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零星小雨。他无儿无女，一辈子独居，临走前躺在社区医院的病床上，只剩我一个亲人在床边守着。弥留之际，他攥着我的手，嘴唇动了动，像是有话要说，最终却只化作一声微弱的叹息，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我从小就和大伯亲近。父母工作忙，我童年的大半时光都是在大伯家度过的。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皮肤黝黑，手掌布满老茧，平日里靠修鞋和捡废品度日，穿的衣服永远是洗得发白的旧褂子，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舍不得买。
街坊邻里提起他，都只会说一句“老陈是个老实人”。大伯对我极好，从不舍得骂我一句。我小时候嘴馋，他会把省下来的钱，买一块水果糖偷偷塞给我；冬天我怕冷，他会把我的小手揣进他的怀里暖着；我放学晚了，他总会站在巷口的老槐树下等我，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
还有一次，我在巷子里和别的孩子打架，被人推倒在地，膝盖擦破了皮，流了很多血，我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没人敢过来拉我。大伯听到哭声，立马放下手里的修鞋工具，跑了过来，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扶起我，眉头紧紧皱着，语气里满是心疼：“怎么这么不小心？疼不疼？”
他没有去指责那些推我的孩子，只是从修鞋摊的抽屉里，拿出一瓶碘伏，用干净的棉花蘸着，轻轻擦拭我的伤口，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生怕弄疼我。我哭得更凶了，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看到大伯紧张的样子，心里又暖又委屈。
擦完药，他把我抱起来，放在他的修鞋摊上，给我买了一块水果糖，又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轻声安慰我：“以后别跟人打架了，受了伤，大伯会心疼的。”那天下午，他没再修鞋，就坐在我身边，陪着我，给我讲一些我听不懂的故事，虽然我听不懂故事的内容，却觉得格外安心。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冬天特别冷，我没有棉鞋，只能穿着单鞋去上学，脚冻得通红，上课的时候都忍不住发抖。大伯看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天晚上，他熬夜给我做棉鞋。我半夜醒来，看到他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手里拿着针线，一针一线地缝着棉鞋，他的眼睛不好，时不时地揉一揉眼睛，手指也被针扎破了好几次，渗出血珠，他只是简单地擦一下，就继续缝。
那一刻，我心里酸酸的，忍不住走过去，抱住他的胳膊，说：“大伯，别做了，我不冷。”大伯笑着摸了摸我的头，说：“傻孩子，天这么冷，没有棉鞋怎么行？等大伯做好了，你穿上去，就不冷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一双崭新的棉鞋放在我的床头，鞋面是蓝色的，里面塞着厚厚的棉花，摸起来软软的、暖暖的。我穿上棉鞋，走在雪地里，一点都不觉得冷，心里满是温暖。
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找个人结婚，他只是摇摇头，眼神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落寞，轻声说：“我就喜欢一个人生活。”
我以为他只是经历了什么事情，心里还常常为他难过，想着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他，让他晚年有个依靠。
大伯的日子过得极其简朴，家里的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一张掉漆的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那箱子是大伯的宝贝，他从不允许任何人碰，就连我，也只能远远看着。我曾好奇地问过他，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他只是脸色微微一沉，语气严肃地说：“小孩子家家，别问那么多。”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敢提过。
处理完大伯的后事，我开始整理他的遗物。屋子里到处都是灰尘，墙角堆着一摞摞修好的旧鞋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缸，里面还剩小半缸凉掉的白开水。我一边收拾，一边忍不住掉眼泪，想着以后再也见不到那个疼我的大伯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闷得发慌。
整理到床头时，我又看到了那个上了锁的木箱子。箱子是深棕色的，表面已经磨得发亮，锁芯也生了锈。我想起大伯生前对这个箱子的珍视，心里忽然生出一丝好奇，还有一种莫名的预感，总觉得箱子里藏着什么秘密。我翻遍了大伯的所有口袋，终于在他那件旧褂子的内袋里，找到了一把小小的铜钥匙，钥匙上也生了锈，上面刻着一个模糊的“陈”字。
我拿着钥匙，小心翼翼地插进锁芯里，轻轻一拧，“咔哒”一声，锁开了。箱子里没有金银珠宝，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叠泛黄的信件，一个旧笔记本，还有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盒子，盒子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先拿起了那些信件，信纸已经脆得一折就破，上面的字迹是日文，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心里犯了嘀咕，大伯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怎么会有日文信件？而且看这些信件的年代，应该有些年头了，纸页都已经泛黄发脆，边缘也卷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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