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北京城的春天还没有去尽。
内阁值房里，李廷机对着一盏将尽的油灯，已经坐了很久。案上摊着那份他新写的辞呈，墨迹早已干透。窗外是紫禁城深沉的夜色，远处偶尔传来更鼓声，一声一声。
他今年六十有六了。
这个年纪在官场算是有些大，但在内阁却不然——徐阶、严嵩在这个年龄都还在任上。但李廷机是一刻都不想在内阁待下去了。
一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
万历三十五年三月，皇帝下旨，命李廷机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
明朝的内阁到了万历朝，已经成了一个奇特的存在。它名义上只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实际上却承担着宰相之责；它理论上应该辅佐皇帝处理天下大事，实际上却常常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张居正时代那种内阁首辅一言九鼎的风光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皇帝深居宫中、大臣们在外廷空转的荒诞局面。
内阁大臣沈鲤曾向皇帝汇报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吏部尚书缺员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仅以一侍郎兼任，兵部尚书正在力请致仕，礼部止一侍郎李廷机，户部止有一尚书。部院堂上官合计三十一员，缺二十四员。
也就是说，一个人至少要干四个人的活。
更要命的是，大臣们呈上的奏疏，皇帝大多选择留中——不批、不发、不退，就那么压在宫中，像石头沉入海底，再无音讯。大臣们根本无从开展工作。
李廷机入阁的时候，首辅是朱赓。朱赓是个老实人，他比李廷机大七岁，身体却差得多，入阁不久便缠绵病榻，基本上不问政事。于是李廷机这个大学士，实际上成了内阁日常事务的唯一负责人。
他不仅要以一己之力承担部务，而且他还是皇帝唯一的日讲官——虽然皇帝早已停止了日讲，但按照制度，李廷机每日仍十分负责的将日讲内容呈上。
但负责二字，在李廷机这里有着极为苦涩的含义。
他负责的，是一份永远送不到皇帝面前的奏疏；他负责的，是一个永远等不到批复的政务流程；他负责的，是一座运转了二百多年、如今却齿轮生锈、发条断裂的庞大帝国机器。
每天早上，李廷机准时到内阁值房办公。他批阅各地送来的题本，拟写处理意见，用朱笔誊写好，封好，送入宫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些奏疏如泥牛入海，再无音讯。皇帝既不批红，也不发还，它们就那样消失在紫禁城的深宫之中，仿佛从未存在过。
这就是他每天要面对的现实：一个庞大的帝国，每天产生无数需要决策的事务，而唯一的决策者却拒绝决策。皇帝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知道；不是不能处理，而是不愿处理。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十岁登基、曾经励精图治的年轻人，在万历十四年之后，逐渐变成了一个深居简出、拒绝上朝、拒绝批阅奏章、甚至拒绝与大臣见面的神秘存在。
朱赓当了三年首辅，未曾见万历帝一面；李廷机入阁一年，亦见过皇帝。
有一次，李廷机在文华殿外等候召见，从清晨等到黄昏，皇帝始终没有露面。他站在殿外的台阶上，看着夕阳把紫禁城的琉璃瓦染成血色，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身边的太监面无表情地告诉他：“皇上今日身体不适，请阁老回吧。”他点点头，转身离去，脚步虚浮得像踩在棉花上。
回到府邸，他独自坐在书房里，没有点灯。黑暗中，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福建老家读书的日子。那时候他二十来岁，中了举人，意气风发，觉得自己将来一定能做一个经天纬地的大臣，匡扶社稷，青史留名。四十多年过去了，他做到了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却觉得自己比那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更加无力。
那个年轻人至少还有梦想。而此时的他，连梦想都没有了。
二
如果仅仅是见不到皇帝，那倒也罢了。明朝的制度设计，本来就有皇帝“垂拱而治”的理想成分。
但李廷机没想到的是，他与沈一贯有师生名分（李廷机始入仕任编修时与庶吉士一起读书，时馆师为沈一贯），因而被沈一贯的政敌视为不可接受的人物，自受命入阁起，不断遭到弹劾。
政敌弹劾他，说他是沈一贯的门徒；东林党人看不起他，觉得他不够激进，不够立场鲜明；齐楚浙诸党也猜忌他，觉得他既然不是自己的人，那就一定是敌人的人。李廷机每天在内阁值房里处理公务，都能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那些目光不在明处，却在每一次廷议、每一道奏疏、每一个人事任免的背后，冷冷地注视着他。王元翰、胡忻等言官的讥讽与攻击不绝于耳，这使他心灰意冷。
万历三十六年，李廷机开始写辞呈。
第一次写，他字斟句酌，引经据典，说明自己年老体衰、才疏学浅，不堪重任，恳请皇帝放他归乡。他在奏疏中写道：“臣诚欲报恩而恩报不尽，欲做事而事亦做不尽，惟臣之生则有尽。敢从皇上乞此将尽之生。”写完后，他反复修改了多遍，觉得措辞得体、情感真挚，才郑重地封好，送入宫中。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个月后，他写第二份辞呈。措辞更加恳切，情感更加悲凉，甚至提到了自己近年来“足疾频发，步履维艰”的实情。再次送入宫中。
依然没有回音。
他开始明白，皇帝不是不批准他的辞呈，而是根本不看。他的辞呈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奏疏一样，进入了紫禁城那个无底的深渊，再也没有音讯。
但李廷机没有放弃。他开始定期写辞呈，每月一份，甚至每月两份。措辞从恳切变成哀求，从哀求变成绝望。在另一封奏疏中，他写道：“人之弹射犹可忍，本身之疾病岂能勉强？……臣见年来诸臣称疾乞身，既而物故，有于京邸者，有于途次者，岂不可伤。皇上诚念及至此，此亦何忍留而不放也。”他提到了自己的母亲，年近百岁，盼子归乡；提到了自己的妻子，病卧床榻，无人照料；提到了自己的身体，“形神俱瘁，朝不保夕”。
他甚至在奏疏中激动地表示：我不要做官，我死后也不要抚恤，只求陛下让我离任。
这些文字，如果让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进士看到，一定会觉得羞耻。但六十六岁的李廷机已经不在乎羞耻了。他只想要一个结果——哪怕是被罢官、被削籍、被流放，也好过这种无尽的悬置。
朝堂上开始有人嘲笑他。有人说李廷机是“辞官专业户”，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以辞官要挟皇帝。更恶毒的人说，他根本不想走，只是做做样子，博一个“忠而被谤”的名声。刑科给事中彭惟成甚至弹劾他奏疏放肆、无人臣礼，更说他私通女真。李廷机听到这些流言和弹劾，既不辩解，也不愤怒。他只是继续写辞呈，继续送入宫中，继续等待。
等待，成了他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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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万历三十八年，事情有了变化。
到这一年，李廷机已经写了整整一百二十余封辞呈。这个数字本身就成了朝野议论的焦点——一个内阁大学士，数年间上书辞官一百二十余次，而皇帝一次都没有批复，这是明朝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观。
皇帝终于有了一点反应。不是批复他的辞呈，而是下了一道旨意，责备他“屡疏乞休，殊非大臣体国之道”，意思是，你老是辞职，太不像一个为国家着想的大臣了。
此时，首辅朱赓已经病逝，而他在世时也曾连上二十多道奏疏请求致仕，万历帝都不理，最后朱赓死在任上。李廷机上疏想以朱赓之事说服皇帝：
臣八月内一疏言诸臣称疾多不蒙放，既而物故，今臣赓又若此矣。赓初未有必死之症，祗因众口沸腾，无所容其身，而皇上又固留之，进退狼狈，故竟以死耳。今既恤之优，何如放之蚤，皇上视赓可以知臣矣。
旨终不允。
新任首辅叶向高在自己请求致仕的同时，也多次请求万历帝同意李廷机致仕。因为实在没有办法的李廷机，常常对着叶向高哭泣，搞得叶向高不知所措。两位大明辅臣竟然这番模样，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那年六月，李廷机因久病不愈又添痢疾，感觉自己难以支撑下去。他先在思善门外跪地叩头，恳请皇帝准许他辞官，未得回应。随后他又撑着身体前往文华门，当面递上致仕奏疏。
万历帝这次终于回应了——他派了太医前去医治，但仍不允许李廷机致仕。
十月，李廷机开始想别的办法。他查阅《大明会典》，发现其中有一条规定：南北两京的文职官员，若离家已满六年，想要请假回乡探亲的，听凭其申请并予以准许。他据此上疏，说自己入朝为官以来，仅在奉命出差时顺路回过一次家，停留了半年；在南京任上考核期满后，曾辞官回乡休养一年半，除此之外实际任职已达二十六年，而自万历三十一年至今又连续离家八年了。他还援引阁臣王锡爵、沈一贯曾申请探亲假并获批准的旧例，恳请皇帝准许他请假回乡。
万历帝根本没有理睬他。
李廷机见无效，又请叶向高帮他说话。叶向高上疏说李廷机请求致仕距今已经三年了，奏疏多达一百多次。万历帝依然留中。
四
万历三十九年十月，李廷机依旧在不断上疏之中。
他在其中一封奏疏中写道：
臣自戊申年四月二十一日乞告休致，祗候圣旨，至今凡历四年，计四十四个月，约一千三百日矣。陈情沥血，冒渎宸严，凡一百二十三疏矣。臣与王锡爵、朱赓死四年，葬三年矣，锡爵死一年矣。……此时未放，岂能终不放耶？与其毕竟不能不放而迟放之，不如即放之为愈也。与其死而放之，尤不如生放之为愈也。伏望皇上慨发慈心，予之生路，即批臣此疏，准臣以老病致仕回籍。
万历帝依旧不理。
李廷机自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就不再去内阁值房办公，他真正上班的时间仅仅九个月，剩下的时间，他主要就在写辞呈。
他搬出了官邸，住进了城外的真武庙里。他把自己关在破庙中，不再处理任何政务，不再批阅任何题本，不再拟写任何票拟。家眷早已遣返福建，身边只留一两个老仆。他以一种消极的、沉默的、近乎自我放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最后的抗议。
当时，由于皇帝怠政，很多官员无法开展工作，致仕又得不到批准，便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封印而去。左副都御史詹沂就是这样做的，都察院的官员发现堂官不见了，赶紧向皇帝汇报，皇帝生气之余，下令让他“冠带闲住”。李廷机不愿意选择这种方法，他一定要等皇帝的命令。
万历四十年二月，吏部尚书孙丕扬因为长期致仕未得到批准，挂印而去。
李廷机又上疏说，昨天孙丕扬挂印而去，自己当初请求致仕时，孙丕扬都还没有上任。万历帝担心李廷机也学孙丕扬挂印而去，这次终于给予了回应——他派人安慰了李廷机，又派太医来给他看病。
又过了半年，万历四十年十月初二日，在李廷机苦苦哀求了五年多之后，皇帝终于下旨：批准李廷机致仕，加封太子太保，命礼部主事朱懋芳护送其回籍。
这道旨意来得太晚了。他已经七十岁了，在五年的时间里，他写了两百多封辞呈。
当初他入内阁开始写辞呈时，首辅是朱赓；而他的辞呈被批准之时，朱赓已经去世四年了。
李廷机回到福建晋江老家，他在老家又活了四年，于万历四十四年病逝，享年七十有四。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去世的当月，万历皇帝“命有司治葬，赠少保，谥文节”。皇帝在批复他的死讯时，罕见地勤快了一次。
五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明朝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但正是在这种“无关紧要”中，大明帝国的衰亡已经无可挽回。李廷机的困，发生在这个时间点之后的近二十年，是同一个逻辑的更晚期表现。如果说1587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么李廷机的时代就是这个转折之后漫长的下坡路上，一块被碾碎的碎石。
他不是一个改革者，没有试图改变这个体制；他也不是一个叛逆者，没有试图推翻这个体制。他只是一个想退出的人，却发现连退出的权利都不被允许。
李廷机死后，他的同僚叶向高、方从哲等人，继续在内阁中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他们有的比他幸运，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而退休；有的比他不幸，死在任上，连辞职的机会都没有。
但所有人都共享着同一种无力感——面对一个拒绝沟通、拒绝决策、拒绝承担任何责任的皇帝，面对一个撕裂成无数碎片、互相攻讦的朝堂，面对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庞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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