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了埃芙琳·德勒。她1997年出生于汉诺威，是明斯特的一名学生，也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犹太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她的父母原本来自乌克兰。她在德国各地举行演讲，主要面向左翼群体。
问：为什么？答：德国左翼太常用一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来看问题。他们把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国家，硬塞进一个自己熟悉的分类里，因此不愿意帮助它，因为他们声称这不过是一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针对俄罗斯的战争。
问：这难道不更像是全球左翼共同面临的问题吗？答：在后苏联国家，人们对俄罗斯以及苏联过去的态度，整体上是不同的。在那里，无论左翼圈子还是无政府主义圈子，都不存在替普京辩护的倾向。而且，美化苏联那一套在那里也没有群众基础，因为很多家庭至今仍受那段历史创伤影响。
问：左翼应当如何支持？答：应当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左翼必须明白，和平主义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更多压迫。因为一个人遭到攻击时，就必须自卫。不这样做，就会死。
所谓的反帝国主义者并不是天然反对暴力。他们甚至会把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武装袭击，恶意地解释成一种“抵抗行为”。问：这类左翼人士会说，提供武器只会延长战争，最终导致更多人死亡。
答：这完全是胡说。生活在压迫、占领和俄罗斯化之下，根本不是好的生活，甚至未必还能称得上是生活。占领本身就会造成大量死亡。我们在布恰、伊尔平和赫尔松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那些战争罪行进一步加重了外界对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嫌疑的判断。
问：还有一种批评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中也有极右翼和新纳粹分子。比如臭名昭著的亚速旅。这个说法难道没有道理吗？答：这确实有一定道理，所以普京才会抓住这个议题大做宣传，而且确实奏效了。但由此推断整个乌克兰民众的政治倾向，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旅——其中服役的也并不只有极右翼——只是乌克兰军队众多部队中的一支。
答：那之后，我最先担心的是父母会不会生我的气：因为我太公开了，把自己暴露出来了，因为我没有继续把自己的身份藏起来。他们一直跟我讲，自己作为犹太人在苏联经历过什么。但他们也说，如果那样的人这样写我，反而说明这是个好迹象。
但利维夫让我震惊的原因还不止这个。问：是什么？答：我在那里看到很多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正面指涉。这个组织曾参与纳粹对波兰和苏联的进攻。它的黑红旗帜直到今天依然随处可见。这种民族主义让我感到担忧，我对此有很多无法接受之处。
尽管如此，很多乌克兰人纪念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时，在他们眼中纪念的不是罪犯，而是抵抗英雄。在利维夫，我没有公开佩戴自己的大卫之星。不过说实话，如今我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都很难再公开佩戴它了。
问：您的家人是什么时候来到德国的？答：1992年，他们因为在苏联以及后来在独立后的乌克兰遭遇反犹主义而逃到德国。在汉诺威的家里，我们仿佛一直生活在后苏联的过去之中：从家里的布置、当年带来的物件、食物，到我们说的语言，都能看出来。而家门之外就是德国，那是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我是“外国人”。
问：您是如何感受到这一点的？答：一开始，其他孩子听不懂我说话，因为我只会俄语。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而且我从小就遭遇过反犹主义。所以我一直都知道，只要我说自己是犹太人，事情就会发生变化——而且大多是朝着负面的方向。
问：自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后呢？答：我遭遇了很多仇恨。有人把加沙儿童的死亡归咎于我，说我手上沾着鲜血。我在以色列和乌克兰的亲人却都在躲避同样的伊朗无人机。
由于反犹事件带来的心理负担，我已经不再去大学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四处演讲，并为那些与俄罗斯作战的反威权团体募捐。这就是我自己的抵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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