"她坚持说。

看着她认真的样子,我点了点头:"好,那我教你。"

从那天开始,每个周末,我都会教她做一道菜。

第一道菜是西红柿炒鸡蛋。

"先把鸡蛋打散,加一点盐。"我一边说一边示范,"油要烧热,倒进去快速翻炒,鸡蛋凝固了就盛出来。"

艾玛站在我身边,认真地看着。

"然后炒西红柿,加糖,炒出汁水,再把鸡蛋倒回去。"

"看起来不难。"她说。

"你试试。"我让开位置。

她站到灶台前,学着我的样子打鸡蛋、倒油、翻炒。

但她的动作很生硬,火候也掌握不好。

鸡蛋炒得太老了,西红柿还没出汁就糊了。

最后炒出来的菜,卖相很差。

"失败了。"她有些沮丧。

"没关系,第一次都这样。"我安慰她,"多练几次就好了。"

接下来的几个周末,她一直在练习西红柿炒鸡蛋。

第二次,鸡蛋还是太老。

第三次,西红柿太酸。

第四次,盐放多了。

第五次,终于成功了。

当她把那盘色香味俱全的西红柿炒鸡蛋端上桌的时候,脸上露出了我很少见到的笑容。

那种笑容,很纯粹,很开心,像个成功完成作业的孩子。

"我成功了。"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

"是的,你成功了。"我也笑了。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在柏林最幸福的时光。

和她一起在厨房做饭,听她偶尔的笑声,看她认真的样子。

这些平淡的日常,比任何轰轰烈烈都要珍贵。

第三年春天,我的研究项目有了突破性进展。

导师很满意,说我可以提前开始写毕业论文了。

这本来是件好事。

但我心里却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因为毕业,意味着离开。

离开柏林,离开这个公寓,离开艾玛。

那天晚上,我坐在房间里,盯着电脑屏幕发呆。

艾玛敲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咖啡。

"给你的。"她把咖啡放在我桌上,"看你好像有心事。"

"谢谢。"我接过咖啡,"是有点事。"

"能说说吗?"她在我床边坐下。

我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说了。

"导师说我可以提前毕业了。"

她愣了一下:"这是好事啊。"

"是的。"我点点头,"是好事。"

但我的语气,听起来一点都不开心。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她问,声音很轻。

"应该是明年七月。"我说,"还有一年多。"

"一年多。"她重复了一遍,"还挺久的。"

"是的。"

我们陷入了沉默。

客厅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每一声都像敲在心上。

"方宇。"她突然开口。

"嗯?"

"如果……"她顿了顿,"如果有机会留在德国,你会留下吗?"

我看着她,心脏狂跳。

"什么意思?"

"就是假设。"她低下头,"假设有公司愿意给你工作签证,你会留下吗?"

我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最后说,"我父母都在国内,他们为了供我出国,借了很多钱。我应该回去。"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那天晚上之后,艾玛变得有些奇怪。

她开始经常带我出去。

去博物馆,去公园,去柏林墙遗址,去夏洛滕堡宫。

每次她都会认真地给我讲解,告诉我这里的历史,那里的故事。

"为什么突然想带我到处走?"有一次我问她。

"因为你在柏林待了这么久,很多地方都没去过。"她说,"趁还有时间,多看看。"

趁还有时间。

这四个字,像一根刺扎在我心上。

第三年冬天,我开始正式写毕业论文。

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待在房间里写论文。

艾玛知道我压力大,开始给我做夜宵。

有时候是一碗热汤面,有时候是几个煎饺,有时候是一杯热可可。

她会轻轻敲我的房门,把夜宵放在桌上,然后就离开。

不多说话,但那种温暖,比任何话语都有力量。

有一天深夜,我写论文写到凌晨两点,实在太累了,趴在桌上睡着了。

朦胧中,我感觉有人给我盖上了毯子。

我睁开眼,看到艾玛站在我身边。

她穿着睡衣,头发松松地披散着,正轻轻地给我盖毯子。

"艾玛?"我迷糊地叫她。

她愣了一下,然后说:"看你睡着了,怕你着凉。"

"几点了?"

"两点半。"

"你怎么还没睡?"

"睡不着。"她说,"去床上睡吧,桌上睡会不舒服。"

我点点头,站起来往床边走。

刚走两步,突然脚一软,整个人往旁边倒。

艾玛立刻扶住我。

"小心。"她的声音在我耳边,带着一丝担忧。

我稳住身体,转头看她。

她离我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眼睛里的蓝色纹路,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味。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空气突然安静了。

她的脸上浮起一丝红晕,慌乱地放开我。

"你,你休息吧。"她说完,转身快步走出房间。

我站在原地,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那一刻,我几乎要说出口了。

几乎要告诉她,我喜欢你。

但理智拉住了我。

我不能说。

我不能给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第四年,也是最后一年。

时间过得很快,快到我甚至来不及抓住。

三月,我的论文初稿完成。

四月,导师审核通过。

五月,我开始准备答辩。

六月,答辩日期确定——七月十五日。

国内的公司也发来了offer,一家深圳的科技公司,年薪四十万,还提供住房补贴。

条件很好,好到我无法拒绝。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艾玛。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接了那个offer。"我说,"答辩结束后,我就回国。"

她握着咖啡杯的手微微颤抖。

"什么时候走?"她问,声音很轻。

"七月二十号的飞机。"

"还有一个多月。"

"是的。"

沉默。

很长很长的沉默。

"方宇。"她突然开口,"这四年,谢谢你。"

我转头看她。

她的眼睛红红的,但她努力克制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不用谢。"我说,"我也要谢谢你,让我有地方住。"

"不是这个。"她摇摇头,"我要谢谢你,让我知道家的感觉。"

她顿了顿,继续说。

"我父母在我十岁的时候离婚了。"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我能听出其中的痛苦,"我跟着妈妈生活,但她总是很忙,根本没时间管我。"

"十六岁那年,我妈再婚了,去了慕尼黑。我一个人留在柏林,住在外婆家。"

"外婆对我很好,但她在我二十岁那年去世了。"

"从那以后,我就一个人住。"

"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醒来。"

"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孤独。"

"直到你搬进来。"

她转头看着我,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你每天给我做饭,每天问我吃饭了吗,担心我身体不好,教我做中餐。"

"这四年,是我外婆去世后最开心的四年。"

"因为每天回家,都知道有人在等我。"

"有人给我留了灯,留了饭。"

"那种感觉,就像……回家。"

她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我看着她,心里涌起巨大的痛。

我想抱住她,想告诉她,我也舍不得。

想告诉她,这四年,我也很开心。

想告诉她,我喜欢她。

但我不能。

我只能坐在那里,看着她哭。

"艾玛。"我最后说,"你会找到更好的人。"

"会有人比我更好,更适合你。"

她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痛苦。

"如果……"她的声音在颤抖,"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

我的心脏狠狠地跳了一下。

"艾玛……"

"对不起。"她打断我,擦掉眼泪,"我不应该说这些。"

"你有你的生活,你的家人,你的未来。"

"我不能自私。"

她站起来,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间。

"晚安,方宇。"

房门关上。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她关上的房门,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

最后一个月,艾玛变得很奇怪。

她开始拼命地给我买东西。

围巾、手套、帽子、保温杯,各种小东西堆满了我的房间。

"你不用买这么多。"我对她说。

"带回去吧。"她说,"德国的东西质量好。"

她还开始教我做她最喜欢吃的几道菜。

"这个你要记住。"她认真地说,"回国后,也可以做给家人吃。"

我知道她在做什么。

她在为离别做准备。

用这种方式,留住一些什么。

七月十五日,答辩那天。

艾玛请了假,坐在旁听席上。

当我顺利通过答辩,教授宣布我获得优秀评价时,她第一个站起来鼓掌。

她的眼睛红红的,但脸上挂着笑容。

那是我见过她最美的笑容。

答辩结束后,所有同学都去庆祝。

但我拒绝了。

我想和艾玛在一起。

我们一起走回公寓,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到家后,她说:"今天我来做饭。"

"你来做?"我有些惊讶。

"是的。"她点点头,"我想给你做一顿饭。"

那天晚上,她做了满满一桌菜。

麻婆豆腐、红烧肉、糖醋排骨、宫保鸡丁。

都是我教过她的菜,也都是我做过无数遍的菜。

但那天,是她做给我吃。

菜做得不算完美,有些咸了,有些淡了。

但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

吃到一半,她突然说:"方宇,我们聊聊吧。"

"聊什么?"

"聊聊这四年。"

于是我们开始回忆。

回忆第一次见面时的尴尬。

回忆她第一次说麻婆豆腐好吃。

回忆她教我德语的夜晚。

回忆我们一起做饭的周末。

回忆每一个平凡却温暖的瞬间。

聊着聊着,天就亮了。

窗外的天空,开始泛起鱼肚白。

"方宇。"她突然叫我。

"嗯?"

"如果……"她顿了顿,"如果有一天,你想回来,一定要告诉我。"

我看着她,心里涌起巨大的情绪。

"我会的。"我说。

她笑了,眼泪却流了下来。

"好。"

七月二十日,凌晨四点。

我的飞机是早上八点。

我必须五点出发去机场。

前一天晚上,我收拾好了所有行李。

一个大行李箱,一个背包。

四年的时光,就装在这两件行李里。

凌晨四点,我起床洗漱。

艾玛的房门紧闭着,我以为她还在睡。

我悄悄地收拾东西,不想吵醒她。

我在厨房简单地煮了两碗面,一碗放在餐桌上,留给艾玛。

四点半,我换好衣服,拉着行李箱站在门口。

最后环视了一遍这个生活了四年的家。

客厅的书架上,依然摆满了中德文的书籍。

餐桌上,还留着昨晚我们用过的碗筷。

墙上挂着我们的合影,在各个我们去过的地方。

每一处都有回忆,每一处都让人心痛。

我深吸一口气,伸手去开门。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你就这样走吗?"

我转过身。

艾玛站在她房门口。

她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肿,显然一夜没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