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奥派经济学）
文丨古原
欧美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本质上是建立在现收现付制和巨额财政赤字之上的,按照经济学逻辑，当一个政府为了维持超出其生产能力的福利而不断进行信用扩张时，必然会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
然而，在1990年代至2020年的这三十年间，欧美经历了被宏观经济学界称为大缓和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时代，欧美政府赤字不断飙升，社保承诺不断加码，钞票越印越多，但物价却出奇地稳定，甚至有时还能面临通缩压力。
有些人说，欧美搞这么久福利，哪崩盘了？这不好好的吗？
那原因是什么呢？这种违背直觉的经济奇迹，其背后的核心支撑基石，正是东亚国家（从日本、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以极低的劳动力成本、极高的储蓄率和极其残酷的内部竞争，向全球输出了海量的廉价商品，并同时吸收了西方超发的法币。
也就是说，欧美福利系统之所以没有崩，是因为东亚各生产国在为欧美的福利社会续命。
一）
在纯粹的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购买力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与市场上的商品总量之比。
这几十年来，欧美为了填补社保和福利的缺口，不断增加分子（印钞），而东亚则通过不可思议的生产力爆发，疯狂增加分母（商品供给）。
这两股力量的对冲，维持了西方购买力的幻觉。
不少人说，美国人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IPHONE，是的，但他们没有说清全部事实，那就是IPHONT是在东亚生产的。
1971年，由于美国在越战和伟大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双重巨额开支，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这意味着美国彻底解除了货币发行的黄金约束，开启了无锚印钞的时代。
结果也如奥派经济学所预料，1970年代的美国立刻陷入了严重的滞胀。
然而，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通胀奇迹般地被遏制住了。除了保罗·沃尔克暴力的加息政策外，实体经济层面的核心救援力量来自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
在这一时期，东亚凭借极度吃苦耐劳的产业工人和开始成熟的流水线，向美国输出了海量的廉价家电、汽车、纺织品和半导体。
美国普通家庭在名义工资并未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却能买到比美国本土制造便宜一半以上的日本汽车（如丰田、本田）和台湾代工的电子产品。
你看，事实真相是，欧美的老百姓用被稀释的美元，换取了东亚工人真实的血汗劳动。
美国的老年人之所以能够拿着被稀缺后的的养老金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体面，是因为东亚极大地压低了维持生存与生活质量的物理成本。
如果说日本和四小龙只是缓解了西方的通胀压力，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则是彻底为欧美的社保体系注入了一剂长达二三十年的强心针。
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将超过数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卷入了全球现代工业体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
在这种规模的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下，中国地区开始建立了极其完备的供应链，而中国企业及个人，有着极高的储蓄率，并不断投资于资本品，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将生产的成本不断地降低。
还有一个要素是东亚生产国都有大量的美元储备，这意味着他们生产得多，消费得少，并有意识地压低汇率，让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以获得美元储备。
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在补贴欧美的消费者。
在美国，从沃尔玛货架上的衣服、鞋子、玩具，到亚马逊上的各类消费电子，价格不仅没有随着美国M2的狂飙而上涨，反而因为中国制造业的突飞猛进而逐年下降。
欧美政府在这个时期大幅扩张了医疗保险、养老金的覆盖面和给付金额。如果没有东亚和制造，这些凭空印出来的福利支票会立刻引发恶性通胀。
但现实是，美国的老年人拿着每月一两千美元的社保支票，去沃尔玛可以买到极其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可以买到便宜的换季服装。
东亚各国由资本累积和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通缩力量，完美掩盖了西方社保体系的通胀本质。
二）
东亚国家的生产者不仅在商品市场上用实物补贴了欧美的消费者，更在资本市场上用巨额的外汇储备，直接为欧美政府的社保赤字提供了融资。这是理解整个运作机制中最核心的金融闭环。
欧美的社保系统是一个存在巨大资金缺口的现收现付制。为了弥补缺口，政府必须大量发行国债。如果没人买这些国债，国债收益率就会飙升，政府很快就会面临债务危机，被迫削减社保支出。
但东亚国家完美地扮演了终极放贷人的角色：
东亚国家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了维持本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它们的央行会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入美元，压低本币汇率。
这些央行拿到海量的美元后，不能让其闲置，于是全盘投入了美国国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市场。
在过去二十年里，日本和中国长期轮流占据美国最大海外债权国的位置，两国持有的美债规模总计常年维持在2万亿美元以上。
东亚庞大的购买力人为地、极大地压低了欧美国家的长期国债收益率（即无风险利率）。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和欧洲政府能够以极其低廉的利息成本，借新还旧，维持其庞大的社保支出和财政赤字。如果没有东亚用真金白银买入这些美债，欧美的国债收益率可能早就突破了7%甚至10%，其社保体系在利息的重压下早已破产。
在这个跨国财富转移的游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奥地利学派所描述的坎蒂隆效应在全球尺度上的放大。
欧美（处于货币发行的最上游）掌握了印钞权，能够在第一时间使用新发行的法币，用于支付本国民众的社保福利和政府开支。
而东亚国家的生产者处于货币流动的最下游，他们付出了真实的自然资源和几代人的青春，生产出了实体商品交给了西方；换回来的，是一堆由西方政府发行的、注定要在长期不断贬值的美债和外汇储备。
本质上，东亚国家是在用本国国民的高储蓄率和低福利，去补贴欧美国家的高消费和高福利。这是一个极其魔幻但又真实运转了数十年的全球对冲模型。
三、
为什么东亚心甘情愿地扮演这个苦力和接盘侠的角色？这并非欧美强迫，而是世界架构的结果。
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下，政治家为了获得选票，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向选民承诺更高的福利、更早的退休年龄和更完善的医疗保障。
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希腊的债务危机前夕，都是民众对福利削减的极端反抗。
福利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形成了一种刚性的棘轮效应。由于内部生产力增长停滞，政客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赤字货币化。他们需要一个外部的海绵来吸收通胀。
东亚国家（尤其中日韩）在二战后都背负着强烈的国家复兴和工业化赶超的政治使命。
而二战后的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如一战前一样的由商人驱动的全球化，而是一个由美国控制全球货币，全球秩序的全球化体系。
东亚政府要融入全球化，实际上是有条件的。
贸易本来是个人之权利，中国或日本企业与个人要与全球民众进行交易，与其他国内市场与他人交易一样，是本来就具备的权利。
但之所以有WTO谈判，有国际贸易谈判，甚至是美国与欧洲各强国首肯，你才能进入全球市场，因为这些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全球贸易。
一些人说，美国政府是恩人，因为允许了中国加入WTO，这是混蛋逻辑。一个具体的中国企业与一个美国企业的交易，本就是他们的合法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政府赐予的。
相反，进入WTO需要哪个国家点头，只不过说明了世界自由贸易、全球化，是在强权干预下的，是由大国点头后，你才有资格进入市场的。
而美元储备、美债购买，这些也是进入市场的强权设定下的规则。
但这一体系，无法长期维系。
因为这一体系的事实是，欧美国家少生产，却能多消费。时间一长，生产体系必然崩塌，仅仅依靠货币特权，是无法维系这种结构的。
于是欧美开始了一轮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试图减少生产体系的流出，以保持真实的经济实力。
但一旦真正开启这种保护主义，其国内购买外部产品数量减少，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就将迅速下降，这也是几年前美国人尚且感觉生活不错，但近几年却感觉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原因之一。
因为，维持了几十年的这个体系，面临崩盘。
四、
这个由东亚输血欧美社保的宏观模型，目前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解体。近几年欧美爆发的四十年未有之大通胀，以及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危机，正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后，东亚国家减少了廉价商品供给让其无法续命的直接结果。
当然东亚国家也面临问题。
东亚国家在经历了速度惊人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大爆发后，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老龄化和少子化。
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出现问题，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台湾。
当年为全世界生产廉价商品的年轻农民工，现在已经老去，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自己也开始需要领取养老金。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将会为东亚这些老的生产国家的社会保障续命了。
新兴的越南，印尼，他们会发挥这样的作用，但规模太小。
真正值得指望的，是印度。
如果印度能快速市场化，让印度近十亿劳动力全面融入世界分工。
那欧美各国和东亚老生产国的政府，都将松一口气。
这时印钞的后果就将大大减轻。
可是印度这个鬼样子，迟迟在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惨不忍睹的营商环境中徘徊，看来，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可能是难以出现了。
那么，如果世界市场没有一股大的新增的市场化力量，那么，南美化将席卷美国、欧洲以及东亚这些新兴工业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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