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郑永年：中、美、俄大三角的“队形”已经改变|中美关系|唐纳德·特朗普|国际关系|尼克松|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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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对待与俄、美的大国关系，中国不存在“非此即彼”

短短一周内，美俄元首相继访华。美国政商领袖与俄罗斯能源、核能、航天等领域重磅人物密集到访，使中国置身大国关系互动的聚光灯下。这一罕见外交场景，折射出的不仅是中国外交的热度，更是国际关系格局和世界秩序运行逻辑的深层变化。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美俄“大三角”的“队形”已不同以往，但中国并非大国博弈中的选边者或“胜负手”，而是正超越传统地缘博弈窠臼，扮演新型国际关系构建者的角色。

左图为2026年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欢迎仪式上与中方人员握手。右图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图源：Getty Images。

郑永年教授指出，今天，中、美、俄“大三角”仍是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变量。但三国之间的“队形”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在很多方面已处于类似二战后美国的位置；俄罗斯则有点像冷战时期的中国，处于第三位。

更重要的是，大国外交的目标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同于冷战时期以大国制衡为核心的逻辑，中国今天的大国外交目标，是在最低程度上推动结束战争、解决冲突，在中等程度上推动和平发展，在最高程度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也同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危机相对应。在确定性日益稀缺的时代，中国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新兴的国际关系构建者，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这也是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中等国家领导人密集同中国互动的深层原因。

随着中国角色越来越关键，郑永年教授强调，中国不会把自己视为大国博弈中的“胜负手”，中国外交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国既同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也同美国发展关系，致力于拉近三方关系。中国正跳出西方“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思维桎梏，营造多赢局面。

在他看来，俄罗斯此次派出的代表团，与特朗普访华时带来的团队，在精神内核上高度一致。双方带来的，都是各自具有比较优势领域的代表。中俄全面深化关系，不仅是政治关系的深化，也包括经贸关系的深化。中国对俄讲“背靠背”，对美讲“互相成就”，二者表述不同，但精神内核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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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俄“背靠背”需要更实质的利益纽带

俄乌冲突仍未破局，伊朗战事牵动全球能源安全，日本再军事化引发地区警惕，全球安全格局正处在二战后少有的复杂阶段。在此背景下，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与俄罗斯“背靠背”，并非西方所渲染的“中俄联盟针对第三方”，而是共同关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的维护。

2025年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方队参加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俄乌冲突能否真正“破局”，根本上仍取决于俄乌当事双方对短期损失和长远利益的战略判断。当前，俄乌已疲惫不堪，或许正处于寻求破局的机遇期。中国不是当事方，能做的就是帮助促成双方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长远利益。需要强调的是，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即便台湾当局配合西方对华负面叙事，乌克兰也应当清楚中国的主权底线，不会触碰这一问题。

西方渲染所谓“中俄联盟针对第三方”，本身是一种错误认知。当前，全球安全风险正不断溢出。在这一背景下，中俄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反对军国主义等核心问题上的共同态度更加突出。此前2月，王毅外长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进行战略沟通，双方在涉日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对此，郑永年教授指出，俄罗斯在日本问题上不仅关注国际秩序，也有自身利益考量，例如北方四岛问题。

郑永年教授进一步强调，战略协作要真正稳固，不能只停留在政治和安全层面，还必须有更厚实的经贸基础。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在能源出口上面临不小压力。

郑永年教授认为，对俄罗斯而言，核心问题并不只有在能源“牌桌”上争取更大议价空间，如何实现经济多元化同样关键。而完整的民生经济体系正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所在。中俄关系要进一步做厚、做实，关键在于通过更多交往和更实质性的利益纽带，化解双方内部存在的“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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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特朗普此行，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尼克松访华

5月13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这也是其第二任期的首次中国之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中美关系走到了全新的历史方位”。这一判断与郑永年教授此前提出的“中美关系已走到历史性关口”的观点不谋而合。郑永年教授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深入解读此次访问的历史意义、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以及两国在全球秩序重塑中的角色。

郑永年教授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甚至超越了尼克松访华。尼克松访华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而此次会晤的意义则在于中美如何共同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双方达成了具有双赢意义的协议。比如，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能源和波音飞机，既是美国所需，也是中国所需。购买美国能源，有助于中国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大规模采购农产品，也直接关系到美国农民的利益与选票。这种深度经济相互依赖，有助于双方在处理关系时保持理性。

在安全领域，台湾和南海问题对中国而言是核心主权利益，但对美国来说，更多是地缘政治空间问题，二者并非绝对不可调和。在台湾问题上，一旦主权问题得到解决，中方也可以以务实态度，允许美国航母访问。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在彼此“后院”存在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如何共处。

在经贸与科技领域，郑永年教授强调，所谓“外资撤离中国”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稳定的发展环境本身就是稀缺资源。美国企业家随同访华，恰恰证明美国的核心比较优势离不开中国市场。

年内或许还将有两次元首会晤。郑永年教授认为，中美可以遵循“先经贸、再政治、后安全”的路径推进关系。这次会晤主要是打基础、作铺垫，经贸作为“压舱石”要先做实。在此基础上，双方可逐步建立政治互信，再处理更敏感的安全议题，如南海、台湾问题。这是一个阶梯式递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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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经济需要“张雪式”突破

一段时间以来，“张雪机车”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国民营制造企业走向“高端竞赛”的话题也广为讨论。回望过去，2024年，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全球瞩目；2025年，DeepSeek以大模型技术能力引发全球讨论。在中国庞大的产业体系、工程师群体、供应链网络和民营企业之间，仍然蕴藏着大量尚未被充分看见的创新可能。

日前接受湖北日报专访时，郑永年教授就此指出，在仍受制于西方的关键领域，如果企业能够倡导并践行“张雪精神”，具备张雪所展现出的探索精神和突破意识，就有望迎头赶上。

郑永年教授指出，张雪的成功并非仅凭个人努力，而是离不开我国整体制造业水平的持续提升。他的成就，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通过技术集成逐步实现的。

从制造业看，张雪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成功范例，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具有指标性意义。以传统汽车产业为例，我国在传统燃油车领域长期未能实现对西方的超越，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则实现了“换道超车”。

在那些仍受制于西方的关键领域，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大型民营企业，如果能够倡导并践行“张雪精神”，具备张雪所展现出的探索精神和突破意识，同样有望迎头赶上，实现自主突破。

郑永年教授认为，释放民营企业活力，本质上就是释放社会活力。中国既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也需要“活力社会”。当前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之间的关系。他强调，良好的治理不是“不放不松”，而是“放得活、管得好”。

郑永年教授同时也指出，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自身也存在问题，一些地方在芯片、大模型、新能源车等领域出现“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导致资源分散、重复投入。这背后既有地方政府把热门产业作为发展抓手的因素，也有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的问题。

郑永年教授指出，我们的人才观念需要转变——不能只把学术人才当作唯一标准，像张雪这样的工业人才同样重要。不少诺贝尔奖产生于思想市场。但应用技术不一样。应用技术是可以有计划地推进的，我国很多国家工程都属于应用技术范畴。张雪所做的也是应用技术，他把不同的技术加以组合、融合、整合，提高了效率，做出了这样一个产品。我们还是要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差异。

郑永年教授强调，中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大国，绝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必须坚持发展与安全“两条腿走路”，协同推进。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地缘政治冲突随时可能中断外部供给。

同时，我们要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改变只重数字比较的思维方式——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无法量化，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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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文科危机背后，是更深层的文明危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大命题。在这一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全球范围内“文科危机”仍在持续蔓延，人工智能正加速重塑知识生产方式；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也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科危机只是表象，更深刻的危机在于文明危机。

他表示，当人类无力回答技术进步对于人类的意义时，文明危机便会发生。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从“意识形态终结论”到“历史终结论”，再到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科技右翼的“加速主义”，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持续主导人类社会变化，而有关人文价值的争论被长期搁置甚至抛弃，人文社科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进程的“帮凶”。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有必要检讨西方“文明叙事”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启蒙运动一方面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对人的“去意义”过程。二战以来，西方对“理性”的定义不断萎缩，工具理性逐渐替代价值理性，成为当代西方文明危机的重要根源。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美国科技右翼的“加速主义”试图通过加速技术发展来逃避民主对社会变化的制约，并从长远看塑造一个新的“上帝”——无所不能的AI。这意味着人再次被置于客体地位。

郑永年教授表示，文明是在自我更新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文明与现代化既可以互相支撑、互相强化，也可以互相损耗、互相弱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在于确立“中国性”，而这里的“中国性”就是“文明性”。只有在坚守中国文明主体性的同时与时俱进，中国文明才能经万世而不息。也只有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同文明叙事结合起来思考，才能凸显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历史纵深意义和时代现实意义；只有把文科与文明关联起来考量，才能真正看到文科发展对于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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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以高质量发展赢得主动

5月21日，由浙江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共同主办的共富善治大讲堂3周年好课、第57讲开讲，郑永年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并作《当前地缘政治形势下的经济发展趋势》主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