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明令，白崇禧晋任陆军一级上将，张发奎、张治中均晋任陆军二级上将。这份迟来的晋升，距离张发奎手握十万精锐、成为武汉国民政府核心军事支柱，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
很多人对这位北伐“铁军”名将的军衔多有误解，却很少有人清楚，他直到抗战胜利当天，才正式踏入二级上将序列，而此前的八年抗战，他始终只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开启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战争。此时30岁的张发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2师师长，与第10师师长陈铭枢、第11师师长陈济棠同属粤军核心将领，三人在粤军体系内资历、职务不相上下。
第四军是北伐军的绝对主力，张发奎率领的第12师，更是主力中的尖刀。部队入湘之后，张发奎率部连克醴陵、平江，迫使吴佩孚主力退守汀泗桥。汀泗桥三面环水、后枕高山，是武汉以南的最后一道天险，吴佩孚在此部署两万兵力，亲率嫡系部队南下驰援，意图凭天险全歼北伐军主力。
1926年8月26日，第四军对汀泗桥发起总攻，双方激战一整日，阵地反复易手。当夜，张发奎下令第36团渡水偷袭敌后，占领中央阵地。次日拂晓，他亲率第35团与叶挺独立团从正面奋勇冲杀，血战数小时冲过铁桥，吴军腹背受敌全线溃败，汀泗桥宣告攻克。随后，张发奎率部乘胜追击，再克贺胜桥，直逼武昌城，彻底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
凭借北伐战场上的赫赫战功，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张发奎也迎来了职务的飞速晋升。1926年11月，也就是北伐誓师仅4个月后，张发奎升任第四军中将副军长，仍兼任第12师师长 ，从一名师长跻身北伐军高级将领序列。
1927年1月，武汉战事结束后，张发奎因战功再进一步，正式升任第四军军长 。此时宁汉分裂愈演愈烈，第11军军长陈铭枢、副军长蒋光鼐因不愿卷入纷争，相继离开武汉前往南京，张发奎顺势接管第11军，同时兼任该军军长。
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对所辖部队进行整编，张发奎出任第二方面军上将总指挥，下辖第4军、第11军、第20军三支主力部队，总兵力近十万人 。他当选为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成为武汉方面当之无愧的军事台柱。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尚未建立统一的军衔铨叙制度，各派系部队的军衔授予较为随意，大多与职务挂钩，属于职务军衔，并非后续经铨叙厅正式评定的法定军衔。
此时的张发奎，政治上始终坚定拥护汪精卫，明确站在反对蒋介石的立场上，其率领的第二方面军，是武汉国民政府唯一能与南京方面抗衡的精锐力量。
就在张发奎达到军旅生涯巅峰的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席卷全国，而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大多集中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 。
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11军第24师，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第4军第25师第73、75团，是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革命力量；第20军则由接近共产党的贺龙指挥 。这些部队，正是后来南昌起义的核心主力。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军总兵力两万余人，绝大多数都来自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序列 。
南昌起义的爆发，让张发奎瞬间陷入被动，他遭到国民党各派系的一致攻讦，被指责“管控不力、纵容异动”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张发奎只能率部南下追击起义军，以此戴罪立功，也正是这次南下，让他彻底离开了武汉、南京的政治权力中枢。
离开权力中心的张发奎，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乡广东，意图夺取广东的控制权，打造属于自己的根据地。1927年11月，张发奎联合黄琪翔发动“张黄事变”，驱逐了掌控广东军政大权的李济深，夺取了广州的控制权 。
但这次夺权并未持续太久，陈铭枢、陈济棠等粤军将领联合桂系部队发起反攻，张发奎所部在激战中惨败，被迫退出广州，这是他继南昌起义之后，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退出广州后，张发奎的部队实力大损，被迫于1928年赴日本暂避，第四军的指挥权也交到了缪培南手中。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后，张发奎回国，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讨桂军右翼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整编第四师师长，率部在鄂西击败桂军，重新掌握了部队的控制权。
但蒋介石始终对张发奎心存忌惮，意图借机收编其部队。同年9月，蒋介石下令张发奎部移防陇海路，计划在部队途经浦口时将其包围缴械。被逼入绝境的张发奎再次起兵反蒋，率部取道湘西南下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部队联合，组成“张桂联军”，共同进攻广东，意图重新夺回两广地盘。
1929年12月，张桂联军与陈济棠的粤军在广东花县展开激战，张发奎率部作为主攻力量，一度逼近广州城郊。但陈济棠坐镇指挥，出动大批空军轰炸张发奎部阵地，同时调动预备队抄其后路，张发奎部腹背受敌，伤亡惨重，全线溃败。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张桂联军再次攻粤，又在北流被粤军击败，张发奎的第四军越打越少，最终残部仅剩下数千人，被迫退回广西休整。
此时的粤军格局，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陈铭枢先后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跻身南京国民政府核心高层；陈济棠则彻底掌控了广东的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天王”。
而曾经与二人并驾齐驱的张发奎，已经沦为当年第四军三个师长中，职务和实力最弱的一个。
1932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军阀内斗暂时告一段落，心灰意冷的张发奎将剩余的第四军交给南京政府改编，自己辞去所有职务，出国考察，彻底离开了他征战多年的军旅舞台。
1934年，国民政府组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专门负责军官军阶等级的评定工作。
1935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新的军衔制度，将陆军将官分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五个等级，同时明确规定，上将员额严格管控，晋升必须有空缺且建有殊勋，所有军官军衔必须经铨叙厅正式评定，由国民政府明令授予，方为法定的正式军衔。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完成了首次大规模正式授衔，共授予特级上将1人、一级上将9人、二级上将22人，中将91人。而曾经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手握十万大军的张发奎，在这次授衔中，没有获得任何正式将官军衔的铨叙。
究其原因，此时的他早已交出部队，没有实际军职，且多次参与反蒋，在资历和职务认定上，都难以符合正式上将的铨叙标准。
直到1936年9月12日，国民政府才发布明令，首次授予张发奎、余汉谋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一军衔俗称“准上将”，允许佩戴三颗星的上将领章，享受上将待遇，但并非正式的二级上将，本质上仍属于中将序列，是国民政府针对资历深厚、职务较高，但暂无上将空缺可补的将领，设置的过渡性军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发奎回国参战，先后出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在浦东地区多次击退日军进攻，亲自指挥炮兵轰击日军司令部和日军旗舰“出云号”，给日军造成重大威胁，被誉为“神炮”。淞沪会战期间，面对战场残局，他曾明确表示：“尽最后一分力，流最后一滴血”。
1938年，张发奎调任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率部参加武汉会战 。1939年，他正式升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地区的对日作战，先后指挥了粤北会战、桂南会战、桂柳会战等多场重要战役。
整个抗战期间，张发奎始终担任战区司令长官、方面军司令官等高级职务，但他的正式军衔，始终停留在1936年授予的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从未获得正式晋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发奎被指定为华南战区受降主官，在广州主持了华南地区的日军受降仪式 。同年10月3日，也就是抗战胜利刚刚两个月后，国民政府发布明令，晋任张发奎为陆军二级上将，递补此前病逝的陈调元留下的上将空缺。
这份晋升，距离他1927年出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18年间，他从北伐战场上一战成名的“铁军”名将，到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顶流，再到反蒋兵败、实力尽失，最终在抗战战场上重新证明自己，终于拿到了这份迟到已久的正式上将军衔。
1949年3月，张发奎出任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同年7月辞职，定居香港。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在香港病逝，终年84岁。他的一生，以赫赫战功起于北伐，以政治选择跌落谷底，以浴血抗战重获认可，而这份迟到18年的二级上将军衔，正是他跌宕起伏军旅生涯的最真实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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