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位守了29年庙的老汉,破例让一名女香客在庙里过夜,结果第二天一早他狂奔25公里下山去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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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守护人

金灯寺建在山西平顺县东南方向的山崖上。

这地方放在今天也不算好找,车开到山路尽头就彻底没了路,剩下的路程靠两条腿。

海拔一千五百多米,刮风的时候人得紧贴崖壁才站得稳。

冯开平在这座寺庙里待的日子,从他上山那一年算起,到今年已经迈过了三十个春秋。

他说不上来自己到底守护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有人问他,他就笑笑,说反正这些都是国家的产业。

金灯寺里头的佛像和石刻,几百年来就立在原地,风吹日晒,从未挪动过分毫。

而他这么一个人,活了六十多年,同样很少往别处走动。

三十年间下山的次数扳着指头数得清,每年春节也极少回家过年。

老伴和孩子从埋怨到理解,从理解到支持,冯开平心里清楚,这个过程的代价太大了,大到任何言语都无法弥补。

那是九六年的事。

冯开平到金灯寺才满一年。

下午,两个女人上了山。

她们穿着普通,一进寺门就极为虔诚地叩拜,姿态庄重,挑不出任何毛病。

冯开平干活间隙瞥了几眼,心想今天倒是个黄道吉日,香火清淡的金灯寺居然还迎来了这么恭敬的香客。

他主动迎上去招呼了几句,给二人搬了凳子,又倒了碗水。

两位女香客接过水碗道了谢,继续在殿里慢悠悠地转,一尊一尊佛像看过去,嘴里念念有词。

冯开平当时并没有多想。

寺庙里偶尔会来出易友挂单或者问讯,留宿一宿的情况不是没有。

太阳落山的时候天就黑透了,太行山上没有路灯,深夜下山连路都看不清。

两个女人走到冯开平跟前,面露难色,说山路难行,能不能借住一晚。

冯开平犹豫了。

寺庙对留宿陌生人向来是有顾虑的,但天色已暗,他最终还是破例点了头,安排了一个空房间。

怕二人饿着肚子过夜,他亲自下厨煮了一锅稀饭,就着榨菜招呼她们吃了晚饭。

冯开平吃完收拾完碗筷,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迷迷糊糊闭上了眼。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一阵响声惊醒了,睁开眼,头昏沉沉的,全世界都在晃。

他揉了揉眼睛爬起来,使劲摇了摇头,这才意识到不对劲——脑袋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冯开平跌跌撞撞赶到那边厢房,推开门,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屋里干干净净,哪里有半点人住过的痕迹。

他又跌跌撞撞跑回大殿,借着微弱的月光挨个查看,发现三座佛像身上最精美的浮雕,有两块不翼而飞。

他蹲下身蹲在地上打量着那个碎裂的边缘,心里头什么都明白了。

那两个女人根本不是当地村民口里的香客,至少来金灯寺上香不是她们唯一的目的。

稀饭里被下了蒙汗药。

她们趁冯开平不省人事的时候连夜撬开了锁,敲掉了浮雕,摸黑逃之夭夭。

冯开平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寺里没有通讯设备——别说电话,连信号都没有。

只有一条路,靠两条腿跑。

他顾不上收拾,反手锁了殿门就往前冲。

从金灯寺到最近的派出所,不算平地,全是盘山小路,下坡的坡度极大,走快了刹不住脚,走慢了怕夜长梦多。

二十五公里的山路,有的地方紧贴崖壁,稍不留神就滚下万丈深谷。

冯开平几乎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在跑,裤子被路边荆棘刮破了也不知道。

等他跌跌撞撞闯进派出所大门,浑身上下全是灰,汗水涩得眼睛睁不开,话都说不连贯了。

好在警察动作够快。

那时候虽然没有遍布全路的监控设施,但凭着对附近地形的熟悉和村民的协助,很快就掌握了线索。

两个女贼还没有跑远,警方迅速布控,被盗的两块浮雕追了回来。

冯开平得知文物完好无损,蹲在派出所门口长舒了一口气。

但他回到寺里的脚步比以前沉重了很多。

这件事过去之后,他变得更加谨慎,遇上任何可疑人物都会格外警觉,夜里巡逻也再加了一道。

没过多久,又出事了。

那天来了四个年轻男人,面相不善,一个个横着走路。

冯开平看他们的眼神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游客。

他本来就因上次的事绷紧了弦,这回更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们转。

四个男人在大殿佛像之间来回转悠,东张西望,最后在最大的石窟水陆殿前面站住了脚。

“这个佛像,会不会动啊?”

有个人突然开口抛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冯开平怔了一下,下意识回了句“不知道”。

话音未落,那人猛地上前一步,一把卡住了他的脖子,另几个人闻声而动,死死按住他的胳膊和后背。

冯开平使劲挣扎,拼了命想挣脱,但对方人多势众,四双手的力气远比他一个人的反抗来得凶猛。

有人掏出绳子把他的手脚死死捆住,随即来了个人掏出一把匕首捅进了他的腰部。

他感觉到凉飕飕的利器刺入皮肉,紧随着痛感从那个伤口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

鲜血顺着他破烂的棉衣往下淌。

几个人把他像丢麻袋一样扔进了厨房的角落,转身就去大殿砸东西。

这帮人盗不走大件,只能朝能看到的一切破坏。

石块敲击在佛像上的声音从远处传过来,在空旷的石窟里发出沉闷的回响。

疼痛让冯开平昏过去好几次。

厨房的四面墙壁隔绝了一部分响声,但他的耳膜里还在嗡嗡地响着每一下砸击。

地上有一把切菜的刀,他反绑着手够了几次都够不着。

后来在墙角摸到一把生锈的锯子,他咬着牙一点一点磨,磨了好几次才把绳子锯断。

手腕和手掌被锋利的锯条划了好几道鲜血淋漓的口子,握着锯子的手抖得像狂风中的枝条。

但他顾不上周身那么多伤口了,等绳子一断便连滚带爬冲进了大殿。

文物没有丢。

那伙人不知道怎么把大件浮雕运下山,气急败坏之下用石块砸坏了一部分。

大殿里满地碎屑,佛像残破的肢体散落一地。

冯开平捶着地面捶了又捶,悔恨交加。

但悔恨之后能做的只剩报案

一瘸一拐走到山下后,他虽然失落而且极度疲惫,还是尽可能把情况一字不差地交代给了接警的人。

文物损毁追不回来,但至少把可能的线索报了上去。

金灯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价值非同一般。

寺内石窟最早可追溯到北周年间,后经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几朝不断扩建,现存大小石窟十七个,雕像二百八十多尊,浮雕画像超过一千二百尊。

最大的水陆殿一百多平方米,殿内泉水常年从崖壁缝隙中渗出,汇集在地面形成天然水池。

三米多高的佛像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左右壁上部各有佛龛九个,内雕十八罗汉,形神皆备。

四壁下部九十幅浮雕壁画栩栩如生,刀法精湛。

金灯寺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尾声上的绝唱,这样的文物瑰宝藏在深山,自然免不了盗贼的光顾。

但把这些东西比作金灯寺丰厚的文化矿藏,冯开平守护的是文物本体安全,也是不可复制的文化根脉。

九六年丢浮雕的事不是结束,只是各种惊心动魄的开端。

冯开平早年经历的四次重大盗窃事件,每一次都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崩溃后选择离开。

事实上他的确目睹过这样的局面——五六个和他一起看护的周边村民陆续被吓走,有人走的理由是“家里老婆不让干了”,有人甚至没给出任何理由,第二天就不来了。

寺里逐渐剩下冯开平一个守护者。

孤悬在太行深山里的金灯寺门前,每天出入的就他一个面孔。

其余人能走的都走了,只剩他和这些不会说话的佛像长年累月地互相陪伴。

在寂静的深夜里,他和佛洞里的每一尊石刻东倒西歪聊几句天。

又一天夜里,好几个窃贼摸进寺庙被冯开平发现。

对方根本不怕他一个独身老头儿的阻拦,推开他就硬闯进去。

黑暗中,有盗贼朝悬崖方向投掷石块,冯开平和另外一个巡夜人只好躲在悬崖边上一动不动,紧贴着崖壁,生怕被飞来的石块砸中滚下去。

那是大约九六年之后某一次,盗窃者的破坏力更强,一共损坏了十四尊佛像。

东西丢得最多的那天晚上,地面一片狼藉。

冯开平从凌晨两点跑到派出所报案,跑到玉峡关的时候天还没亮。

这些事反复发生之后,外界不少人打趣说他命大。

他自己从不接这种话,只是闷声做事。

守护文物比守护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这是他对每一个来采访的记者说过的话,也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行动信条。

人在,东西就在。

人没了,文物还在,那也算没辜负当年答应上山时的承诺。

上山这个决定,三十年前在冯家翻出了巨大的浪花。

冯开平是长治平顺县本地人,1960年出生在普通的农家里。

家里供给不上多少读书的钱,早早就没学上了。

父辈送孩子学手艺的思路在当年很通行,他于是被送到剧团学戏,后来在平顺县落子剧团干活。

舞台上的主角轮到他的时候不多,更多的时候他在幕后做做杂活、搬搬道具的箱子。

日子本来也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了,剧团效益逐步走低,原本微薄的工资变得更加难以养活易友。

1995年,当时平顺县文化局的局长李银声找到冯开平,开门见山说起了金灯寺需要看守人的事。

李银声曾是剧团里教他们唱戏的老师,知道冯开平的为人踏实可靠。

金灯寺地处偏僻,路况差,寺里没水没电,条件极其艰苦,住的地方不到十平米,喝水靠收集屋顶的雨水,照明全靠蜡烛。

这么难熬的工作,之前派过去的人撑不了太久就打了退堂鼓。

把工作推给冯开平之前,老领导犹豫了好一阵。

但李银声翻来覆去地想了一遍,身边确实再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么稳妥的人了。

他把金灯寺文物的重要性一字一句交代清楚,说明寺里的国宝级文物需要有人寸步不离地守护,上一任守寺人病逝之后,那些珍贵的东西已连续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失窃的风险一天比一天高。

说着说着,李银声眼圈有点发红:“金灯寺里的文物是我们几辈人对得起后人的凭证,丢了一样,就真的再找不回来了。”

冯开平插不上话,只能静静地听。

冯开平回家提了这个事。

全家的反应比他预想的还要激烈。

妻子孟喜梅当时正在喂最小的孩子吃饭,闻言筷子一下子掉在了桌上。

三个孩子,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刚一岁半。

丈夫如果上了那片深山老林里的山崖,猴年马月才能回来一趟。

孟喜梅越想越气,摔门而去,不想当着孩子们的面和冯开平吵。

她一走,屋里的气氛反而安静得可怕。

冯开平坐在吱呀作响的木凳上,低头看着脚下的泥巴地面,两个稍大的孩子站在墙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的那个在旁边的大摇篮里含含糊糊叫了声爸爸。

他应了一声,站起来给孩子擦了把脸,再坐下来时,手指尖还在无意识地点着膝盖。

一个不眠的夜晚之后,第二天早上冯开平去找了李银声。

“我去。”

他只说了两个字。

又补充了一句,“只要我在,就把文物看好。”

妻子得知消息后跟他大吵了一架。

这个昔日的剧团后台工人在那个时候出奇地倔,怎么都劝不住。

后来,冯开平带着妻子上山,让她在金灯寺住了几天,把佛像和壁画一处处指给她看,告诉她这些东西留在山里的意义和需要人守的原因。

她看到了山路的艰险,也看到了石窟里那些无价的佛像和石刻,听冯开平尽可能说得详细,最终虽然脸色依然不好看,却再也没有阻拦。

送他上山的那个清晨雾气很重。

李银声开车送他到玉峡关镇,再往前道路被山石堵死了。

冯开平反手背着大麻袋走下汽车,麻袋里塞着衣服、毛巾和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盆。

他站在路边仰头望了望灰蒙蒙的天和远处灰蒙蒙的山,把麻袋往肩上颠了颠,头也不回地上了路。

李银声站在车前大声冲他背影喊:“里面的文物全是国家的宝贝,你看好喽!”

冯开平没有停下,只抬起右胳膊晃了晃。

从峪里到寺里,脚程慢的人得走半天。

可他拼了命朝山上攀,没到响午就到了金灯寺的旧门楼。

前任看护的老汉张江福带着他把七进院的“家当”逐一清点。

从大殿到石龛,从佛雕到残碑,每一样东西都呈现在他的眼前。

冯开平摸着殿里那些被岁月打磨得油亮的石刻,心里忽然安定了下来。

此后便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

清晨天不亮他就起身,打扫石阶和殿堂。

吃完饭例行检查佛像和浮雕壁画的变化。

来了香客就带去参观讲解。

傍晚关门后开始夜间巡逻,一圈走下来将近一个小时。

这条东西走向的青石板路不足两百米,连接着山门、钟鼓楼、大佛殿、关帝殿、聚仙楼、地藏阁。

佛殿里的每一尊佛像,三十年里来来回回擦过无数次,以至于边角处的细节闭着眼都能描出来。

不外出采购的日子,金灯寺安静得像一座孤坟。

有时候狂风卷着雪花飘进残破的大殿里,冯开平就在呼啸的风声里裹着军大衣坐在门槛上看天发呆,喃喃自语自己学会的那几句不成调的戏文。

山下的日子换了一种活法。

孟喜梅留在老家,每天带着三个孩子出摊卖东西,开过烟酒铺子,卖过成衣,也摆过小吃摊。

孩子们上学放学她花不少时间接送,进货回来一个人把货往小推车上搬,收摊时一样一样往库里扛。

她的脸被生活磨出了许多皱纹,逢人问起冯开平去哪儿了,她便笑笑说:“上山守庙去了,回不来。”

声音里没有愤怒,最多只有一点落寞。

可有些事是硬撑不过去的。

有一次孟喜梅带着女儿坐公交车出门办事,车子在路口被火车撞上,女儿的手臂当场骨折。

孟喜梅本人脸被尖锐的器物划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送到医院缝了四十七针,现在右脸颊上还看得出当时留下来的疤痕。

医院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冯开平一直不知情。

打不通山上的电话,发了消息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到。

二十几年前的金灯寺通讯全靠两条腿跑。

直到快出院了,家属实在忍不住,想办法辗转联系上了冯开平。

他赶回来看见妻子满脸纱布的样子,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沉默半天,把手机往桌上重重地一放。

又过了些日子,冯开平的父亲出车祸受伤住院,担心影响他工作,特意嘱咐易友别告诉他。

最后还是从别人口中偶然得知,他像被踩了尾巴一样当晚就往山下冲,走了几十里夜路到家后扑通一声跪在父亲床前。

老头子一把抱住他,说:“你老爹又没死,急什么。”

一句话把冯开平的眼泪说下来了。

这些事让他反复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

辞职报告在心里打了一遍又一遍的腹稿,每一次开口之前,嗓子眼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孟喜梅知道他的心思,总是劝他:“你再想想。你当初为什么去,现在忘了?”

冯开平有时候觉得自己欠了家里一辈子的债,但孟喜梅替他挡掉了大部分外界的闲言碎语,也从不在他面前抱怨生活的苦。

她选择上山去看他的时候顺带把几个月积攒的他那些脏衣服一口气洗干净,给他理个精神些的发型,再炒两个他爱吃的菜。

夫妻俩不是浪漫的人,不会讲软绵绵的话,一切都在这些粗糙而朴实的生活细节里。

即便全家最困难的时候,冯开平每月发下来的工资一分不剩全部寄回家,自己啃馒头喝稀粥度日。

寺庙之外的世界变化很快。

寺里终于通电的那年是二〇〇八年。

从此冯开平不用再摸黑巡逻,不用在烛光下写记录,也不用再担心煤油灯的烟雾熏坏了珍贵的石壁。

金灯寺的供水也解决了,自来水接进寺里来,不必再端着搪瓷盆子接雨水过活。

条件好转意味着更大的防护力——监控设备开始覆盖到寺院的每一个通道和入口。

冯开平每天多了一项工作:在监视器前面盯屏幕。

新技术的到来让他踏实了不少,至少不用再整夜不合眼地蹲守。

但他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院墙外稍有风吹草动,他还是会立刻弹起来抄起手电就往外跑。

渐渐地,社会上开始流传冯开平守寺的故事。

二〇一七年,他被授予“中国网事·感动2017”年度网络感动人物称号。

转过年来是同一年度的“第六届长治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和“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两项荣誉落在肩头。

成名的浪潮来得比山风还猛。

媒体纷至沓来时,他已经在山上隐居无数个年头了,骤然面对镜头显得拘谨而茫然。

他不太会说话,回答得磕磕巴巴,只会反复讲金灯寺的文物有多么珍贵,以及他希望继续在这里守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

被问到是否觉得孤独时,他想了想,说已经习惯了一个人。

对于守护成果只字不提,那些惊心动魄的历险更不愿多谈。

“感动山西”十大人物这个称号在二〇一八年落到他头上。

去太原领奖头一天,他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搭上车。

金灯寺的地理位置特殊,交通不便,参加任何仪式都要提前很长时间动身。

二零一九年去北京领取“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证书时更折腾,光是路上辗转就花了不少时间。

金灯寺仍然不通公交,所有进出的交通全靠冯开平自己想办法。

但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所有艰难的辗转都在闪光灯的热度里暂时被淡忘了。

“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是很高的荣誉,他是整个山西省拿到这份认可的个人。

拿了荣誉之后,日子过得和以前一样。

早上六点天不亮,手掌摸到电灯开关“啪”一声摁下去,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十月的太行山气温降得很快。

他套上老伴织了好几年的毛背心,再裹上那件又厚又旧的工作服,推开门。

山里冷风灌进领口,浑身一阵哆嗦,他抖了抖肩膀,转身关上窑洞的门,迈步走进刺骨的西风里。

寺院的青石板又该扫了。

佛像上有灰了,拿抹布过一遍。

游客来看石窟,他拿着那根用了好多年的木棍,当起了免费导游,不厌其烦地讲几次扩建,讲工匠当年在崖壁上花了多少年心血。

一说到石雕被破坏的部分,语气不由自主就凝重下来了,拿木棍指点着断口,说“这个就是被那拨歹人砸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抑制了很久的恨意。

游客很多不知道他讲话的具体所指,只看到他浑浊的眼珠上快速地蒙了一层薄雾。

每年春节是冯开平最挂念易友的时候。

难得在阖家团圆的日子,他会透过手机屏幕看那头坐在餐桌旁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

屏幕有点反光,加上山里信号差,画面经常卡顿,但这种事断断续续看了好些年,他反倒习惯了。

二〇二六年的春节期间,孟喜梅和长大的孩子们轮番上山陪他守庙,狭小的房间虽然拥挤,但暖意让人觉得踏实。

同事们也在那几年陆续增加上来了,不再只剩他一个人值班。

监控室里的屏幕分成十几个小块,每块都警惕地盯住寺院的角落。

金灯寺和二三十年前比完全变了个模样。

路况改善,上山不再步步惊心。

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开春时节排着队进殿瞻仰。

石阶被后人加固了,厕所也翻新了,连僧人也在后来的日子里住进来一部分。

金灯寺在山谷间焕发出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热闹。

冯开平退休了,但没有离开。

按照常理他可以下山养老了,孩子们也盼着他回家,但他最终选择了留在寺院里,继续做一名普通的守寺人。

早年间交给他钥匙的老领导多数已不在世,文管所却还在正常运作,所长的职位早已转给了新来的年轻后生。

冯开平卸下了担子但不卸责任,每天依然排查寺院每一个角落,监视器轮流看,然后拿起扫帚在水陆殿的大石面上拂去尘土。

那个腰部的刀疤每逢阴雨天便隐隐作痛。

他也不当回事,最多贴上膏药凑合一下。

易友都劝他下山静养,他不走,总是说那些佛像陪了他大半辈子,真走了心里不踏实。

在寺里待了多少年,冯开平始终保持着那份近乎固执的责任心。

当年文化局局长对他的叮嘱言犹在耳。

他不知道后世会如何评价他这个人,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他更关心的是那些石窟和浮雕能不能继续保存下去,完好无损地交给下一代。

二〇二五年,新华社来采访时他六十六岁,微弯着腰在水陆殿里擦掉佛像上落下的细小灰尘。

当年一万多个日夜的孤守送走了暮春和严冬,如今他早已和这片崖壁血脉相连。

白头发多得来不及染,人驼了背,脚步也不如年轻时利索了。

但他的眼神还是和三十年前刚到金灯寺那天一样,虔诚、专注,带有一种无法撼动的笃定。

金灯寺的钟声每天被这位老人准时敲响,钟声在山谷里回荡,每一次撞击都惊起草丛中的飞鸟。

那些飞鸟扑棱扑棱地起来又落下去,日复一日,从未改变。

有年轻人问他,这辈子值不值。

冯开平的嘴唇翕动了几下,似乎想找一些漂亮的词来解释什么,末了只说了一句:“它们还在,我就在。”

初夏的阳光穿过千年石窟的窟檐,落在他花白的头顶上。

他眯着眼睛回过头去,山风拂过松林,金灯寺在蓝天的映衬下轮廓显得格外清晰。

远处的新旧两座石碑并肩静立,碑身上的字迹漫漶不清。

冯开平抹了一把扶在崖壁上的手,终于转过身又朝大殿走去。

石板路上响起了他沉重的脚步声,一声接一声,一声叠一声,和着他的喘息在空旷的山谷里传出去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