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与服从的社会建构：
来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观察
作者丨艾赅博 百里枫
↑《斯坦福监狱实验》剧照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里，曾经进行过一项关于服从心理的实验。这项实验表明，人们有可能心安理得地采取伤害别人的行为。3位心理学教授选取了22名斯坦福校园里非常普通的本科男生，并特别地测试了每个人在被动性或侵略性方面的不同“气质特征”。实验计划在本系大楼地下室里创造一个模拟的监狱，其中有11名被试随机地被派作囚犯，而另11人作为看守（每组有2人作后备以防有人生病）。9名囚犯分成3组，分别住在3个监仓，而9名看守也分为3班，8小时轮一班。
实验开始时，被试签订了“合同”，保证有充足的饮食、衣物、住宿以及医疗保障——即保证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条件”。囚犯们被告知，他们会处在监视之下，有些基本的公民权会暂时让渡出来，但不会有身体上的伤害。看守的指引非常简单：“保持监狱里的合理秩序，以便其有效地运作。”配给囚犯们的是前后均印有号码的细棉布罩衫，没有内衣裤；他们戴着轻型手铐脚镣，尼龙丝质的头套。看守们有一套卡奇布制服上衣与裤子，一只口哨，一支警棒以及一副反光太阳镜（以避免眼光接触）。帕罗阿托警察局施以援手，帮助“逮捕”了每位囚犯，过了一遍标准的收监文书手续。整个实验情境充满了真实社会元素以还原监狱实际情形，但是这个实验和我们以后要提到的米尔格兰实验（Milgram experiments）不同，此处没有“科学家”或其他权威人士来承担参与者所作决定的责任。
囚犯要遵守看守们制定的规则：三次陪同如厕；两小时的阅读与写信；完成工作份额（以“赚得”所有参与者都得到的15美元日薪）；每周两次探访；看电影的权利以及健身时间。每天有三次——即在看守换班之前——囚犯要排队报数（对9名囚犯来说不是难事）。最开始的一次只进行了10分钟，但这个活动不知不觉地被看守们延长时间，到最后有时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看守与囚犯之间的互动迅速有了负面色彩，囚犯们承担了一种消极的阴暗的角色，而看守们采取的是好斗的挑衅的姿态，以其言语上的对抗为典型特征。
看守们的侵略性每天都在加强，即使是囚犯放弃对抗，情绪明显消沉以后也是如此。囚犯权利转而被视为特权，必须要服从才能获得。此项实验原本计划进行两个星期，但是6天以后不得不中断。5名囚犯因为情绪极端沮丧、哭叫、暴怒或者极度焦虑而被释放。看守们强迫囚犯唱些不雅歌曲，在还没有清空的便桶里大解，并且赤手清洗马桶。他们视囚犯们仿佛是低于人类的生物，而囚犯也如此自视：
6天后我们不得不关闭了这座虚拟监狱，因为眼前的景象实在太令人震惊。我们以及大多数被试都再也不能肯定，他们在何时将真实身份让位给了虚拟角色。大多数人真的变成了“囚犯”或者“看守”，无法区分角色与自我。他们在行为、思维以及感受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一周不到的时间里，这个囚禁实验（暂时性地）抹除了所有的习得，人类价值被搁置起来，自我概念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卑下以及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我们非常震惊，因为看到了一群孩子（“看守”）可以如对蝼蚁一般对待他人，以残忍为乐；而另一群孩子（“囚犯”）却成为卑躬屈膝的去人性化的人形机器，他们只关心逃避与自己的生存，只想着对看守们与日俱增的仇恨。
这个实验显示，社会角色与社会结构在日常人类行为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远非美国人关于个人主义的信仰所能预料；而且我们清楚地看到，个人道德与伦理原则可以被社会角色与结构所吞噬并消化殆尽。
人们一般不会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伦理决定，相反，大家看到的是一系列琐碎且常常含义不清的决定，决心与行为习惯慢慢地让道德感出列。如果当时情势被当作是技术性的问题，或者需要专业化的判断，或者组织权威已经授权——我们下面会了解这样的情形——则更会有顺水推舟的效果。如果不道德行为本身是被掩盖的，并通过道德错位再定义为“善”的或“对”的事，那么人们的选择就更是容易得多了。
斯坦福实验里的被试是被困在一个虚拟的监狱，而现代世界里的人们却为并不明显但同样强有力的技术理性所困。此处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技术理性的历史背景，这有助于加深理解它在行政之恶中的作用。这一历史背景中最重要的方面是，技术理性已经蔓延到普遍的文化当中。今天，文化本身的特征是作为现代性的表现之一。现代性是几百年现代化运动达到的一个顶点，其知识领域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与17世纪。但作为我们文化的决定性特征，现代性是在过去150年间才得以形成。现代性所描述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世界，她日益明显的特征是：“世俗化，对工具理性的普遍需求，生命世界中不同领域的分化，经济、政治和军事实践的官僚化，以及价值的货币化”。
我们的现代性文化中最主要的成分之一是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一种促进了科学—分析心理定势，并笃信技术进步高于其他理性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它事实上已经成了理性的代名词。在美国，技术理性在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发展成熟，在此期间两股潮流会聚，将强有力的观念与行动注入社会与政治世界里——这些观念与行动仍然没有衰减的迹象。第一股潮流来自西方文化的认识论，包含了源自17世纪启蒙时期思想的科学—分析心理，也涉及人们从崇拜神圣权威到信仰个人理性能力的转变；第二股潮流是19世纪时的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产物，包含了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其明显的特征是这一时期迅速的工业化。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技术理性被运用于社会与政治领域。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定义的“功能理性”（functional rationality）就非常类似于技术理性，曼海姆视功能理性为最初为了效率的原因，将任务进行有逻辑的组织，分解为更小的单位。他将此与“实体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作对比——后者是一种理解全局目的的能力，特定任务只是这个全局的一部分。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 1947）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概念也非常类似于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是仅仅将人类理智完全地服务于工具目的。现代之前，人类理智都是被作为将伦理与规范意识整合进工具目标考量的一种思维过程。
要理解技术理性如何普遍地渗透于社会与政治领域，简要考察认识论近期史或许会有所裨益（认识论是考察知识的性质、限度以及有效性的哲学分支体系）。到17世纪启蒙时期，科学，如物理学，已经出现，并且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认识论开始关心如何探求存在世界中不可进一步分解的事实。到18世纪，欧洲与英美认识论及哲学的分歧开始明显起来（这条分界线在最近极大地模糊了）。我们不妨视欧洲哲学为一系列将认识论与形而上学从科学及其经验主义方法所提出的问题中解救出来的努力；而另一方面，英美哲学则是一系列根据科学眼光及其方法重建哲学问题的努力。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分析心理已经控制了大众的思维方式，认识论学习不过变成了对科学史的评论而已。如是，科学—分析心理成为20世纪早期现代性合流中的一条支流；而技术进步则是另一条支流。
19世纪大转变时期的技术进步势不可挡，让人惊异，为科学思维的强大力量提供了有形的可以触摸的证明，有什么东西比这更有说服力呢？要在社会领域实现科学般的精准与客观，看来将技术理性运用于其中势在必行。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就在这个时期发现了一群接受科学管理的渴望的听众。技术理性成为社会与政治领域的新理想，将专业人士、经理人、行为主义者、社会科学家以及工业心理学家等等这些新兴人群推向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的冲突可以重新定义为能用工程式方案加以解决的问题。正如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 1979, 229）所明智地指出的，“谁要是说他‘反对’科技，一定会显得很傻，无论其本意如何。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这样一来就是在和自己作对。我们已经变得依赖于日趋复杂与互相关联的生产网络，哪怕只是为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
科学—分析心理与技术进步的结合，也造就了现代专业主义的基础——专业主义是将科学发现与专门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社会运作机制。技术理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专业人士群体的血液——专门化了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带来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专业团体协会的大发展。专业知识的合法地位让专业人士们向往——有时确实能够获得——社会地位与自主权，从而最终获得整个职业的控制权，这一点虽然并不明言，但已经成为每个职业的终极目标。然而，技术理性所要求的知识的部门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专业化过程的无背景或者说无时间状态。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是所有专业与学科里普遍的历史意识缺失，或者更广泛地说，整个文化里渗透了的历史意识缺失。某个专业里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背景意识的做法，让人们不能有意义地关怀社会中更大的伦理与政治议题。换言之，由技术理性滋养的专业主义，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不设防的公共领域。
这种方兴未艾的专业主义现代模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孕育并最终成形，19世纪中期，各种职业团体开始形成并发展，首先是在英国迅速蔓延，然后在美国遍地开花。各专门职业的特点在20世纪初已经非常明显，包括专业团体、学习技能的科学基础、体制化培训（常常通过高等教育机构）、执业证书制度、工作独立性、同行业人员控制以及伦理准则。拉尔森强调了专业主义的发展与更广泛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及认知理性的发展与工业社会中劳动部门的进一步分化和理性化”之间的关系。
有些专业团体是学术性的，但是有些却出现在不同的行业里。哈斯克尔（T. L. Haskell）首先考察的是学术团体，追溯了成立于1865年的老的美国社会科学学会（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SSA）历史，当时此协会正面临着他所谓的“专业权威的危机”。虽然并不容易，但改革与支持的呼声同科学及客观性在19世纪后半期共同存在于ASSA的内部。ASSA成员不仅仅来自于学术界，其中也不乏有志于慈善及监狱改革等事业的实践人士。许多人还投身于社会福音（the Social Gospel）、肖托夸（Chautauqua）及其他城市改革运动。 大卫·罗思曼（David Rothman）所著《发现收容所》一书极好地我们表明，那些后来在19世纪后半叶投身于新兴专业主义的人们的改革根基何在。然而，这些专业团体逐渐地变得越来越孤立，倾向于学术性与科学性，各团体与专业人士成员分道扬镳，致力于另一种改革。专业性组织里的对立因而逐渐形成，最终人们不得不作出选择。哈斯克尔认为关键的转折点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这个“分水岭”。
理查德·艾利（Richard Ely）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成立时发表演说，他虽企图保持两种方向共存，不过主要还是呼吁对经济学进行科学研究。AEA的成立基础本身已经显示出了这种模糊性质：
我们视国家为一个教育与伦理机构，其积极的扶持是人类进步中不可缺少的条件……我们认为，自由放任的教条在政治上不安全，在伦理上不可靠……
我们还认为，劳资的冲突现在已经将大量的问题摆上台面，这些冲突非有教会、国家与科学的联合努力不能得到解决。
19世纪80年代AEA的成立，以及美国历史学会与美国统计学会的相继成立，都标志着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与ASSA致命的内在冲突。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以及美国社会学会诞生之时，ASSA即告来日无多。哥伦比亚大学的富兰克林·H.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早在1894年ASSA学会会议上表明，他们心目中的社会科学正在消亡，其继任学科正是科学的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杂志》的首任编辑、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阿尔比恩·W.斯莫尔（Albion W. Small）对ASSA的评价极具代表性：“它更清楚地代表了人文主义的感伤，而不是对批判性方法论的需求。”
学界以外，那些成立于19世纪的各色各样的专业协会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这些协会包括牙医（1840）、医生（1874）、药剂师（1852）、建筑师（1857）、民用工程师（1867）、律师（1878）以及会计师（1887）等专业人员的组织。1903年，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在科学医学旗帜下的重新成立也是一件有代表性的事件。AMA的医学教育理事会着手保证使医学院教育与“科学医学”原则保持一致，其根据不过是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对医学院的数次到访。拉尔森注意到这个过程的特征不过是“那些指导了19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初叶改革运动的同样的原则：即集中管理，将各单位整合成更大的单位，专家的有效管理，以及对科技的当然强调。”改革已经与科学和专业技能等同起来。弗来克斯纳的结论——“医生再少些再好些”——得到非常坚定而有趣的表达：“医学院的特权再也不能随便向随意而至的公路游客开放了”。弗来克斯纳甚至将这一原则付诸运作，他建议全美131家医学院应该削减至31家能够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医学院。
19世纪后半叶专业团体的演进显示出专业主义——以及职业伦理——在面对行政之恶时道德与伦理上的无力感。虽然会以不同说法出现，但19世纪以前，倾向性与改革是大多数职业风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代表着将美国文化里遗失殆尽的道德原则与伦理价值整合于职业实践的发展轨迹。要言之，科学击败了改革与倾向性。但是这个胜利却给道德与伦理领域的事业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以科学为后盾的技术理性冲击了规范判断，将伦理考量交给了事后诸葛亮。
艾赅博 百里枫｜著，本文选编自《揭开行政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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